二、青年会的先导作用

除了天主教会外，当时极力反对孔教入宪法的还有创办于19世纪末年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由此这也牵涉到以下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基督教青年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其实，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新青年》也好，他们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能在青年中产生影响？这跟之前基督教青年会提倡的道德教育和打下的读者基础有很大关系。当时中国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自我标榜为“铸造国民之工厂”，对于知识分子尤具诱惑力，会员总数有六万余人，^〔15〕成员“强半为学界中人”——主要是学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众多积极分子均是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因青年会在许多学校均建有支部，直接吸收学生会员，像当时的北京大学即是如此，有许多学生按照省籍分别加入了各省的青年会。^〔16〕

青年会上海总会办有两个杂志——一个是《青年》月刊、一个是《进步》月刊，两刊均颇有名气，发行量广，影响也很大，相当于基督教青年会的机关刊物。旧官僚恽毓鼎即曾订购有《进步》杂志及《东方杂志》，“一岁所费不过五元，而月得各一册阅之，大可知所未知，以解劳闷”。^〔17〕而根据青年会的自述，1912年创刊的《进步》杂志共出版64期，“每回出版或四五千册，或二三千册，约其总数在二十万册以上”。^〔18〕1917年3月，这两个杂志被合并为《青年进步》月刊继续出版，在第1期中，北洋政府要员如黎元洪、王正廷、徐谦等皆曾为该刊撰写祝词，嘉许其以德、智、体三育并进的办会宗旨，以及在培养青年人才方面和为中国的“进步”事业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19〕青年会上海总会更是期待作为全国青年会之机关报的《青年进步》发行后，“雄鸡一声天下白”。^〔20〕

相较之下，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名字同基督教青年会办的《青年》相仿，当不无模仿攀附之意，饶是如此，其影响力仍然有限。后来正是由于青年会的抗议，陈独秀才不得不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21〕

为后世看重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所谓主流论述，包括民主、科学、道德及其派生论述体育、讲求卫生、推行注音字母、反对缠足与早婚等，在《青年进步》及其前身刊物和其他基督教刊物中均常有出现。当然，这些教会刊物关注此类论题的主要意图是借此传教和吸引青年人的注意力。后来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很多青年中坚，像恽代英、舒新城、余家菊等，皆是基督教青年会会员。恽代英曾不断参加青年会的活动，并订阅《青年》《进步》《青年进步》等杂志。恽代英还经常给青年会的这几个杂志投稿，被录用后他觉得这是很大的荣幸，不仅可以拿到一些稿费和免费赠送的杂志、图书券，还有机会参与青年会的活动。而舒新城则受当时长沙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美国牧师饶伯师（Roberts）的帮助和影响尤多：“他那种治事锲而不舍的精神，与待人的诚恳态度……我对他有种不可言喻的崇敬。”^〔22〕

除了发行刊物，基督教青年会每年夏天还会在庐山定期举办夏令营活动，借以吸引来自全国的优秀青年参加——恽代英和舒新城等人就是在一起参加1917年8月的庐山夏令营时认识的。不愿意加入基督教会的恽代英特意于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参加是次夏令营的感受以及对基督教的评价：“连日聚会颇有受益。彼辈虽宗教徒，终不失为善人，嘉言懿行，颇多可观感者。然谓耶教为惟一之真理，吾固不信，此中人亦不能自圆其说。”^〔23〕稍后，恽代英又在现场的“定志会”上表示：“身心均受夏令会之益，凡非基督徒应互相勉励以胜过基督徒。”^〔24〕

此外，基督教青年会还出版有大量新学书籍，舒新城即曾自谓其文字功夫深受谢庐隐（即谢洪赉）的《致今世少年书》影响，而谢氏此书系其发表在《青年》月刊上的“几篇通讯”汇集而成，由基督教青年会于1917年出版，“其中论及的大概为求学处己、待人的诸方面，均系针对青年而发”。^〔25〕舒新城这里表示因为谢的文章“本流利可读，而他又为教会中人，因而对于他更加崇拜，对于《青年》月刊看得特别仔细，对于基督教也发生好感”。^〔26〕不过，舒新城最终并未加入基督教，成为基督徒。

与之相关的，是毛泽东（署名“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27〕该文的独特价值与象征意义为不少后世研究者极力强调。实际上，该文可能是毛泽东受到基督教青年会倡导的德智体三育并进影响的产物，因为在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中，曾把所谓中国古之“三达德”——智仁勇并举，并将之同德智体联系起来发挥：“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亦其身体之弱然尔。”毛泽东认为，个人的德智无论多高，“一旦身不存”，德智将会随之而灭。他又援引古人“卫生”观念，劝诫“德智美矣”的黎锦熙重视体育，“宜勤加运动之功”。紧接着毛又以自己经验来现身说法，向黎锦熙证明讲究体育的好处，其中还征引了三个外国名人讲求体育健身的例子：“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28〕毛泽东这时不但劝黎锦熙注重体育锻炼，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在湖南一师期间，非常重视锻炼身体，积极进行各种体育活动，以此来锻炼自己的意志。^〔29〕

当时《青年》《进步》《青年进步》杂志上倡导体育的论述非常之多。早前青年会更曾在上海发起举办运动会，还筹备创办中国第一次运动会，“首创”“以西方之体育方法，教授华童”，附设有健身房，其余如“华人之第一游泳池、中国第一商业夜校”也是青年会创办的，“中国全国演说会及卫生会俱由青年会发起”。^〔30〕青年会也设立了体育部，“以提倡全国青年体育及运动事宜”。^〔31〕尤注重针对学生成员展开体育工作，要其“注重个人健康，矫正体格上之习惯，竭力提倡体育”。^〔32〕天津青年会还特设有体育专门高等练习班。

除了青年会外，教会学校也非常重视体育，流风所及，北京大学所办的预科也受到影响，“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为此曾引起校长蔡元培的不满，下决心要改变北大预科这种受到教会学校影响偏重体育及英语的特色。^〔33〕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蔡元培不重视这两门课程，而是他还要发展两门之外的高等学术研究。

这时还有专门的英文Physical Culture（《体育》）杂志在发行，其他一些中国人自办的杂志如《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也有谈及体育的论述。像恽代英就受到青年会与上述杂志中刊载的体育论述的影响，自己购阅这些杂志之外，还专门通过伊文思书馆去订购Physical Culture，间或去写作谈体育的文章如《学校体育之研究》在《青年进步》杂志上发表等，^〔34〕并且身体力行去实践有关的理念，“近来体育太不讲究，殊属非是”。^〔35〕

后来湖南黄醒等人也受到时人倡导体育论述的影响，联合湖南教育界的新派青年，于1918年底在长沙创办了一个名叫《体育周报》的杂志，宣传倡导体育事业。^〔36〕该杂志在当时颇有影响，蔡元培曾亲自为之撰写周年祝词，进行表彰和祝贺：

近日得读黄醒先生之《体育周报》，乃举各种工作，而说明其裨益体育之条件；以体育专家而注意及此，其必能为体育界开一新纪元，可无疑也。故值《周报》有周年纪念之举，而敬致欢喜赞叹之忱。^〔37〕

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的脉络里，较为全面地了解当时的情况，或更容易定位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一文的语境、价值与意义。

以上案例，很大程度上可管窥基督教青年会对当时青年群体或隐或显的影响力，如时论对基督教青年会上海总会的评价：“前后二十年，德、智、体三部事业于以大备，会员已达三千人，声誉所播，各界称扬，其渐移默化之力足以影响全沪，亦可为进步之速矣。”^〔38〕无怪乎英美烟公司在为该会募捐所刊登的广告中声称：“青年会为青年人得受良好（教育）唯一之机关，所以有青年会即有好青年，青年与国体有绝大之关系。凡青年人欲强盛国家，不可不使青年会发达……”^〔39〕到了1920年初，青年会计划在天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庆祝在中国立会二十五周年，北洋政府知晓此事后试图敦促英美领事阻止此会的召开，因其认为“青年会之人物多抱危险思想”，“所宣传之思想大不利于现政府”。^〔40〕可惜的是，青年会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介入和影响情况，目前仍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