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战”与李弥残部对云南的骚扰活动[5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对抗日益加剧。为了应付冷战的需要，杜鲁门政府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加强美国国家安全体系，先后建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1948年5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乔治·凯南（Georg F.Kennan）提议，为了对苏联开展心理战，美国应当加强在国外进行秘密政治活动的能力。6月18日，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10/2号文件，下令进行对苏“秘密战”活动。该文件指出：“美国政府公开的对外活动必须由不公开的活动来补充。”根据这一文件，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一个从事秘密行动的部门——政策协调局，并且规定该部门的负责人由国务院任命。文件还规定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组成一个秘密的委员会，为该部门的工作提供指导方针。[60]

政策协调局的第一任负责人是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过战略情报局官员，有着丰富的“秘密战”经验。在他的指导下，政策协调局开始在欧洲从事秘密宣传、影响欧洲国家选举的“心理战”等各种活动。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远东地区国际局势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为了扭转在亚洲的失败，加强美国对该地区的影响，1949年初，中央情报局和它下属的政策协调局开始筹划在中国开展新的秘密活动。

美国政府对“秘密行动”的含义有明确规定。NSC-10/2号文件指出：“行动应包括各种有关的不公开活动：宣传、经济战；先发制人的直接行动，包括破坏与反破坏、爆炸和撤退措施；针对敌对国家的颠覆，包括援助地下抵抗组织，及支持自由世界国家中当地的反共分子。”[61]显然，“秘密战”并不局限于宣传战、心理战等“文”的活动，它也包括多种使用暴力的活动。由于欧洲在战后已经形成一条稳定的东西方分界线，并且存在着两大军事集团虎视眈眈、战争一触即发的局面，中央情报局不敢在那里冒险使用武力。但在远东，许多国家动荡不定，局面比较混乱，这种形势为美国进行准军事性质的“秘密战”行动提供了“用武之地”。

一、中情局对华进行“秘密战”的企图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天堑，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已指日可待。此时，为中国抗战和国民党打内战都出过力的美国人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匆匆回到华盛顿，为挽救国民党政权作最后努力。5月3日，陈纳德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就中国问题作证时说“美国正输掉一场太平洋战争”，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终灾难，美国必须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

陈纳德认为，美国政府要改变政策还为时不晚。他说，从穆斯林控制的中国西北各省，经过四川和湖南，直到西南部的云南，“是一片具有强烈自治传统的地区，并且是由决心反共的人所领导着”，在变幻莫测的沙漠和不可逾越的山脉的保护下，这片地区是很容易守住的。陈纳德要求美国派出军事顾问团，为国民党政权采购和供应物资。他还建议把美军顾问配置到连一级部队，负责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和计划。他认为在“适当的”美国援助和支持下，通过提供空中运输和战略支持，这些边缘地区就可以成为开展抵抗活动的有效联合体。[62]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对陈纳德的游说几乎完全没有兴趣，此时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从中国脱身。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Stuart）也认为这一计划是不实际的，“对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价值是可疑的”。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克拉克（Lewis Clark）对局势也有较清醒的认识，他说：“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在西部或西南部支持继续抵抗的努力似乎注定是要失败的。”[63]

但陈纳德的建议也并非无人理会。除了有一批亲蒋的美国议员为之宣传以外，中央情报局对这个计划也颇感兴趣。5月初，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科特（R.Hillenkoetter）将军会晤了陈纳德。不久，国安会政策协调局的负责人威斯纳也与陈纳德接上了关系。威斯纳正想将协调局的活动范围扩大到东亚地区，他不仅详细听取了陈纳德的设想，而且还正式向国务院报告说，他的部门对这一计划很有兴趣。[64]

8月下旬，新任命的协调局远东处处长理查德·斯迪威（Richard Stilwell）上校也会见了陈纳德。战时，斯迪威是战略情报局一个特遣队的成员，他曾经在缅甸服役，对当地情况相当熟悉。他不仅对支持国民党在西部进行抵抗的计划有兴趣，而且也有意利用陈纳德的“民航空运队”作为“秘密战”的工具。此时，陈纳德的“民航空运队”因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已无法维持，他极其希望得到政府的帮助以度过财务危机。10月，威斯纳得到批准向陈纳德的“空运队”提供50万美元的津贴，以此换得了优先使用这支“空运队”飞机的权利。[65]

由于杜鲁门政府的“脱身”政策受到国会保守势力的强烈批评，杜鲁门这时也试图做些事来平息非议。8月底，他指示国务院重新考虑陈纳德的计划。美国军方也有人积极鼓吹在中国进行“秘密战”，苏联在研制原子武器方面所取得的迅速进展，以及中共在军事上的胜利使五角大楼对国际形势的前景甚为忧虑。10月底，国防部有关部门制订了详细的针对中国的“秘密战”计划，并且将它上报总统。[66]然而，国民党的军事失败来得比美国人预料得更快、更彻底。这使得美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开展“秘密战”的计划胎死腹中。但是，中央情报局却没有完全放弃他们的想法。

二、国民党李弥部在滇缅边境开展游击战的策划

当美国人考虑在西南地区进行“秘密战”的同时，面临绝境的国民党人也在拼命寻找出路。

1949年8月，“川陕甘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和国民党十四兵团司令长官宋希濂提出了一个保存国民党军事实力的想法。他们认为，国民党军队应避免在西南地区同解放军决战。相反，在解放军继续南攻的情况下，应将所剩的近百万国民党军队中的有生力量开到滇缅边境去，必要时打败缅军，将部队退至缅泰边界地区。宋希濂等一批中高级军官抗战时曾在滇缅作战，他们相信，在这个地区国民党军队能够站稳脚跟，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67]

这一设想如果付诸实施，中国西南边陲的安全势必遭到一定威胁。但蒋介石于8月24日飞抵重庆并听取胡、宋二人的计划之后，断然否定了这一想法。蒋认为一旦完全放弃大陆地区，国民党政权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地位。因此，他坚持执行以四川为中心，守住大西南的战略计划。[68]蒋想重演抗战时期在重庆困守待变的局面，然而此一时已非彼一时也。

由于意识到国民党军队可能出逃境外，中共中央军委制定了大包围、大迂回的进军大西南的战略。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解放军从川南和贵州西进，围堵驻守四川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卢汉在昆明发动的起义使这些军队南逃云南并出境的退路被封死。仅仅3个月的时间，蒋介石的幻想就彻底破灭了。[69]

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侥幸从昆明脱身，在解放军增援部队到来前，他慌忙带领该部向滇南撤退。李是云南腾冲人，对云南的风土人情自然熟悉。此时，蒋介石已委任他为云南省主席。在到达蒙自、个旧一带后，李弥急忙会见当地的县长土司，拉拢有势力的地主恶霸，组织反共自卫军，似有长期盘踞此处进行顽抗的意图。[70]

1950年1月，蒋介石将龟缩于滇南的李弥、“陆军司令部”参谋长汤尧、国民党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等人用飞机接到台湾，商讨下一步计划。当时蒋介石对于这些军队的作用已不是太看重。他曾问李弥是愿意留在云南还是退到台湾。李弥表示，自己“熟悉云南情况，愿意留在云南，建立游击基地”。1月14日李弥回到蒙自，当天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宣布今后行动计划。他的第一步棋是在蒙自一带补充力量，以逸待劳，准备反攻。第二步，如蒙自不守，则退过元江，利用元江天险进行防守。李弥的第三步棋是，如果元江失守就退往滇缅边境的南峤、车里、沸海一带。他认为在这个三角地区，进可以威胁昆明、百色甚至重庆，退则可以保住军队不被歼灭。15日，李和顾祝同一起飞往西昌同胡宗南会面，约定第二天就返回蒙自。[71]

但是，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所属的十三军此时已奉命由桂入滇，经14天急行军2000里，于1月14日悄然到达蒙自城外，16日晨以突袭攻下蒙自。国民党二十六军未及运往台湾的一部被歼灭，第八军仓皇西逃，但几天后也被消灭在元江一带。只有1700多人逃入了缅甸境内。16日李弥的飞机已无法在蒙自降落。在空中他看到的只有四散败逃的士兵，无奈之中只得飞回台湾复命。[72]

要不是朝鲜战争爆发，李弥的历史角色本来已经演完了。

三、美国对李弥残部的利用

1950年初，杜鲁门曾公开表示美国不准备使用武力干预台湾局势。但是，华盛顿也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对新中国采取更加敌对的方针。5月25日，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同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一起探讨了在已定政策的范围内援助国民党的可能性。他们认为，美国应加强秘密活动，并决定用1949年对外援助法303条款中规定的钱支付这笔开支。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央情报局立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28日，他们出资100万美元购下陈纳德等人的“民航空运队”，使之成为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运输工具。在此之前，他们在台湾已经开办了一家名为“西方实业公司”的掩护机构，负责对中国大陆进行情报工作，并通过香港向内地的国民党残余力量提供援助。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的秘密活动以更大的规模进行，当年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缅印战区工作过的一批人，被中央情报局调到台北、曼谷等地担任负责人，充实这一地区的情报和“秘密战”力量。[73]

蒋介石当然也把朝鲜战争看成自己命运的转折点。当时逃入印度支那的2万多国民党军队已被法国当局解除了武装，因此，逃入缅甸的那些国民党残部便有了新的作用。由于缺少粮食和供应，国民党残部在进入缅甸境内后不得不继续南移，到泰缅边界地区活动。他们凭借武力，拒绝缅甸政府解除武装的要求，并且通过各种方法，将队伍扩充到4000人左右。

缅甸政府在1949年12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两国关系开始时较为冷淡。朝鲜战争爆发后，缅方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6月底，缅甸总理吴努通过印度总理尼赫鲁传话给中国，要求中国不要出兵缅甸，给缅甸政府时间来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同时，吴努还根据尼赫鲁的建议，要求美国出面干预，说服蒋介石同意解除在缅军队的武装。7月7日，腊斯克召见了国民党当局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要求台湾让这些军队向缅甸投降，并保证他们能得到良好待遇。[74]

中国政府在6月底通知缅甸驻华代办，解放军不会进入缅甸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装，但也要求缅方尽快采取措施解除这支军队的武装，并对其进行扣留。尽管缅甸政府公开表示它有能力做到这些，但吴努私下对尼赫鲁承认，国民党残部持“好战态度”，而且“表现得就好像是一支占领军”。7月下旬，1000多名缅军同国民党残部发生战斗。缅甸不得不再次要求美国干预。

7月28日，国务卿艾奇逊告诉台湾当局，逃入缅甸的部队在军事上是没有用的，他们只会给中共提供可乘之机，而且还削弱了缅甸政府对付缅共的力量。他指出，缅甸政府的稳定将受到影响，它已准备向联合国呼吁，那样会使国民党当局的处境相当难堪；杜鲁门政府此时正准备在朝鲜进行反攻，因此，在缅甸问题上它希望避免“刺激”中国，防止中国加入朝鲜战争。

在艾奇逊的要求下，国民党当局于8月12日宣布，它已经发出了紧急命令，让这支军队在14日前离开缅甸。但是这只是台湾玩的一场把戏。蒋介石正在准备利用这支军队在滇缅边境开展游击战，为他反攻大陆的行动作配合。8月，他命令李弥去缅甸重新指挥这支军队。据缅甸政府的情报，李弥残部在8月下旬越过了泰缅边界，进入泰国清迈府一带，在持亲美反共政策的泰国政府的帮助下，李弥残部非但没有被解除武装，反而建立了较稳固的后方基地。[75]

此时，美国对国民党逃缅部队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9月，美国“共同防御援助计划考察团”到达东南亚活动。该团成员、国防部特别行动处的厄斯金（Graves Erskine）将军在曼谷会见了李弥。他向李弥详细了解其部队的实力和装备情况，而且询问他“能否打败缅甸军队”。厄斯金对李弥说，他回华盛顿后将会探讨帮助李弥的可能性。显然，在美军于仁川登陆成功后，军方意识到，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增加了，所以它又在重新考虑如何发挥李弥残部的作用。[76]

1951年初，在美军遭受志愿军沉重打击的情况下，杜鲁门政府再次讨论了向李弥提供援助的问题。此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已通过了NSC-101号文件，要求采取更有力的秘密行动以援助反共游击力量。援助李弥的新计划正是在这一文件指导下形成的。这一计划具有两个目的，一是计划在缅甸形成一条秘密的第二战线，以游击战牵制和分散中国军队的兵力，减轻在朝鲜战场上对美军的压力，二是希望由此挑动中国对缅甸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迫使采取中立政策的缅甸转向西方寻求保护。这里，美国着眼的还不仅是缅甸，它还希望其他中立国家也转向西方，从而在政治上使中国陷于孤立。[77]

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W.B.Smith）将军并不赞成这个计划，他认为中国有充足的部队，拟议中的行动不会达到目的。但在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杜鲁门总统否定了史密斯的看法，并坚持由中央情报局执行这一计划。杜鲁门还下令要对这个计划绝对保密，甚至对美国驻缅甸大使也要封锁消息。[78]

四、美台的“秘密战”行动及其曝光

1951年2月，中央情报局开始执行这一代号为“作业行动”的秘密计划。根据后来升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的回忆，这是当时美国发动的最大规模的“秘密战”行动，该行动的方案同陈纳德过去的设想有相似之处，即通过美国的空中补给，使李弥残部获得进行游击战的能力。此时“民航空运队”已更名为“民航运输公司”，仍由陈纳德担任董事长。2月7日，该公司3架C-46和C-47大型运输机飞抵冲绳岛。在中央情报局的武器仓库中装满了各种军用品后，飞机便直飞泰国首都曼谷。

中央情报局在曼谷也设有一个进行“秘密战”的机构，公开名称叫“海上供应公司”，负责人是朱斯特（Sherman Joost）。运抵曼谷的美国武器就由朱斯特交给李弥。据李弥说，他于1951年3月得到了第一批美国武器。一架“民航运输公司”飞机在泰国清迈附近空投了900支枪和弹药，以及4台收发报机。泰国警察总监在两位美国军官的陪同下在泰缅边界向他交付了这些物资。[79]

此后，“民航运输公司”的飞机定期从远东中央情报局的基地把物资运到曼谷，再由另一架飞机把东西运到李弥的基地。这一时期中央情报局还从台湾地区运去了约700名经过其训练的国民党军官，以增加李弥残部的战斗力。

1951年4月，李弥率部离开他在缅泰边境地区的基地孟萨，开始了第一次回窜云南的军事行动。在中央情报局飞机的沿途空投补给下，这支叫“云南反共救国军”的队伍悄悄地向北移动，随行的还有两名中央情报局的顾问。5月初，他们兵分两路进入云南，一个月后，这支队伍就被解放军驻滇部队击退。6月下旬，李弥的另一支部队在吕国铨的指挥下再次进入云南。从6月24日到7月15日，中央情报局飞机为他们进行了5次空投补给。该部曾一度占据过沧源、孟连，但受到解放军沉重打击后也不得不逃回缅甸。

李弥残部进入云南后，即与一些尚未肃清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土匪恶霸势力勾结联络，并四处强抓壮丁，以致在撤退时队伍一度膨胀到3万人。但由于缺少补给，后来这些人大部分又逃散了。到1952年夏，李弥在缅甸将他的部队重新扩充到了1.2万人。在这一年里，他们曾多次小规模地进入过云南，但结果总是败逃出境。此后，李弥残部已不能再对国内开展较大规模的骚扰活动。[80]

1951年夏，中央情报局没有标志的大型飞机在西贡、曼谷的频繁起降引起了敏感的记者的注意。美联社记者西摩·托平（Seymour Topping）通过到泰国和缅甸的跟踪调查，大致搞清楚了中情局援助李弥残部的来龙去脉。为了避开缅甸政府的新闻封锁，托平从新加坡发出了这一消息。托平说，他的电讯“在全世界激起了同情缅甸人的抗议大合唱，但是没有实际的效果”。不过托平并不知道，他的消息在中央情报局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局长史密斯为这个绝密行动被揭露大发雷霆，并当场解除了该行动负责人的职务。此人大约就是政策协调局远东处的处长斯迪威上校。[81]

对于美国卷入国民党残部在缅甸的军事活动的报道，美国政府当然矢口否认。一度也被蒙在鼓里的美国驻缅大使戴维·凯（David Key）在8月15日向国务院报告说：“这场冒险使我们在得到缅甸人的好感及信任方面付出了沉重代价，缅甸政府清楚地知道美国人参加了国民党的行动，这对我们同缅甸的关系构成了严重的障碍，这个事实对我们这儿所有的人都再清楚不过了。”这位大使强调说，美国的否认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缅甸政府一直收到来自边境地区的各种情报。他要求国务院尽一切努力制止美国进一步参与这个行动。

但戴维·凯的顶头上司、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是国务院最热心支持这场“秘密战”的人。这位曾经在中缅印战场司令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参谋部工作过的高级官员要求戴维·凯坚决否认美国与此事有牵连。结果，这位美国大使只能以辞职来对该政策表示抗议。[82]

1951年夏季行动的失败，以及媒体对美国政府卷入此事的揭露并未使中央情报局放弃这个“秘密战”计划。9月，中央情报局答应李弥，每月向他提供7.5万美元的援助，并指示他“潜伏下来，进行训练”。直到1952年秋，中央情报局仍在为李弥残部空投物资，并派遣专家去孟萨，准备修建一条飞机跑道。

1952年初李弥回到台湾。美驻台武官包瑞德（D.Barrett）上校要他回曼谷去，并为他提供了飞机。在途经菲律宾克拉克美国空军基地时，李弥同美军少将、当年在缅甸担任特种部队司令的弗兰克·梅里尔（Frank Merrill）进行了会谈。梅里尔向他提出了向云南推进、进入越南红河三角洲，或者留在原地不动这样三种选择。李弥表示他愿意留在缅甸。3月，李弥又飞到日本东京同梅里尔进行第二次会谈。梅里尔赞扬他利用克伦族人进行反共活动，并试探他是否愿把军队“转移到台湾或者去进攻海南岛”。李弥说，这种问题梅里尔应去台湾同蒋介石本人讨论。梅里尔台湾之行的结果是李弥残部仍然留在缅甸。[83]

这段时期美国同李弥的联系表明，美国同蒋介石在如何利用李弥残部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中央情报局意识到，李弥对云南的袭击对朝鲜战争根本没有产生影响，因此他们想诱使他摆脱蒋介石的控制，直接听命于中央情报局，为美国的远东政策服务。但蒋既不想放弃在缅甸的活动，更不会让美国人达到控制李弥的目的。

1951年秋，由于缅甸政府容忍李弥残部的活动，中国政府不得不开展外交攻势。11月，中国报刊报道，美国第七舰队正在把国民党军队运往泰国，准备进一步侵扰中国南部边境地区。1952年1月，苏联外长维辛斯基（Andrei Vishinsky）在联大第一委员会指出，美国正把国民党军队运入泰、缅两国，准备入侵中华人民共和国。缅甸原来对国民党军队的活动一直保持沉默，不愿让新闻界报道此类消息，因为那样既会得罪美国，又可能引起中国的军事反应。中苏两国的行动实际上正式地揭开了此事的盖子。

缅甸政府既无力解除李弥残部的武装，同时也担心中国会采取军事行动。因此它不得不向美国施加压力。1月初，缅甸副外长吴觉迎召见美国代办亨利·戴（Henry Day），他指出一支900人的国民党军队新近抵达缅甸，武器和装备的偷运还在继续。他说国民党军队还抢劫了附近的农村，因此缅甸不得不紧急考虑把此事提交联合国讨论。实际上，缅甸政府也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84]

1952年初，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新的东南亚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应使缅甸意识到中国“扩张的威胁”，并同西方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显然，美国仍希望使缅甸放弃中立政策。而美驻缅代表亨利·戴指出，缅甸人极不愿意让其国土成为外国军队的战场。如果美国不打算派军队到缅甸，也不打算预先对缅甸的独立予以“保证”，美国就应当现实地承认缅甸的这种立场，况且这种中立态度对美国也未必没有好处。亨利·戴还指出，如果美国要求缅甸放弃中立，他们更不会相信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会真诚帮助缅甸。[85]戴的这些话揭示了美国政策中的矛盾，杜鲁门政府虽然想让缅甸政府放弃中立，加入西方阵营，但是它又不愿在军事上承担保卫缅甸的义务。

五、中情局的军事与政治失败

1952年秋，李弥残部和缅甸政府军发生了大规模冲突，他们还抢劫当地百姓，占领地方政府机关和税务局。此外，他们种植并贩卖鸦片以弥补开支，这些行为对缅甸主权和安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10月，缅甸外交部长访问北京后，缅方对李弥残部的态度更加坚定。美国新任驻缅大使西博尔德（William Sebald）报告国务院说，缅甸人普遍相信，只要美国人乐意，国民党军队就能够在缅甸待下去。他认为美国继续否认此事只会引起适得其反的后果，“只有完全了结这一问题”，才能消除美国在东南亚面临的不利因素。[86]

差不多同一时间，新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翰·阿利森（John Allison）访问台湾。阿利森对蒋介石说，不论李弥部队过去有多少价值，现在它已成了反共事业中的不利因素。他要求蒋考虑撤出这支部队。但美国的要求遭到蒋介石拒绝，他反而要求美国继续为李弥提供援助。11月，阿利森向其上司提交了一个备忘录，指出李弥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完全不成功，这支军队已对美缅关系造成了严重损害。阿利森要求授权他同中央情报局商谈此事，说服情报部门同意将李弥残部撤出缅甸。11月下旬，中央情报局接受了撤退计划。[87]

1953年，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也要求李弥撤出缅甸。杜勒斯（John Dulles）逐条反驳了国民党让李弥留在缅甸的理由，并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3月6日，转任副国务卿的原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召见国民党“大使”顾维钧说，美国过去认为李弥及其部队可以通过占领中国大陆的某些部分对自由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但他的部队遭到中共打击以后，一直未能采取任何使中共重视的有效行动。史密斯说，缅甸已准备将此事交联合国讨论，那样不仅会使台湾难以为自己辩护，而且“也会使美国陷于困境”。[88]

史密斯的话清楚地表明，美国利用李弥残部对中国进行的“秘密战”已完全陷于失败。但蒋仍然不愿意撤出缅甸。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亲自向到白宫做客的宋美龄提出此事。宋美龄此次访美是要了解共和党对华新政策，并为台湾争取更多援助。为了避免因小失大，宋美龄表示国民党已原则上接受了撤出建议，以后可就此事进行具体协商。[89]

但为时已晚。3月16日缅甸政府通知美国大使，它将正式把国民党军队的问题提交联合国。缅甸还决定不再接受美国援助，理由是美国对李弥残部滞留缅甸未加阻止。美缅关系降到了最低点。

17日，缅甸政府正式把国民党军队“入侵”问题提交联合国。由于美国利用它在联合国的影响进行外交活动，联大第一委员会于4月23日以58票赞成、零票反对、两票弃权通过了一项“淡化”这一问题的决议，该决议谴责“外来军队出现”在缅甸的敌对行动以及他们对缅甸的敌对行动，并对缅甸的局势表示遗憾。决议指出，必须解除这些军队的武装，并要他们接受拘留或立刻离开缅甸。决议还敦促各国尊重缅甸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90]

5月，缅、泰、美及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安排下组成了一个四方委员会，讨论李弥残部的撤出问题。“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央情报局的“民用航空公司”在11月把第一批国民党部队运回台湾。美国纳税人又为每个撤出者提供了128美元的机票费用。到1954年夏，美国飞机从缅甸总共撤出国民党军人5583人，家属1040人。[91]

然而，中央情报局为李弥残部提供的大量武器却没有交给任何一方。一些不愿离开缅甸的国民党残部仍然同台湾保持着一定联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继续对中缅两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他们还把缅泰边境地区变成生产和贩卖毒品的“金三角”，这一点恐怕也是当初策划“秘密战”的人所料想不到的。

总之，利用李弥残部进行“秘密战”是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和支持的，它是杜鲁门政府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必然发展。当时美国社会弥漫着强烈的反华情绪，这使得通晓东南亚事务的美国情报和军事官员完全错误地估计了李弥残部的能量。这个失败的“秘密战”行动非但没有对中国的安全构成重大挑战，反而使美国同缅甸的关系受到损害。它暴露了美国对中立国家政策的虚伪性，使这一时期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地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