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接下来,我们要谈论一下陈寅恪在复旦就读时的一些情况。道及陈先生在复旦公学情况的最直接资料,笔者共发现有三处。
先说第一处资料。1906年4月9日起,湖南各处阴雨连绵,湘江泛滥,各地开始遭遇水灾威胁,“百年以内所未有者”。〔38〕基督教会开始呼吁为湖南募捐救灾,并希望报馆宣传水灾情形,再请“开募捐款”。于是包括上海在内的各媒体及商界、慈善界,纷纷在报上刊登声明响应,号召捐款;湖南巡抚、湖南农工商务局、湖南士绅等纷纷致电全国各界,呼吁救援。上海乃至全国各界人士也积极回应,为之捐款,复旦校董曾少卿也是一个积极的募捐组织者。具体捐款情况及湖南灾情报告,《中外日报》都进行了很详细的登录与报道。不过,在这一时期的募捐活动中,热心捐助的人主要是绅商两界及各善堂善会,包括基督教会,学界中人并不很积极,只有尚贤学堂捐了59元,〔39〕其他学界领袖及各学堂并未参与。稍后,办学经费紧张的复旦公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包括陈寅恪在内的复旦师生113人也向湖南水灾进行了捐款,捐款清单亦刊登在《中外日报》的特别广告栏。〔40〕从清单中可以看出,包括叶景莱、于右任、李登辉、张汝楫、林孟沧、陈寅恪、钱智修(经宇)等在内的复旦师生,为湖南水灾捐款108元,其中教务长李登辉捐款最多,为15元,教师叶景莱、张汝楫各2元,林孟沧、于右任、邵力子(仲辉)等1元,陈寅恪、钱智修等学生各1元,金问洙等半元。复旦公学捐款清单在报上刊出后,上海其他学堂如圣约翰书院、南京达材学堂、养正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等也纷纷为湖南水灾捐款,捐款清单同样登录在《中外日报》的“本馆特别广告”栏。
第二处关于陈寅恪的材料,同样是《中外日报》上刊载的一则捐款清单,这次是为1906年年底发生的淮徐海——淮安、徐州、海州(即今连云港、盐城、宿迁一带)水灾捐款。这次,李登辉、周益卿、张汝楫等八位复旦教师各捐助“十一月修金一成”,共130元大洋,庶务长叶景莱捐款12元,林孟沧等各3元,邵力子、金问洙、孙建寅、陈寅恪、钱智修等人各捐一元;复旦师生员工106人,共捐款302元。〔41〕
这两次捐款发生时,正是监督马相伯淡出复旦,〔42〕学校财政处于危难之际,甚至可能已经出现欠薪问题。〔43〕但在叶景莱、林孟沧等一批教师带领下,师生共济危局,亦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以为复旦换取更多外部社会的支持。这两次的水灾捐款,或是证明。这两则捐款清单还可以表明,少年陈寅恪与复旦师生对于复旦校事及社会公益事业也是比较热心的。
第三处材料是陈寅恪在1908年夏考时的一则成绩单。根据复旦大学档案馆藏的《复旦公学考试等第名册》,〔44〕此时陈寅恪、竺可桢、钱智修同在丁班,丁班生共21人。陈的夏考成绩九十四分二,竺为八十六分六,钱为七十七分九,其余18人的成绩分别为,曾宝权九十四分二,〔45〕万培基八十八分九,高丙炎八十五分九,夏传洙八十五分八,刘本初八十一分二,刘伯雄八十分八,任传鹤七十九分三,张兴祖七十七分八,张纪常七十六分六,丁邦藩七十六分三,吴贻榘七十五分五,金镇海七十四分九,张锦诚七十四分八,任传薪六十九分五,沈文六十五分八,施允尧六十四分九,陆敬修六十二分六,苏杰四十分八。
有意思的是,上述这则资料及所谓《复旦校刊》第108期(1984年2月24日)上刊出的陈寅恪、竺可桢的成绩单,都没有说这是他们的毕业成绩,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作者却据此判断陈寅恪“是年(1909),先生以第一名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46〕这样的表述就有点问题了。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复旦公学有第一次毕业生起,到宣统三年(1911),共有四批次毕业生57人,其中没有陈寅恪、竺可桢的名字。而陈寅恪、竺可桢的丁班同学如钱智修、任传鹤、任传薪、万培基、张锦诚、金镇海、高丙炎、夏传洙等,另外还有陆懋功、沈机、朱景宽、李宗棠等没有1908年夏考成绩的丁班同学,他们都属于第四次毕业生,在宣统三年夏毕业,最后共毕业12人。〔47〕综合相关材料可知,陈寅恪其实并没有完成在复旦的学业,而是提前于1909年夏天离开复旦,这也与其所填写“本人简历”相符。因此,在宣统二年(1910)下学期的《江苏省宝山县公立复旦学堂一览表》中,就不会有陈寅恪的名字,却有他的丁班同学钱智修、夏传洙、高丙炎、金镇海、陆懋功、沈机、朱景宽、任传薪、任传鹤、万培基、张锦诚、李宗棠的名字,还有陈坚的名字,他们这届同属于最高级——高等三年级。〔48〕
在当时陈寅恪的先后同学中,颇有知名于世者,除了竺可桢、钱智修、金通尹(1908年夏考成绩为九十八分二)外,著名者还有周越然(之彦),他是1907年夏季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的,〔49〕但1908年这次夏考却没有他的考试成绩,前四届毕业生中也没有他的名字。另外还有梅光迪,他在庚班,考试成绩为八十九分八,是1908年初被复旦录取的。〔50〕梅光迪亦没有完成在复旦的学业,他于1910年即考取留美学生,赴美留学,同时考取者共272名,包括竺可桢、胡适、赵元任、张彭春、胡明复(胡达)等人,还有处在“丙班”的复旦公学学生杨维桢等。〔51〕
在陈寅恪的这些先后同学中,写有回忆曾忆及复旦生活的有竺可桢、周越然、金通尹、朱德高(彦卿)、“戊班”学生薛祐辰等人,其中竺可桢1947年底在参加完原复旦公学教务长暨原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的追悼会后,于回忆中提及陈寅恪:“余至青年会四楼参加复旦同学会发起之李登辉先生追悼会……余在复旦时间甚短,只一年,在第四班。而李先生时为总教习,即教务长,严幾道及夏晋(应为“敬”,引者注)观相继为校长……时在宣统元年、光绪卅四年之交……当时余同班有陈寅恪、钱智修(经宇)、曾昭权,余人已不能记忆。金通尹昆仲似比余等较高一班……”〔52〕结合前文的讨论,可以说,竺可桢这里的回忆基本没有错误。
再据丁班学生的姓名册上的记载,我们可知竺可桢等人的确切字号、年龄、籍贯、曾祖父及祖父父亲名、住址、入校时间等信息:“陈寅恪,十九,江西义宁,伟琳、宝箴、三立,南京中正街,乙巳七月;高丙炎(嵩山),二十四,江苏丹徒,士洪、同庾、汝楫,扬州苏唱街,丙午正月;钱智修(经宇),二十六,浙江嵊县,宏道、谟楷、崇鼎,长乐镇,乙巳七月;竺可桢(烈祖),十九,浙江会稽,宏毅、大冈、嘉祥,东关镇,戊申正月;任传鹤(守梅),二十,江苏震泽,振勋、酉、兰生,同里镇,丁未七月……”〔53〕
复据前引《江苏省宝山县公立复旦学堂一览表》中的各生入学时间说明,我们也可以知道有关各生的入学时间等信息,如钱智修、夏传洙、陈坚三人是“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入堂”,他们应该与陈寅恪是同期入学,高丙炎、金镇海、陆懋功是“三十二年正月入堂”,沈机是“三十三年正月入堂”,朱景宽、任传薪、任传鹤是“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入堂”,万培基、张锦诚、李宗棠更晚,是“三十四年正月入堂”。再据不同时间报上刊载的复旦公学录取新生名单可知,金镇海是1906年8月录取的,〔54〕曾宝权是1907年3月录取的,〔55〕张纪常、朱景宽是1907年8月录取的,〔56〕张锦诚、万培基、苏杰等是1908年2月录取的,〔57〕他们都和陈寅恪同在丁班。这些录取广告同姓名册上的记载,除金镇海的入学时间矛盾待考外,其他并无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