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讨论陈寅恪与复旦公学的关系，必须先要讲陈先生父亲陈三立同复旦公学的关系。谈陈三立同复旦的关系，势必要从陈三立与复旦公学校董熊季廉的关系讲起。

根据陈三立为熊季廉写的墓志铭可知，熊季廉原来只是为罢官居南昌的陈宝箴所赏识，“叹为重器”，以弟子视之。后陈宝箴去世，熊季廉来吊唁，这是熊季廉与陈三立的首次相见，“由是交日密，言议意趣，益符契无间。两人者，交相引重，世亦颇知之”。^〔4〕陈三立对熊季廉评价非常之高，“欲得志高而学勖、识沉而魄毅、砥德业堪世变如君，其人邈未之屡睹也”。^〔5〕大概在1900年秋，熊季廉二十三岁时，熊曾找陈三立商量，决定到上海找严复，“执贽严先生门下”，陈三立特意写诗为之壮行。^〔6〕之后，熊季廉在上海还写信向陈三立通报俄国对东北的侵略，陈三立了解后非常悲愤，又专门写诗志之。^〔7〕

到了上海，熊季廉先给严复写信表达拜师之意，之后又登门造访，求严复收其为弟子。严复见熊季廉“丰采玉暎，言论泉涌”，“灼然知其为非常人也。叩其学，经史而外，历举明张太岳、王船山以对。讲道籀学，相得甚欢”。^〔8〕严复对熊季廉非常欣赏，认为在四五知己之中，“就中爱我最真挚，屈指先数南昌熊”。^〔9〕这时，严复同陈三立虽未谋一面，但应该是在熊季廉的介绍下，开始有了书信往还。^〔10〕1903年，熊季廉“赴会试河南，不第归。浸寻复去，居上海，从严先生游处讲肄”。^〔11〕此后，应该是在严复推荐下，在南昌有过创办乐群学堂经验的熊季廉担任了新创办的复旦公学的校董。

1905年底复旦公学正式开学一学期后，校舍与经费紧张，校董之间亦存在矛盾。恰恰又在阳历年末岁初，复旦校长马相伯奉江督周馥之命，先到南京劝谕学生停止罢课，稍后东渡日本，调停留学生反对取缔规则事，复旦出现一时无人负主要责任的局面。^〔12〕鉴于此，校董袁观澜一度主张暂时停办复旦公学，后经过学生与各方面力争，复旦公学1906年初照常开学运营，并由“学界巨子”熊季廉接手复旦校事，“校务已公请熊季廉先生竭力主持”。^〔13〕

但可惜的是，熊“于正月初四日设席于九华楼，邀请同人集议校务。是晚，未及赴席，而腹痛大作，不图一病不起，竟于三月廿九日晏然长逝矣”。^〔14〕数天后，陈三立看到了熊季廉的绝命书，信中除了提及老母家人，还提到严复与陈三立这两位关系异常亲密的师友，于此可见熊季廉同严复、陈三立的交情。^〔15〕陈三立曾形容熊季廉死后自己的感受：“自君不幸而早死，郁郁谁语？精荒惚若有亡，感天道之茫茫，睨士趋之弥戾，益使余心腐气绝，侘傺颓放，一往而不反。呜呼！其非以君死之故耶？”^〔16〕为此陈三立还写下一首沉痛的七律哀诗《哭季廉》，表达自己的痛苦：“万鬼狰狞巨海隈，真成一夕碎琼瑰。平亭学术归孤坟，侘傺乡闾见此才。听讲只余残月在，寻亲应带怒潮回。遗笺重叠藏尘箧，后有千秋未忍开。”^〔17〕实际上，除了上引文之外，在诗文中，陈三立还曾多次提及或回忆熊季廉。^〔18〕他甚至爱屋及乌，曾一并高看熊季廉之弟熊季贞，称赞其“器业匹难兄”。^〔19〕1906年7月，陈三立见到同回上海休假的严复，“相见枨触，凄凉可知”，^〔20〕愈加思念熊季廉。

而熊季廉的去世，也让复旦公学的经济问题雪上加霜，几乎难以维持。^〔21〕于是，在为熊季廉“用情醲至”的陈三立发起下，^〔22〕包括严复、郑孝胥等与熊季廉关系深厚的热心人士，将复旦校事当作熊季廉未了的志业，开始商讨维持复旦之计。据郑孝胥记载，1906年7月19日晚，严复与郑孝胥、张元济往愚园赴陈三立（伯严）之约，商讨维持复旦公学的事情，复旦学生代表、庶务长叶景莱等也参加了此次会议。^〔23〕经过与会诸人的努力，特别是依赖陈三立的热心奔走，复旦的此次“危业”得以化解，陈三立“为筹维持之术，既资以款，复为之解纷，使龃龉者无，遂至（止）于冲突”。^〔24〕大概正是在陈三立、严复等人的集体努力下，复旦公学获得了一宗物质捐助及三笔金钱资助，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据当时的一则《复旦公学广告》所言，陈三立实际是先替复旦垫款使其度过危机的：

本公学蒙庞青城先生捐助物理、化学仪器十四箱，已照数祗领，敬此鸣谢。本公学因上学期经费稍有不敷，蒙陈伯严先生借垫洋一千元，顷又收到两淮赵渭卿都转筹拨库银二千两；江宁朱菊尊方伯筹拨库银三千两。除分别禀复外，谨登报鸣谢。^〔25〕

后来在陈三立等努力下，复旦公学又获得时任两江总督端方的常年经费支持，从1907年农历正月开始，每月拨款洋两千元，约合银一千四百两。^〔26〕但据叶景莱叔父叶瀚所言，此次复旦所获拨款是“陈三立感景莱等之苦志”，向江督端方请求拨“助校费岁二万金”。^〔27〕不过，很明显，陈三立愿意出手相助复旦，是为了安慰亡友熊季廉，所以先替复旦校方代表叶景莱在端方那里作了疏通，然后再由叶景莱等人提出拨款请求，叶瀚这里有些夸大叶景莱的作用。^〔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