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替代法国——美国滑入越南泥潭的关键一步[35]
1954年5月初，奠边府战役终于结束了，这场战斗的结果不仅是法国殖民当局的失败，而且也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新制定的印度支那政策的失败。面对法军失败的局面，美国政府从3月到5月一直在酝酿讨论用美军对印支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但由于种种原因艾森豪威尔政府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一企图。与此同时，美国在外交上也遭受了挫败，尽管美国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5月还是取得了突破，并在7月下旬签订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
艾森豪威尔政府虽然被迫放弃了军事干涉的企图，但是它并不打算放弃对印支事务的干预。美国已经把东南亚看作亚洲“冷战”的关键地区，并把越南作为考验其亚洲政策的试验场。8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局在NSC-5429/2号文件中指出，由日内瓦协议所标志的共产党在印度支那的成功，“危害了美国在远东的安全利益，增加了共产党在那里的力量”。这个文件认为，不管南越、老挝及柬埔寨未来命运如何，共产党已经在越南得到了一个“前进基地”。而美国威望的损失，将在亚洲引起人们对美国领导地位及能力的进一步怀疑。文件认为美国的威望已不可避免地同东南亚以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因此“美国必须在东南亚采取新的主动，以保护它在远东的地位，并恢复其威望”，艾森豪威尔政府不甘心这场失败，决心反扑的心情已经跃然纸上了。[36]
一、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新目标
早在1954年6月下旬，国务卿杜勒斯就对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出，美国没有受到法国殖民主义的“玷污”，因此它能够尽快在东南亚“拯救”一些地区，特别是在印度支那南部。一是建立一条军事上“不许敌人跨越的线”；二是要防止共产党在内部和暗中进行颠覆。他认为第二个问题是个更为严重的问题。[37]从7月至9月初，美国没有费太大的劲就组织了东南亚条约，把越南南方、柬埔寨及老挝也包括在条约参加国可能做出反应的范围内，从而“画出”了一条军事上的“线”。剩下的事就是如何对付“颠覆”了。
1954年8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局在其东南亚政策进展报告中这样分析美国面临的困难和要采取的措施。首先，“法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处于印度支那局势之中，如果他们留下不走的话，同他们的工作关系必须根据新的形势调整。即使这样，从前的殖民主义玷污还会带来新的困难”。在执行局看来，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面临的头等问题是法国造成的种种麻烦。美国在那儿将不会像过去那样，依靠法国来推行它的政策。法国的势力已经渐渐地成为美国的障碍。其次，该报告认为，在南越共产党的“渗透”将很严重，在老挝和柬埔寨情况也会这样，“这一问题将因为停火协议的有关条款而更加严重”。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日内瓦协议的不满和怀疑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清楚。第三，该报告分析说，不管日内瓦的解决方案会导致东南亚的进一步“失败”，或者是为西方在东南亚“成功地反对共产主义扩张提供机会”，在最近的将来，“美国对印支三国的政策和行动将有重要的影响”。执行局的报告认为，美国不会受日内瓦协议的束缚。而且，艾森豪威尔府将利用协议带来的“机会”，实现它在东南亚维护和扩大其利益和影响的目标。[38]从执行局的报告看，艾森豪威尔政府既要对付越南共产党，也要对付法国。对美国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法国还是一个更加麻烦的问题。
在6月17日举行的一次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曾经恼怒地说，他已做出结论，“印度支那当地人民把这件事看成是一场殖民战争”。艾森豪威尔并不是真心要总结经验，他更多的是为美国洗刷此次印支战争失败的责任。但杜勒斯考虑的是未来，他接着总统的话说，“他已经对这个问题思考了一遍又一遍，最好还是让法国人完全从印度支那撤走”，然后再“从根本上重建”这一地区。7月下旬，杜勒斯再次宣扬他的这一观点。他说，在越南可预见的真正危险主要不是来自“共产党的公开军事战略”，而是某种形式的颠覆和解体。杜勒斯说：“从这点看，我宁愿看见法国从印度支那完全撤走，这样可以允许美国直接同这些国家的当地领导人一起工作。”[39]在杜勒斯看来，印支问题的前途同法国人的撤军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后者还是前者成功的条件。不管这种联系是否合乎逻辑，艾森豪威尔政府要挤走法国，由美国取而代之的想法似乎已经成熟。
面对美国人流露出来的排挤倾向，法国官员采取了一种低姿态。他们口口声声地表示，法国不会长期留在印度支那，法国愿意撤走它的远征军。8月初，法国驻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埃利将军对美国外交官说，如果美国希望法国退出的话，“请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愿意退出”。他还说，当不再需要法国军队时，“美国可以提出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我们必须离开的日期，我们将很高兴地离开”。一方愿意取而代之，另一方又心甘情愿要走，看起来双方可以密切配合。但实际上，问题远不如表面看来这么简单。[40]法国在印度支那有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利益。因此法国有关利益集团并不想一走了之，把这些利益拱手让给美国。如果有可能影响局势发展的话，法国人还是很想以某种方式留下来，至少以某种方式维护其利益不受太大的损失。作为日内瓦协议的签字一方，他们也想当然地认为，这一协议为他们继续留在印度支那提供了一种机会。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法国在自己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想利用美国援助，以便在印支地区实行某种“间接控制”。[41]为了这一目的，法国不仅想加紧控制南越伪政权，还试图同北越方面打交道。
日内瓦协议签字后，法国同越南北方的关系有所改善，法国在河内驻有外交代表，双方频繁接触。显然，法国希望以此影响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政策，维护自身在北方的经济与文化利益。美国认为，法国的这种方针是“脚踩两只船”。杜勒斯在9月指出，法国人可能在实行一种和胡志明“做交易”的政策，法国也许认为，如果南越政权垮台，由北方接管南方，这种局面对法国“也不太坏”。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法国的这种怀疑也是美国要取代法国的原因之一。杜勒斯认为，如果法国的这种政策占了上风，美国就没有理由继续在印支支持法国。美国人对法国驻河内的首席外交代表圣特尼的活动十分不安，一再向法方追问其使命的目的，试图尽可能地迫使法国放弃与河内改善关系的计划。[42]
11月，美国驻法大使狄龙向国务院报告了法国对越政策的基本倾向。狄龙指出，法国可能在东西方关系的大层面上来处理越南问题。法国将根据日内瓦协议的规定，考虑接受1956年越南统一选举，法国的政策趋向是最终使越南南北之间的关系缓和。狄龙分析说，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西斯把“和平共处”看作一种可以探索的可能性，希望实现越南的和平统一。对于法国的这一方针，狄龙认为，苏联和中国将非常乐意地给予鼓励，因为这种政策可能使越南产生一个具有较小的共产主义倾向的政权，或者是一个尼赫鲁式的中立政权。狄龙向华盛顿报告说，法国担心如果阻止1956年的统一选举，共产党可能会对南方发动军事进攻。因此法国想有一个独立于共产党集团之外、由越盟（越南劳动党领导的统一阵线组织）控制的政权，该政权至少对西方保持中立。法国还希望美国能支持驻河内的外交官圣特尼的一个观点，即减少胡志明政权对中国的依赖，使北越更接近西方。法国认为这是在亚洲避免军事对抗的唯一道路。狄龙最后告诫说，美国如果指望法国会实行一种使它自己被卷入“远东地区最终的军事摊牌”的政策，那将是不现实的。如果美国决心要让南越留在西方一边，那么这一“负担将落在美国身上”。[43]
狄龙的报告实际上非常清楚地勾画出了法国在印度支那政策上的不同方针，表明了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美法两国在东亚政策上的深刻分歧，狄龙这份分析透彻的报告加强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取代法国的决心。1954年秋季，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在制定新的东亚政策，美国在这一地区同中国进行“共处”的方针已经被排除掉了。为了确保对东南亚这一富饶而又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的影响与控制，美国这时已经决定“要让南越留在西方一边”，艾森豪威尔政府此时并不担心这个“负担”过重。总之，美国既不会允许这一地区出现“和平共处”或中立主义的局面，更不会允许南越或东南亚被“颠覆”和被“共产主义扩张所淹没”。同样，美国也不会允许法国继续在印度支那地区妨碍美国扩大其势力和影响。这些因素构成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取代法国，试图独自控制印度支那及东南亚的原因。
然而，法国马上撤出就符合美国的利益吗？答案也是否定的。印度支那停战之后，法国在南方还有十几万军队，按照西方的标准，这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由于实行优先发展战略核力量，注重长期竞争能力的“新面貌”战略，美国地面部队和常规力量正在进行削减。因此美国政府不打算，也不可能向印支地区派遣军队以代替法国部队。美国指望通过援助使南越军队迅速发展，并能最终独自担任作战行动。但要使南越军队具有战斗力则需要时间，在过渡时期法军过早撤走只会造成“力量真空”，美国当然不想冒这种风险。因此杜勒斯在8月中旬指出，在建立一支新的南越军队之前，“要求法国军队从自由越南撤走将会带来军事上的灾难”。[44]过早地赶走法国殖民当局的行政官员，也是危险的，因为刚刚上台的吴庭艳政府既缺乏政治基础也没有行政管理的经验，这样做只会使南越政权的控制能力进一步下降。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希望使法国逐渐地、分阶段地退出南越地区。美法双方在印度支那的方针表明，此时他们既有相互利用的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相互排挤和争夺，这便是美法两国在印度支那关系的实质。
二、围绕吴庭艳去留问题的美法冲突
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排挤、取代法国的政策，在争夺对南越政权的控制，尤其是在决定吴庭艳政权的去留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吴庭艳出身于越南北方一个官僚家庭，其父是法国殖民当局的一位高层官员，吴庭艳虽然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但也是天主教徒。他曾在法国人办的学校里读过书，20世纪30年代一度担任过傀儡皇帝保大的内政部长，因为同法国人意见不合挂冠而去。日本侵略军占领印度支那后，吴曾经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过一段时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他同“越盟”也曾有联系。40年代后半期，吴庭艳在美法两国活动，结识了美国的一些上层人物。1954年6月，法军在印度支那败势已定，美国的影响正逐渐扩大，保大此时突然任命与美国有一定政治联系的吴庭艳担任总理。[45]
法国人一开始就对吴庭艳不满意，吴没有国内政治基础，且反法情绪十分强烈。法国高级专员埃利将军多次抱怨吴庭艳政权没有效率，而且只代表着“零”。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吴庭艳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在8月24日的一次报告中，中央情报局称赞吴庭艳是“不妥协的道德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反抗者”。他的个人品质是“不可败坏”的。中央情报局指出，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品质就不能成为领导越南的未来领袖。尽管这样，中央情报局也无法否认，吴庭艳的政府是由一批“他认为可以信赖的亲戚朋友组成的”。但是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又认为，吴庭艳是否得到公众的支持是不能由法国人来判断的，因为法国不可能同民族主义者真诚合作。中央情报局其实并不在乎吴到底有没有公众的支持，在他们看来只要法国不反对吴庭艳，这个政权就可以维持下去，但是“法国在积极地挖吴庭艳的墙角”，这种态度使中央情报局感到恼火。[46]
吴庭艳是个极其敌视法国的人，这一点连美国驻西贡大使希斯都没有否认。希斯说吴是一个“盲目仇视法国的人”，法国当然不能容忍这样一个人担任南越总理，更何况吴庭艳政府的情况的确是十分糟糕的。因此法国再三要求美国同意换掉吴庭艳，另寻总理人选。9月初法国的印支联系国国务部长拉坎伯尔同杜勒斯会谈时说，吴庭艳不能得到控制社会基层的南越教派力量的支持。如果这样下去，到1956年举行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全越选举时，南越政权的前途将十分危险。拉坎伯尔要求美国支持法国的意见，让吴早日下台。法国显然希望有一个亲法的南越政府，至少也要换一个不反法的政府，否则法国在南越是不可能长久留下去的。但杜勒斯表示吴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现在没有人可以替换他，几句话就把法国人挡了回去。9月中旬，吴庭艳同南越军队参谋长阮文馨将军发生了权力斗争。这场权力斗争引起的政治危机持续了两个多月，由于有法国的幕后支持，阮文馨态度十分强硬。[47]
美国当然不会允许吴庭艳被亲法的势力赶下台去。在华盛顿有着支持吴的强大政治力量。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有重大影响的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在访问南越后，写信给杜勒斯说，南越政治危机的真正的原因是，吴庭艳坚持要组织一个没有腐败，能取得真正民族独立和进行内部改良的政府。而吴庭艳只有放弃这些目标才能使其政治对手感到满意。曼斯菲尔德认为，如果吴庭艳下台，取代他的将是一个“无限期依赖法国支持”的政府。10月曼斯菲尔德告诉他的国会同僚说，美国别无选择，只有继续支持吴庭艳，否则只会导致共产党接管南越。他还建议说，如果吴庭艳被赶下台，美国就应立即冻结对南越和法国军队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军方也要求政府继续支持吴庭艳，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上将对政府迟迟不能解决吴阮两人的冲突十分不满，杜勒斯和国务院也坚定地支持吴庭艳，他们利用一切手段迫使法国人同意再给吴庭艳“机会”。杜勒斯还将立场“太接近法国人”的驻西贡大使希斯调离南越，去重要性较低的老挝任职。杜勒斯还建议艾森豪威尔以写信给吴的方式，公开表示美国对他个人的支持。吴庭艳上台没有多久，但其政府的腐败无能已经充分显示出来，是什么原因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如此不愿舍弃吴庭艳呢？杜勒斯在9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吴庭艳“不是一个完人。但至少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并且主要是在美国的影响下”。民族主义在这里其实只是反法的代用词，既反法又亲美，有了这两条，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吴庭艳就非常满意了。[48]
冻结援助当然是美国压法国让步的王牌。在美国的坚持下，法国只有让步。11月法国总戴斯—弗朗西斯访问华盛顿，经过一番争论，美方也做了一些表面的妥协。法国同意继续支持吴庭艳干下去，并同意让阮文馨离开南越。美国也宣称继续支持法国，并假惺惺地声明“替代法国不是美国的目的”。双方还表示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减少同法国的摩擦，并对南越的政治前景做出更权威和更准确的判断，艾森豪威尔决定派遣深得他本人器重的前陆军参谋长詹姆斯·科林斯将军去西贡担任大使，并统一指挥协调美国在西贡的所有派出机构。科林斯在1954年12月到达西贡，美法之间的冲突一度有所缓和。[49]
法国此时虽然同意支持吴庭艳干下去，但他们并不对吴抱什么幻想。问题是科林斯将军在到达西贡后不久也开始怀疑吴庭艳的能力。12月初，科林斯向国务院指出，吴庭艳的软弱无能在继续发展而不是有所改进。尽管科林斯声明他还是对吴抱有希望，但他也提到，“也许已接近考虑替换吴庭艳的时候了”。12月13日，科林斯的倾向性更加明显。他指出如果放弃吴庭艳，美国可能因为曾经公开支持他而感到尴尬，但是这与“丢失”南越造成的冲击相比，这种尴尬是微不足道的。科林斯说他对吴庭艳的“成功机会有沉重的忧虑”。科林斯的这份电报由杜勒斯转给了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过目。但曼斯菲尔德认为应当继续支持吴庭艳，他提出应让吴庭艳对美国采取更“合作”的态度。国务院又把曼斯菲尔德的看法转告了科林斯，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究竟是表明曼斯菲尔德在对越政策上有极大的重要性，还是国务院试图借这位参议员的观点来影响科林斯呢？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杜勒斯和美国国务院并不赞同科林斯的观点。[50]
1955年2月，法国不得不停止向教派势力提供财政津贴。教派势力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他们希望能分享吴庭艳政府的财政收入，并扩大自身权力。这一要求立即被吴拒绝。于是教派势力同吴庭艳政权的矛盾激化了。3月1日平川派联合和好派、高台教发表了一个联合宣言，宣布成立一个名为“民族主义联合阵线”的政治组织，并提出许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要求。他们限吴庭艳在3月25日之前满足这些要求，否则就必须下台。西贡政局又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属于这些教派的8名政府部长纷纷以辞职来要挟吴庭艳。法国提出让保大回国调解纠纷，实际上希望通过保大来影响局势的发展，最后就连得到美国人支持的国防和外交两部的部长也提出了辞呈。面对这种混乱局面，科林斯不得不向华盛顿指出，吴庭艳政权中只剩下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实际上他“几乎是完全孤立的”。对吴庭艳政权已经绝望的科林斯在3月31日正式提出“替换”吴庭艳的建议。但华盛顿并不认为形势已如此严重。4月1日杜勒斯会见了曼斯菲尔德。这位参议员说科林斯提出的几种“替换”方案“比保留吴庭艳的方案都更糟糕”。曼斯菲尔德坚持说，推翻吴可能会引起南越内战，胡志明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夺得整个越南。国务院的官员则怀疑，法国在幕后支持教派势力和保大向吴庭艳施加压力，尽管他们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一点。[51]
但科林斯坚持自己的看法。4月16日华盛顿同意他回国进行紧急磋商。在各种会议上，科林斯多次表示：“只要吴庭艳保留其职务，在越南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解决办法。”但艾森豪威尔开始并没有支持科林斯，在同科林斯的会谈中，总统强调“在西贡进行变动一事上，在国会与舆论方面存在着困难”。艾森豪威尔的这一看法表明，国会中的反共保守势力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有很大的约束力。直到4月25日，通过同杜勒斯的会谈，科林斯终于克服了国务院的反对意见。26日，艾森豪威尔在会见国会领袖时说，吴庭艳正在失去越南人民的支持。显然艾森豪威尔试图影响国会领袖们的看法，争取他们支持抛弃吴庭艳的决定。27日杜勒斯向驻法大使馆发出指示说：“在同科林斯将军充分商谈后，越南政治安排中的某些变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吴的下台似乎已成定局。”[52]
但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至今还是一个谜。4月28日，即华盛顿时间27日晚，西贡爆发了武装冲突。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吴庭艳控制的军队消灭了平川派武装力量，而高台及和好两个教派在战斗中却奇怪地保持了中立。在这种新局面下，美国政府立即放弃了“换马”的计划，宣布继续支持吴庭艳。
有的历史学家怀疑国务卿杜勒斯以及他的兄弟艾伦·杜勒斯在这一关键时刻，可能利用中央情报局在西贡的力量，策划了这次武装冲突，从而保住了吴庭艳政权，使科林斯的“换马”计划中途流产。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杜勒斯并没有卷入西贡发生的冲突，在得知西贡发生战斗后，他一开始仍然准备执行科林斯的计划。他们认为，是一些国会议员竭力支持吴庭艳，他们使政府最后放弃了科林斯的“换马”计划。没有争论的一点是，中央情报局的人的确卷入了当时的武装冲突，并帮助吴庭艳解决了平川派的武装。只是这场冲突是否是中央情报局故意策划的，现在还没有史料能证明。[53]
还有一点也是没有疑问的，即在吴庭艳上台后，中央情报局在西贡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花费了大量的美元，其目的就是要保住吴庭艳政权。法国驻西贡的二号人物，副高级专员达利丹曾经指责说，美国情报部门在南越的活动是“疯狂”的，美国无条件支持吴庭艳的政策不是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而是由“美国的特工部门设计的”。希斯承认达利丹的话有一定的根据。这位大使说美国情报机构中的一些人“不现实地反对法国”；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使这些人相信，“在这场赌博中，法国人现在还是不可缺少的和必要的”。[54]
三、取而代之却无法回头
吴庭艳在赢得了同教派势力的较量后，就有更强硬的地位同法国人打交道了。法国对自己在南越的前途也不再抱有幻想。法国政府原来计划在1954年底将18万法军减至15万，到1955年底再减至10万，并在这个基础上稳定地维持一段时期。1955年5月中旬，法国新总理富勒在同杜勒斯的会谈时提出，法国将很快地完全撤出其武装力量。艾森豪威尔政府表面上表示希望法国继续履行它在印度支那的义务，但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一位来自国防部的代表却说出了美国人的心声。他说：“法军完全撤出，如果处理适当，可能意味着是东南亚形势中的一个转折。这样能使我们干净地不再同殖民主义玷污有任何牵连。”法国加快了撤军速度。到1955年底，在南越只剩下35000名法军。即便如此，在美国支持下，吴庭艳仍然要法军尽快撤走余下的所有军队。通过围绕着吴庭艳去留问题的斗争，美国终于逐步取代了法国势力，成为对南越政权最有影响的力量。同时美国也不可避免地背上了这个沉重的负担。[55]
吴庭艳的去留并不是美法之间唯一的分歧。日内瓦协议签署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直接向西贡政权提供援助，以此加强自己对南越政权的控制。法国人对此举坚决反对，双方发生过激烈争吵。1954年9月10日，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汇报说，国务院计划向南越政府提供直接援助，美国的计划是今后对南越的援助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法国进行。这一做法实际上抽掉了法国向西贡政权施加影响的基础。法国先是坚持反对，发现不可能保持原来的方式后，又不得不提出“联合援助”西贡，希望建立一个由法、美、南越三方参加的委员会来联合分配和管理援助。但这笔钱是由美国人掏出来的，美国政府排挤法国的决心已定。9月底，杜勒斯以继续向法国远征军提供援助为条件，换取法国政府原则上同意美国“直接援助”西贡。这样在经济上美国首先把法国甩在一边，拥有了用“美援”指挥和控制吴庭艳府的权力。法国人无可奈何，只能看着美国人扩大势力和影响。[56]
美法争吵的另一问题是应该由谁来训练西贡军队。美国国务院在日内瓦会议后希望尽早从法国手中接过训练西贡军队的权力，但五角大楼却有不同想法。他们提出了一些反对理由，但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美国军方知道，政府还不能公开撕毁日内瓦协议，把大量美国军官派进南越担负训练任务，美国必须和法国人一起训练这支军队。军方希望迫使法国尽早撤军，并由美军单独承担所有的训练任务。法国当然不愿让出训练大权。法国十分清楚，谁负责训练南越军队，谁就能最终影响这支军队。但法国人也明白，不向美国让点步是不行的。法国通知美国说，他们愿意在保留对柬埔寨和老挝两国的军训责任的情况下，同意让美国“参加”对南越军队的训练。杜勒斯深知此时美国还不能公然撕毁日内瓦协议，但南越军队对吴庭艳维持政权又太重要。他劝告五角大楼接受法国人的立场。杜勒斯指出，只要美国参加训练，美国就能够“实质性地影响自由越南的政治发展和军事稳定”。艾森豪威尔也出来说服国防部接受这一方案，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支支持吴庭艳的军队”，他敦促军方立即行动起来“得到”一只这样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参谋长联席会议才勉强接受了“有限制的”训练工作。军方仍然要求同法国达成一个让法军分阶段全部撤走的协议。[57]
从1954年下半年至1955年上半年，美法在印度支那的这场冲突以法国全面退出该地区而结束。起初法国虽然想维持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但在美国的种种压力下不得不一再做出让步。法国此时正处于战略收缩时期，它需要得到美国的帮助以维护它在中东和北非的更重要的利益。正如拉坎伯尔1954年10月说的那样，法国“宁愿失去越南也要和美国站在一起，它不愿意赢得越南但却同美国分手”。[58]
艾森豪威尔政府如愿以偿，成功地得到了老殖民主义势力在印度支那的遗产，并且似乎有了独霸东南亚的前景。但是它实际上真正得到的只是一个腐败无能的吴庭艳政权。取代法国，是美国滑进越南泥潭的关键一步。艾森豪威尔政府独自承担了“保护”南越的责任，在它同中国进行长期全面对峙的背景下，在越南进行社会革命的背景下，这个“责任”注定会越背越重，而艾森豪威尔的后任们也几乎是没可能卸下这副担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