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92]
一、1952年美国大选和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争论
共和党在1948年总统大选失利后，一直在寻找民主党政府的弱点，试图在1952年的选举中夺回已丢失20年的总统宝座。1951年起美国朝野关于战略问题的大辩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开足马力扩充军备。1950年6月，美国陆军拥有10个师，11个团级作战单位；海军拥有671艘大小作战舰只，两个陆战队师；空军拥有48个联队；武装部队总人数为146万人。到1952年中期，陆军扩充为20个师，18个团级作战单位，海军舰只增加到1130艘，陆战队发展为3个师，海军航空兵拥有3个联队，空军则扩展到95个联队，武装部队总人数增加到363万人。[93]
军备增加必然导致开支的迅猛上升。美国的联邦税收在1950财政年度为365亿美元，到1952财政年度已猛增到614亿美元。杜鲁门政府不仅提高了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还开征了超额利得税。政府在安全方面的支出由1950年度的223亿美元增加到1952年度的440亿美元，按计划，1953年度还将上升到504亿美元。非安全开支则出现绝对下降。迅速增加的安全开支带来了庞大的赤字预算，1952年度预算赤字为40亿美元，1953年度预算赤字上升到95亿美元。通货膨胀率和物价也相应达到了新的高峰。[94]显然，民主党政府的扩军政策使美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变得黯淡起来。
自朝鲜战争在1951年秋陷入僵持状态以后，美国舆论和公众对这场旷日持久而又看不见出路的战争日益不满。民意测验表明，在1950年8月只有20%的人认为美军参战是一个错误；到1951年10月持这一观点的人数上升为56%；到1952年11月，已有58%的人认为这是一场不值得的战争。一代在“新政”中得到好处的美国人，眼看通货膨胀吞掉了他们的积蓄。尽管失业率下降，工资水平也较高，人们却担心这种“战争繁荣”会突然崩溃，况且政府的高税收及战时控制措施已使人们的实际购买力下降。正是由于这些因素，1951年中期的民意测验表明，有的人认为杜鲁门没有处理好美国的对外政策。[95]
共和党人认为他们在战略和对外政策问题上显然有机可乘。得到中西部保守势力支持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争者罗伯特·塔夫脱参议员说：“在1952年的共和党竞选活动中，必须毫不犹豫地攻击杜鲁门先生和艾奇逊先生的对外政策，1944年至1952年是美国整个政策史上最灾难性的时期。”[96]战前塔夫脱便是著名的孤立主义者，战后他曾反对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反对向西欧派遣美军。中朝武装力量粉碎麦克阿瑟的进攻后，他一度主张美军全面退出朝鲜，继而又支持麦克阿瑟扩大战争的观点。尽管塔夫脱多次为自己洗刷，但美国统治阶级中不少人仍担心他会全面改变美国的对外政策。
共和党保守势力确实对民主党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全面攻击，重点之一便是安全战略。前总统赫伯特·胡佛是共和党保守势力战略思想的主要建筑师，同塔夫脱一样，他也有着孤立主义者的名声。胡佛是1951年战略大辩论的主要参加者，选举年到来后，他的攻击更加露骨。胡佛在1952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谈到，西欧在大辩论以后的一年中，在加强防卫方面没有取得新进展，欧洲防务的唯一改善是美军进驻欧洲。胡佛说欧洲对苏联入侵可能性的看法与美国完全不同。欧洲国家认为，苏联倘若真要进攻西欧，在过去五年的任何时候都可发动，之所以不这样干，据说是欧洲人没有“歇斯底里”。胡佛指出，欧洲不愿冒大的风险，因而也不急于武装自己，他要求华盛顿重新评估对欧政策。
1952年7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胡佛作为主要发言人，在演说中指责杜鲁门政府在内政方面篡夺权力，大谈美国人正在失去自由。他攻击政府的经济政策，扬言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正毒害着美国的经济，他说“自由的人们要在美国生存下去，就必须减少开支和税收”。政府正在使“美国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这在根本上威胁着一切自由。要避免国家破产和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唯一的代替办法”是将依靠海、空军力量保卫美国。他还老调重弹，攻击民主党政府在德黑兰、雅尔塔及波茨坦的“出卖”，使数以亿计的人失去了自由。如今苏联已拥有可怕的军事力量，尽管美国向欧洲倾注了350亿美元的援助，但这些国家没有做出认真的努力来保卫自己，他认为民主党政府重新武装西欧的狂热努力会加速美国经济的崩溃。他还鼓吹他的“空中战略”思想，主张保卫伦敦、纽约和巴黎的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让莫斯科害怕来自空中的反击”。在亚洲问题上胡佛的观点则是扩大干涉，他说，“麦克阿瑟将军在战争中精辟地说过，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代替胜利，而政府却在我们出发的‘三八线’用绥靖来代替它”。他认为谈判只会加强共产党的力量。为了防止别人指责他的观点有孤立主义倾向，胡佛说他的战略“并不是像乌龟缩回到自己的壳里”，而是“像响尾蛇那样可怕的报复战略。”[97]
共和党另一位领袖人物塔夫脱从1951年起就为参加大选大造舆论。这一年他出版了《为美国人民的对外政策》一书，全面论述他对战略和外交政策的看法。塔夫脱针对杜鲁门政府1952年度预算要求400亿美元的防务开支和85亿美元的对外援助开支说，“增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为我国人民提供安全的最重要和最好的办法，然而在其极端形式下，它对我们的民族生活、对我们的自由、对我们的进步甚至对我们的生产具有最大的破坏性”。塔夫脱认为不能要求美国人民在和平时期像战争时期那样付出经济代价，“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能长期地准备好在任何时候打一场全面战争，而同时又能维持人民感兴趣和国家赖以为基础的那些目标”。他要求降低税收，减少政府开支，因为“一个政府在和平时期能够花费的钱是有明确限度的”。在战略问题上，塔夫脱也指责杜鲁门政府忽视“发展一支更有效的空军……空军优势还能获得国防以外的其他目的，它能保卫所有岛屿国家、非洲和南美洲”。谈到欧洲问题，塔夫脱虽不再公开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仍坚持“与英国的联盟及保卫不列颠群岛比同大陆国家的联盟更重要，有更大的成功希望”。[98]
1952年6月，塔夫脱在竞选中更强调空中报复力量的重要性，他说“制空权是和平唯一可能的保障，俄国人必须懂得某些侵略会导致空中打击……我们空军向俄国人投掷原子弹的能力绝不应该有问题，但今天正是在这里存在着问题。即使我们自己的专家也这样认为”。塔夫脱不断攻击政府的亚洲政策，指责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是浪费时间，他反复表示应支持麦克阿瑟。1952年2月12日，他还说美国应支持国民党人对中国大陆的入侵，因为这是制止共产党“入侵”东南亚的唯一机会。[99]
塔夫脱和胡佛的观点在共和党内都有一定的影响。倘按杜鲁门的政策进一步扩军，联邦和地方税收在1953年度将达1070亿美元，接近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而这一千多亿税收的三分之一又将由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普通民众负担。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极沉重的负担。同样是这个阶层，在1936年时只负担全部税收的5%。因此，共和党关于减少税收和开支的宣传对一般公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企业界对杜鲁门的政策也感到不安。全国制造商协会1952年6月通过的“国际政策声明”指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应“增加我们的实力，保持健全的美元，避免通货膨胀，增加生产力……减少并在可能情况下避免政府控制，削减非军事开支，消灭浪费和各级机构的超额支出”，声明认为正是“沉重的税收负担使经济形势不稳”。[100]这些观点表明，尽管朝鲜战争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不能消除人们对政府在和平时期实行战时经济政策的担心和不满。共和党保守势力便利用这种情绪来争取选民支持其对外政策。但保守势力关于缩小美国盟国范围，由欧亚大陆自己保卫自己的政策主张，带有明显的孤立主义色彩，这是东部共和党“国际派”所不能接受的。
为了阻止塔夫脱上台，东部共和党人抬出了艾森豪威尔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者。艾森豪威尔在公众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他和他的顾问们选择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为大选班子的对外政策问题发言人。
杜勒斯在1948年大选时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担任过同样角色。他是战后所谓“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的积极设计者和支持者。杜勒斯虽属东部“国际派”共和党人，却和中西部保守势力有长期交往，和塔夫脱过从甚密。1952年初杜勒斯在完成“对日和约”工作后即离开国务院投入大选活动，在艾森豪威尔竞选办公室主任卢西斯·克莱和杜威的推荐下，杜勒斯于5月初专程去巴黎，向尚未卸去北约司令官职位的艾森豪威尔陈述自己的对外政策构想。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长谈了两天，回国后在5月19日出版的《生活》杂志发表了题为“一项勇敢的政策”的文章。杜勒斯在这篇文章中首先谈及对外政策的经济代价问题。他指出：“今年政府的安全政策约花去我们600亿美元，大约99%用于军事目的和装备”，巨大的开支已使预算无法平衡，还使“美元变得如此便宜，以致储蓄、津贴和社会保险储备丧失了大部分价值”。他指责说，“我们现行的消极政策决不能结束苏联共产主义正在进行的长期的攻势，既不能结束此种危险，也不能使我们的经济、政治和道义活力免遭吞噬”。
为了取得保守势力的支持，杜勒斯小心翼翼地在“国际派”和保守主义观点之间寻找平衡：“那些仅仅考虑西欧，并使之‘坚不可摧’，而不顾近东、中东、远东和非洲的人就像那些仅仅考虑美国，并使之‘坚不可摧’的人一样盲目。不能保卫亚洲自由的政策注定是不完善的。”
杜勒斯指出，美国和西方国家不可能在中、苏等共产党国家周围“建立20000英里长的防线”，也不能在对方“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人对人、枪对枪、坦克对坦克地赶走红军”，这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实力，并且在每个地方都得破产”。杜勒斯提出了两项增加西方安全、减少军备开支的政策。杜勒斯说“有一种而且只有这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针对红军的公开侵略，自由世界坚定决心并组织强有力的报复手段。这就是说，如果在某个地方发生侵略，我们能够而且愿意以我们选择的手段，针对侵略者的薄弱环节，给予回击。这个原则就像市政警察的原则一样。非常简单，我们不必在每家每户门口设置武装警卫来防止入侵者——那样做只是经济上的自杀。我们应以这样的方式来威慑潜在的入侵者：如果他们侵略，他们在受惩罚时所失去的将大于在侵略中所得到的。”这便是后来被称为“大规模报复”的原则，这是杜勒斯在文章中提出的第一项政策。
这项“报复”政策和保守势力的“报复”战略十分相近，但杜勒斯清楚地把两者区别开来。他说：“今天，原子弹加上战略空军和海军力量给自由世界共同体提供了巨大的新的可能性，以此组织一个共同体力量在侵略发生之前就可加以阻止，并使全面战争的风险逐渐消失。”杜勒斯通过强调“共同体”表述了他坚决维护西方联盟的意愿。这正是共和党“国际派”和带有浓重孤立主义色彩的共和党保守势力的分界线。
杜勒斯提出的第二项政策是得到保守势力喝彩的“解放”政策。他说：“一旦自由世界建立了军事上的防卫，它就能从事被长期耽误的工作——政治攻势。”杜勒斯指责民主党政府忽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处境，他说，“他们今天几乎生活在绝望之中，因为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美国，似乎一心奉行消极的‘遏制’和‘僵持’政策”，“除非美国公开宣布它想要并且希望解放，不然摆脱莫斯科枷锁的解放就不会发生”，人民的“勇气就不会持久”。他以为“只要提出希望，就能改变被奴役国家人民的情绪，它会给禁锢者增加新的负担，并创造新的解放机会”。杜勒斯说他并不主张发生流血的起义和报复，但那些国家可能会“和平地脱离莫斯科……在两年、五年或十年内，现在的被奴役国家可能和平地重新获得独立”。[101]
以“政治攻势”来推翻社会主义各国政权是杜勒斯一贯鼓吹的观点，但此时鼓吹这种论调的主要用意是为了赢得保守势力的支持，争取东欧裔选民的选票。杜勒斯的这篇文章果然得到了塔夫脱的赞扬。经过磋商，塔夫脱和艾森豪威尔同意由杜勒斯起草共和党竞选纲领的对外政策部分，他的“报复”和“解放”观点都被写进了这一纲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艾森豪威尔担任过美国陆军参谋长和北约组织最高司令官，他实际上参与了杜鲁门政府在战略和对外事务方面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但是，在不少国内事务上，艾森豪威尔同民主党人有较深刻的分歧。
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6月初回国投入竞选后，也常常抓住扩军和经济的关系大做文章。1952年9月25日，艾森豪威尔在巴尔的摩发表演说。他指出：“我们必须既得到安全，又具备偿付能力。军事力量的基础实质上是经济力量，一个破产的美国比一个在战场上被征服的美国更是苏联的目标……我们的国防计划无须也决不能把经济推向崩溃。”他还说，“今天的安全开支已达到我们巨额国家预算的75%。这意味着高税收。”他指责政府利用庞大的安全开支“为通货膨胀和赤字，为我们整个过度紧张的经济找寻借口”。[102]
艾森豪威尔在公开场合也支持过杜勒斯的“报复”和“解放”观点。8月25日他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的讲话中说，俄国人正“试图使整个人类成为其牲畜”，他指责民主党政府的东欧政策，并保证美国将向“被奴役的人民”提供援助。艾森豪威尔宣称，“直到这些人民有机会选择自己的道路，否则美国人民的良心决不会安宁”。他甚至说，只要还存在被奴役的人民，美国就不可能与苏联和平相处。在艾森豪威尔看来，苏联的目标是“经济上遏制和逐渐地窒息美国”，他解释说，在得到保证能取胜的人力和资源之前，斯大林是不会发动进攻的。他总结说，战争并非迫在眉睫，美国还有时间，有“巨大报复力量”的强大军队能威慑苏联的进攻。[103]
但艾森豪威尔在具体问题上表现得很是小心。他在6月12日会见新泽西州共和党代表时说，朝鲜战争“不能用扩大它的办法来解决……如果我们不能结束这场战争，我们肯定也不能结束一场更大的战争”。6月19日，在会见俄勒冈和亚利桑那州的代表时，他明确说，试图“统一”朝鲜和赢得传统的军事胜利就会冒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而朝鲜的战略地位不值得这样做。他还表示不赞成让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去朝鲜作战，因为这些军队对台湾本身“更有用”。他声称日本是西方文明在远东的“真正前哨”，日本的安全不应该“因为在朝鲜和台湾问题上考虑欠周的冒险而蒙受损害”。[104]
艾森豪威尔对外政策思想的核心在他于6月20日写给杜勒斯的信中反映得更为明确。艾森豪威尔谈到杜勒斯正在起草的共和党纲领时说，“我特别盼望这篇最后的声明在促进集体安全方面是一个积极的、展望未来行动和向导的声明”。艾森豪威尔对杜勒斯说：“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意味着任何退回到我们自己边界后面的想法都必定会给美国带来灾难。”他说，“不管俄国人可能干什么”，美国至少需要“能够与我们获得原料的那些地区自由地进行贸易，这些原料对我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艾森豪威尔要求保护这些地区不受军事或政治上的侵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了自由世界而成功地发展集体安全措施”。他明确对杜勒斯说，“依靠单纯的报复力量不是对广泛的苏联威胁的完全回答。”艾森豪威尔以少有的坚定预期说：“因为我深深相信上述特点对我们未来的福祉，甚至可能对我们的生存都是极其重要的，因此不管它们在哪里遭到挑战，我都准备以全部力量去为之战斗。”但是，西方的目标“必须在我国和我们同伴的经济能力范围内来实现，此外别无选择”。[105]
总之，艾森豪威尔清楚地表达了他的基本观点，即他将全力维护“集体安全”原则，绝不允许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道路上去。其次，确保美国海外原料来源和市场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他不会动摇这一基石。同时他得考虑安全方面的费用，以保证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为此必须调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杜鲁门政府在1952年也准备调整战略。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1年下半年对苏联迅速发展的核军事能力深感不安，加之民主党政府的战略不断遭到共和党人的批评，杜鲁门政府在1951年10月决定重新审查美国基本安全战略。这项工作开始由国务院顾问、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主持。1952年6月，具体进行这项工作的安委会工作班子拿出了初稿。由于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保罗·尼采对初稿持强烈的批评态度，艾奇逊等人决定由尼采对报告进行修改。9月，经尼采修改过的文件被安委会批准，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5号文件（以下简称NSC-135号文件）。[106]
NSC-135号文件的核心部分是一个名为“重新评估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和战略”的政策表述文件。该文件确认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所规定的基本安全目标——“确保自由社会完整和活力”——没有变化。它声称以下几条方针将使该目标得以进一步实现：“一、在全世界形成比共产主义更优越的吸引力；二、即使冒严重的战争风险也要阻止苏联的进一步扩张；三、在不故意引起的全面战争风险的情况下，谋求使苏联的统治和影响收缩，培养使苏联制度从内部毁灭的种子，至少使苏联集团修正自己的行动，接受公认的国际准则。”
NSC-135号文件分析了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它认为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改善了在西欧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地位”，“已明显改变了战备状况”。文件指出，“虽然还存在着全面战争的危险，但美国面临的最直接的危险是逐步和渐渐地损失一些对美国非常重要的地区，这最终可能使美国不经全面战争就落到孤立无援和极为脆弱的地步”。
NSC-135号文件提出了如下对策：“同盟国合作、发展和维持一个灵活的、有深度的、能阻止苏联故意发动全面战争的实力地位；发展自由世界的政治团结，鼓励有关国家增强实力，发展对苏联能进行大规模损害的能力，确保军事和非军事方面的防卫，完成和保持军事和工业方面的动员。”[107]
NSC-135号文件认为美苏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减小了，但亚洲、非洲、中东等地区的形势对美国具有更大的危险，而“我们主要的欧洲盟国特别是英法两国可能没有政治和经济能力对北约力量做出适当的贡献，没有能力在欧洲之外的地区承担其现有的责任”。[108]
由于强调了争夺第三世界的重要性，NSC-135号文件提出应重新审查用于援助各地区的资源总量和分配优先权问题，这就涉及调整全球力量的部署和美国的能力。NSC-135号文件说：“只要证明是需要的，拥有优势资源的自由世界能在无论多久的时间里建设和保持这样一种力量。”“根据目前形势，承认上述风险和目标，承认促进和向上调整作为整体的国家安全计划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如果需要的话，并且能够在对美国经济没有严重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加以完成。”[109]
正如艾奇逊自己所说的那样，NSC-135号文件维持了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和政策，而需要考虑调整的只是计划方案。面临变化中的国际形势，民主党政府希望“向上调整”，也就是进一步增加美国的安全开支。
根据NSC-135号文件的要求，国务院、国防部和共同安全署三家派代表组成指导小组，保罗·尼采任小组主席，重新审查美国国家安全计划，并形成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1号文件。从这些文件的制定过程和内容看，保罗·尼采是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从1950年的NSC-68号文件到1952年的NSC-135号、NSC-141号文件，杜鲁门政府的基本战略思想没有改变，这同尼采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NSC-135号文件的制定原由波伦负责。他和起草班子并不赞成进一步增加安全开支。他们的原稿中有这样的论述：“在可见的未来，形势的发展并不使苏联需要放弃它现在拥有，并被视为对其安全是重要的那些利益。自由世界长期内能维持的力量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似乎不可能显著改变这一前景，不管我们能达到什么样的力量水平，似乎都不可能出现同现在的共产党政权谈判长远解决问题的前景。我们的力量可以威慑苏联故意发起的敌对行动或地区性侵略，但不可能使共产主义改变它的本性。”[110]
尼采和政策设计委员会对波伦等人的“悲观”论点进行了强烈的批评，说这一观点认为美国“不能‘推回’苏联力量，也不能希望对苏联进行成功的遏制，以使苏联制度的性质产生重大变化”。在尼采看来，波伦等人的“最大目标仅仅是威慑全面战争和地区性侵略”，因此，“这种目标是不适当和不现实的”。尼采和政策设计委员会认为“我们不相信形势会无限期地僵持下去，一方终将成功，而作为世界事务中因素的另一方终将衰落，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成为成功的一方”。[111]
正是在这种“一方所得即另一方所失”的理论支配下，尼采概括了三种安全战略。第一种是以全面战争打败苏联，不过“所有的人都同意，我们不应采取这种战略”；第二种是推回战略，“在地区性行动中‘推回铁幕’，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导致苏联政权性质的变化。我们可以用政治手段帮助这一过程的发展”；第三种战略同第二种基本相似，但“不使用武力，甚至不使用武力威胁”，当然，可以使用武力“保卫现有的分界线”。这一战略“现在通常被称之为‘遏制’”。尼采说：“公众现在的争论正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即我们究竟应该实行‘推回’政策还是实行‘遏制’政策。由于创造了这样或那样的使铁幕后退的机会，或许成功的遏制实际上会同‘推回’政策结合。应该注意到目标是同样的。因此，争论关注的是方法而不是目的。”[112]尼采这里谈的“推回”实际上类似于共和党人鼓吹的“解放”，尼采的解释使人们比较清楚地了解到这些战略争论的异同。
尼采一贯主张加强西方军事力量，增加军事开支。政策设计委员会的文件指出，“我们首要的工作是发展充足的全面力量，有效地对抗苏联制度”，美国可能做到“阻止苏联的进一步扩张”，“甚至可能有力量在一些地区‘推回铁幕’而不冒过分的风险，如在朝鲜、印度支那、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但是美国还不能肯定“我们已有充分的力量使这类行动的风险低到可以接受”。文件说：“在我们守住现有这条界线以前，在任何情况下采取‘推回铁幕’的政策措施似乎都是很危险的。”尼采和政策设计委员会的看法是，全面的实力优势是“遏制”和“推回”政策取得成功的前提。“当我们总的力量——政治的、军事的和经济的——增加了，我们就有理由希望，以和平手段来实现我们目标的机会将大大增加，这需要显著的优势力量来使该手段得到令人满意的进展——或许，它比在战争状况下赢得军事胜利需要更多的力量。”[113]
尼采对美国和西方经济持十分乐观的态度，他说：“美国、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实力和潜在能力是非常大的。问题在于如何更有效地组织、指导和领导它，在于加强新能力的重点分配，不在于富有和潜在能力的全面不足。我们能够在今后几年内获得优势力量。”[114]
关于原子弹的地位和作用，尼采承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将严重依赖原子威胁来阻止苏联向重要地区扩张，如果它想在全面战争中取胜，得依靠战略性使用原子武器”。但有关报告认为，一旦打起核战争，美国较苏联更为脆弱，因此尼采认为，在苏联未对美国进行核进攻的情况下，“美国是否愿意使用核威胁，或者是否愿意将威胁付诸实施”是大有疑问的。他说，美国虽愿意在地区性冲突中使用战术核武器，但没有充分考虑其利弊得失。在他看来，美国的核武器足以威慑住苏联，时下要考虑的倒是发展常规力量，因为“发展这种常规力量，在全球战争中不再依靠使用核武器取胜是符合我们利益的”[115]。尼采的这份备忘录写于民主党即将交出总统宝座之时。显然，这也是写给即将执政的共和党人看的。但他的想法既没能打动杜勒斯，更不能打动艾森豪威尔。
二、新政府有关“新面貌”战略的思考
艾森豪威尔在竞选高潮时发表讲话，宣布如果当选，他将亲自去朝鲜视察，以便找到解决战争的方法。这一招为他赢得了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量选票。1952年11月4日，他以442对89的选举人票，55%对45%的选民票战胜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成为第34任美国总统。
为了履行竞选时的诺言，1952年12月2日，艾森豪威尔秘密飞离纽约到达韩国。随同前往的有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即将出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即将担任司法部长的赫伯特·布劳内尔，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利上将。飞机在硫磺岛加油时，又加入了太平洋地区美军司令官、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12月5日，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表特别公报，称艾森豪威尔在韩国期间，曾与李承晚举行讨论并视察了一些作战地区，在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后飞离汉城。这一行人在关岛改乘美国巡洋舰“海伦娜号”回国。船到威克岛时，直升飞机又载来了即将出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马克·汉纳公司董事长、即将出任财政部长的乔治·汉弗莱，底特律银行董事长、即将出任预算总署署长的约瑟夫·道奇，前州长、即将出任内政部长的道格拉斯·麦基，艾森豪威尔的密友、大陆制罐公司董事长卢休斯·克莱及其他顾问人员。在以后几天的航行中，艾森豪威尔同他的这群百万富翁下属及顾问们就新政府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16]
自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实行“新政”，依赖扩大社会总需求来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方针，已经成了民主党政府经济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杜鲁门政府不断扩大安全开支（即包括国防、外援、情报和核武器研制和储备等各项支出），正是这种经济思想的体现。但这样做已经导致实行高税收、高赤字、通货膨胀及各种计划控制等政策。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朝鲜战争已确定要结束的情况下，对共和党人来说是决不能接受的。如何调整经济政策，如何使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同战后美国大大膨胀起来的“安全利益”相适应，这是艾森豪威尔等人最关心的课题。
共和党人认为现有的经济政策削弱了私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能力，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与会者指出，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会削弱对经济的刺激，并对过分紧张的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他们同意新政府应削减联邦支出，尽早实现预算平衡，尽快取消对工资、物价、房租和原料的控制，逐步减少税收。但是道奇指出，杜鲁门政府提出的1954财政年度的800亿美元的预算开支几乎是无法削减的，因为国家安全开支占总支出的70%，更麻烦的是用于军事采购的大部分钱是过去几年中国会虽已授权但尚未拨款的那部分。道奇告诉与会者，用于其他方面的费用，如退伍军人津贴、农产品价格补贴等也很难削减。倘若新政府还想减税的话，那么这一年的赤字将高达100亿美元以上。道奇的话表明，除非减少安全开支，否则平衡预算和减税不可能兼得。[117]
艾森豪威尔在会议上提出了“大平衡”思想，就是说美国在无限期维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同时，必须使经济健全发展，避免“国家破产”。这一思想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后制定重大政策的基本依据。艾森豪威尔不同意汉弗莱等人希望立即完成政策改变的观点。他在“海伦娜”上所写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应该对财政政策尽快作重大的修订，但我们的经济机制非常复杂，无法一下子实现平衡，所以在实现这些新目标时应小心和缓慢地推进，每次只采取较小的一步，通过较长的时间来取得进展。”[118]
杜勒斯在会上指出，美国不可能在共产党可能进攻的每一个地区派驻军队，美国承担不了这种遏制政策。美国不应把防卫力量单薄地分布在各个地区。相反，美国应依靠维持强大的、能迅速回击侵略发源地的巨大报复力量来威慑进攻者。雷德福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美国的摊子铺得过大，把过多的力量放在可能受共产党牵制的地方，特别是亚洲。他认为应把美国的战略力量作为战略后备队集中在北美及北美附近，把固守前线的任务交给当地的军队来完成。
但是，雷德福和威尔逊都认为，亚洲是今后冷战的中心。艾森豪威尔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在欧洲真正强大起来之前，西方是不可能解决它在亚洲所面临的问题的。一旦西欧有力量保卫和支持自己，并使全世界再次感受到它的影响，亚洲的问题就不难处理了。[119]
虽然“海伦娜号”会议没有对任何重大问题做出明确决定，但它为新政府的重大政策定下了基调。同时，会议也表明，共和党新政府将不会全面修改美国的安全战略，因为艾森豪威尔已为实现“大平衡”定下了“微调”的步子。
虽说是“微调”，做起来却不易。说到底，要调整的首先是政府预算，首当其冲的是军事开支，因为既决意要终止朝鲜战争，新政府自可顺水推舟予以削减。但这又涉及全球利益，何况朝鲜停战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出于被迫——战场上赢不了对方，只得休战。在这种情况下，去削减军事预算，岂非授人以柄，对盟国又如何交代。因此，新政府上台伊始，得先唱高调，第一件事是宣布“放蒋出笼”。
1949年以后，杜鲁门政府的东亚政策不断遭到美国保守派势力的抨击，他们指责政府“丢失”了中国，要求政府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又鼓吹让国民党残余力量增援韩国，试图以此将战争扩大到中国。1952年初，杜鲁门政府曾讨论过是否要取消1950年6月给第七舰队的命令中禁止国民党进攻大陆的指示，即台湾海峡“中立化”政策。2月，美国驻台湾顾问团团长蔡斯将军在与国务院官员的会谈中指出，改变台湾海峡“中立化”政策可以进一步提高国民党士兵的士气，便于他们对大陆作骚扰性进攻。但国务院顾问波伦认为，除非真正有军事上的利益，美国不应仅仅为了心理上的原因而改变目前的政策，因为一旦改变政策，美国可能失去对蒋的控制，从而被蒋拖入中国内战。3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放弃“中立化”政策。4月9日，在尼采、波伦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出席的联席会议上，双方又展开了辩论。军方表示，做出这种修改是为了在“西进”时“大门不会被关闭着”。尼采反驳说，“这可能被解释为美国已承担了义务，用它的实力和威望作保证，把蒋介石送回大陆”。尼采担心这一修改会在全世界引起难以预料的后果。双方最后同意暂不改变给第七舰队的命令，留待必要时再作修改。[120]
共和党新政府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大可做些文章。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递交了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关于对外政策，艾森豪威尔说道：“自从1945年胜利以来，我国经历了一个尝试和失望的痛苦阶段”，“从这代价高昂的经验中我们得到了一个明确的教训……自由世界不能无限期地处于麻木紧张状态中，这样做就是永远让侵略者选择使我们遭受最大伤害的（进攻）时间、地点和手段，而他自己只付出最低的代价”。艾森豪威尔宣称美国“已经开始确立一种新的、积极的对外政策”[121]。
艾森豪威尔这种新政策的第一个行动便是关于台湾海峡问题的处置。他在咨文中说，朝鲜战争以后“美国第七舰队被命令要防止对台湾的进攻，同时也要确保台湾不被用作进攻中共大陆的行动基地”。他挖苦杜鲁门说：“实际上这意味着要求美国海军充当共产党中国的保护人。”艾森豪威尔污蔑中国入侵朝鲜并拒绝美国的停战建议，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美国海军为中共承担防卫责任的局面已不再有任何逻辑和意义”，“因此我已发布命令，第七舰队不再被用来保护共产党中国。请允许我把这件事讲清楚，这一命令并不意味我方有侵略意图”。[122]艾森豪威尔这一行动被当时的评论家们称为“放蒋出笼”。
艾森豪威尔政府改变海峡“中立化”政策是否意味着新政府要全面改变对华政策，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1953年1月30日国务院要求美国驻台湾“代办”兰金把咨文中这一内容先行告知蒋介石。兰金在会见蒋介石时按国务院的指示，“要求蒋的军队在未同美国在台湾的高级军官蔡斯将军协商之前，不要发动这种攻势，更不能动用飞机和装甲部队”。蒋介石明知这是美国又一次的单方面行动，与杜鲁门宣布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执行所谓“隔离”行动如出一辙，但只得同意。兰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解去了颈上的皮带（难听的字眼），但马上又被‘中立化’了。”[123]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阿利森在国会作证时也谈到，没有美国的大规模援助，蒋介石“是不可能成功地回到大陆的”。阿利森说，如果美国帮助蒋入侵大陆，“我们就处于同中共的战争中”，在美国是否要同中共作战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决定要由总统和你们国会诸位议员先生们做出，而不是让蒋介石做出。”[124]
《纽约时报》记者阿瑟·苏兹贝格在印度告诉尼赫鲁说：“第七舰队使命的改变主要由于来自内政方面的压力。”[125]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共和党党内有势力人士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政策；二是减少执行对外政策所需的安全开支。为了在国内各项政策上取得他们的支持，艾森豪威尔必须满足他们的这种要求。艾森豪威尔在2月2日那天的日记中写到，在执政伊始就宣布具体政策似乎太早，因为新政策需要有时间加以研究和分析，“但是，共和党人如此长久地没有权力，因此他们想要，甚至需要他们的总统做出这种宣布来作为出发点”。艾森豪威尔的行动果然博得了麦克阿瑟、塔夫脱等人的好评，被他们称为“走向正确方向的第一步。”[126]
艾森豪威尔要取悦保守势力，但又不能放弃以“北约”组织和“集体安全”为核心的对外政策，就只能采取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措施。当然，新政府也希望通过“放蒋出笼”牵制中国“向东南亚扩张”，把东亚的对抗舞台由朝鲜转向印度支那，谋求在东南亚“推回”共产主义。
在2月2日艾森豪威尔的国情咨文中，唱的另一个“高调”是宣布要递请国会通过有关“解放被奴役国家的人民”的决议案。艾森豪威尔在咨文中说：“我们接受的政策必须是一项一致性的全球政策，我们在欧洲所珍视和保卫的自由，同在亚洲受到危害的自由没有什么不同。”他说：“我们决不会默认对任何国家人民的奴役，以此为自己换取幻想中的好处。我将要求国会用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来清楚表明，本政府决不承认，在过去与任何一个允许这种奴役的外国政府所缔结的秘密协议中包含着这一类义务。”[127]这句话的含意是，民主党政府签订的雅尔塔协议承认了“奴役”，而共和党政府将改变这种状况。
保守派起先对这一表示十分满意，但他们很快就失望了。2月20日，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决议案草案，这份草案并没有如保守派希望的那样谴责雅尔塔、德黑兰和波茨坦协议，只说“现在控制着俄国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违反这些协议和谅解的明确内容，使有关人民，包括整个国家，处于极权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侵略性专制主义对自由人民的强制性吞并，使一切仍处于自由的人民，包括我们自己的安全进一步受到威胁”。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宣布美国“拒绝”对协议作“歪曲的解释和引申”，“希望受苏联专制主义奴役的人民在一个能保持和平的结构中重享自决权利……”[128]一度被杜勒斯大肆鼓吹过的“解放”政策，此时只剩下空洞的“拒绝”和“希望”。这种立场不仅与共和党的竞选纲领相去甚远，而且与民主党的观点并无二致。杜勒斯当然知道这一点。2月26日他在国会作证时指出：“这个决议不是号召流血的和无意义的革命”，但“它也不是没有作用的姿态”，因为它可以“增加精神力量”。尽管如此，杜勒斯不得不承认“决议是面向未来而不是针对过去的，过去是有争议的”。[129]
共和党保守派对此十分失望。鼓吹“解放”最起劲的众议员查尔斯·克斯滕和劳伦斯·史密斯认为这个草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们要求正式谴责雅尔塔协议，实行更强硬的对苏政策。作为保守派领袖人物的塔夫脱在这一问题上处境困难。他不能同意这个草案，但又不愿为此和政府闹翻。塔夫脱要求修改草案，但遭到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参议院不得不推迟表决。3月4日，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传来后，政府和塔夫脱借此机会达成了让草案搁浅的谅解。塔夫脱说“最好”把这件事“完全忘掉”。9日，白宫发言人证实，“暂时推迟这一立法行动，等待国务卿杜勒斯的进一步报告”[130]。
共和党政府的“解放”政策就此不了了之。不打算全面改变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唱了“放蒋出笼”和“解放”决议案这些高调之后，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支持，相反，保守派渐渐失望，西方盟国对战争风险增加深感忧虑，民族主义国家则因冷战气氛加剧而日益不满。
三、“向下调整”：修改1954年度财政预算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要做的第一件实质性大事，是修改杜鲁门政府已递交国会的1954年度联邦政府预算。
杜鲁门政府提出的1954年度预算总额为786亿美元，其中国防开支（即拨给国防部的经费）高达454亿美元，预算赤字接近百亿美元大关。1953年2月3日预算署署长道奇指示各部“对所有工作的必要性提出疑问，采取行动取消不必要的计划，将其余计划控制在最低水平”。他还要求各政府部门负责人在部门内“立即进行一次审查”，提出“向下调整计划水平的建议，并对各政府机构进行这种调整可能产生的后果提出看法”。[131]
2月11日，在新政府就职后举行的第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说，国家防务应受到重视，开支要合理，因此，必须制定一项“使我们的防务既令人尊重又不会使国家破产”的政策原则。财政部长汉弗莱在会上强调“今后所有的重大政策建议都必须附有对执行这一政策所需代价的估计”。他认为安全开支所“占用的物质和劳务已经超过了限度”。[132]
3月初，由于各部门自愿削减的数字太小，道奇要求总统下令削减开支。3月4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提出预算最高限额，供各部门制订计划时参考。这一限额要求军事预算在1954年度削减43亿美元，在1955年度削减94亿美元，要求共同安全（即对外援助）预算在1954年度削减19亿美元，1955年度削减40亿美元。其他安全计划在1954和1955年度中各削减6亿美元。会议还决定邀请一批非公职人员担任顾问，参与审查国家安全战略计划。
这个削减限额使军方强烈不满。在3月2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8次会议上，陆、海、空三军部长均以各种理由反对削减军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将军同意他们的意见，并且强调削减军事援助款项将对美国的盟国产生严重影响。
面对军方的异议，财政部长汉弗莱只得摊牌。他说，如果不进行调整，从1956年起美国的国防支出事实上只可能达到杜鲁门政府1954年度国防预算的一半，而且在未来10年中不得不一直保持在这种低水平上，因为整个经济承受不了。他告诉与会人员，6月10日财政部将有一笔到期必须偿还的30亿美元公债本息，“如果真的不能归还这30亿美元的债务，我们马上就会发现自己重又开始陷于通货膨胀的循环之中，对此只能按新政的办法，靠控制和计划经济过日子”。汉弗莱进一步说：“朝鲜战争到现在，膨胀起来的巨大安全计划所需的钱和资源，是美国完全不能负担的，除非我们采取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方法。”[133]
道奇支持汉弗莱的看法。他认为按目前的计划，赤字就会进一步上升。道奇强烈否认流传的一种说法，即预算总署试图以预算限额来形成新的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他说他只是面对现实。
但安委会成员对经济能力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国防部长威尔逊和共同安全署署长史塔生都怀疑经济前景是否真像汉弗莱说的那样黯淡。威尔逊试图推迟实行预算平衡，史塔生则寄希望于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增加。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说：“如果我们必须生活在永久性动员状态之下，我们的整个民主生活方式就会毁于这一过程。”他毫不动摇地指出，“如果本政府以增税计划代替减税计划，那会在国会山造成可怕的问题”。[134]3月25日的会议没有解决问题，但艾森豪威尔的话表明，除了按限额削减，政府没有别的选择余地。
3月31日安全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安委会成员外，还包括一批非公职人员顾问，他们是：得克萨斯州的律师狄龙·安德森、太平洋煤气和电器公司董事长詹姆斯·布莱克、明尼苏达州的出版商约翰·考尔斯、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尤金·霍尔曼、康奈尔大学校长迪恩·马洛特、孟山都化学公司董事长查尔斯·托马斯、即将担任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银行家戴维·罗伯森。
国务卿杜勒斯在会上发言，介绍了国际形势和政府的基本观点。他说：“世界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战争确实有可能发生。”杜勒斯分析了发生战争的三种可能性：一是苏联误解美国的意图；二是西方对苏联集团的包围没有取得进一步成功；三是美国的重新武装计划垮台。杜勒斯说，一个强大而充满活力的美国是防止战争的第一位因素；第二位因素是，美国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防止苏联误解美国的意图而导致战争发生；第三位因素是必须坚决守住苏联集团周边的重要前哨地区，比如日本、印度支那、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北约组织国家。他警告说，失去一个地区将会导致连锁反应。杜勒斯认为共产党人自己不会挑起全球战争，但会利用“地方性内战”。杜勒斯指出，美国对前哨地区的援助是“不可或缺”的。杜勒斯最后谈到了对苏政策，他说苏联扩张过度并对人民进行“暴政统治”，“如果我们保持在心理和其他方面对他们的压力，我们就可能迫使克里姆林宫统治集团崩溃，或者使苏联集团把侵略的卫星国联盟转变成防御的联盟”。杜勒斯认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和平攻势是想减轻来自西方的压力，因此美国“决不要放松这种压力，直到苏联承诺结束这一斗争”。[135]
政府邀请的非公职人员顾问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一段时期的研究。狄龙·安德森代表他们谈了顾问们基本一致的意见。关于军备计划，安德森说：“1950年以来的重整军备的代价是过度的，在三军的作用和使命澄清以前，它将是过渡性的”，“现在正是审查重整军备计划的时候，这个计划当初是在匆忙和恐惧中制订的”。安德森要求政府使美国人民“恢复对长期竞争能力的信心”，要求把审查的重点放在美国能力最强的领域，“例如在原子弹领域中”。关于外援计划，安德森说，美国“不应去支撑整个非苏联世界”，“花钱去收买别国的忠诚和友谊是根本不可能的”。安德森要求“向下修正”1954年度的援助预算。他最后说：“顾问们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应按照这一设想行动，即令人满意的国家安全地位同平衡1954年度联邦预算是可以一致的。1954年度预算中的国家安全计划的最高数字应是450亿美元。”[136]这一数字比杜鲁门政府的预算几乎要少160亿美元，比艾森豪威尔政府3月4日的限额还要低50多亿美元。
艾森豪烕尔表示同意顾问们对经济中存在的危险的看法，但对于在1954年度就能实现预算平衡却不能接受。他说，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必须实现预算平衡，“我们不能突然切断发展中的国家安全政策和计划……现在我们应当显示我们向平衡预算方向过渡的决心，而不是突然停止现行目标”。威尔逊也说过，“如果不再发生通货膨胀，政府或许可能在1956年度平衡预算，在1954或1955年度实行平衡是相当困难的”[137]。
会议结束前，史塔生表示，1954年度共同安全计划可减少15亿美元，国防部长威尔逊则端出了41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另加20亿做朝鲜军费的一揽子计划。威尔逊指出，现在的计划是建立在不定期D日（进攻日）设想基础之上的，只有不在这一基础上，才可能进行削减。
艾森豪威尔对这一数字表示满意，认为比原来希望的要好。汉弗莱说，在这一基础上赤字可减少到15亿美元。顾问们也纷纷表示同意这一数字，艾森豪威尔则乘机提出，由于朝鲜战争尚在进行，政府还不能承诺马上减税。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克特勒对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进行了总结，他说：“在整体上，国家安全的全面政策是适当的和合理的。其次，在实行这些政策时，我们应尽快地实现预算平衡。其三，这样做意味着涉及改变我们执行政策的计划方案，而不是改变政策本身。”但汉弗莱不同意这种提法。他说：“我们考虑的这一套政策和计划完全不同于杜鲁门政府所赞同的东西。”[138]
3月31日会议不仅确定了1954年度军事预算，而且还审查了新政府上台以来的政策，为进一步修改军事战略打下了基础。会议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维持“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的同时，希望以尽可能低的代价来实现这些目标。
为了给新预算提供理论支持，国家安全委员会在4月初起草了编号为NSC-149的新国家安全政策文件，并三次开会讨论草稿。在4月8日的讨论中，国防部长威尔逊曾对这样一句话表示异议，即美国的“最终目的是使苏联制度收缩和削弱到不再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威尔逊认为这句话听起来攻击性太强，他认为应该降低调子。财政部长汉弗莱也支持威尔逊的意见。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克特勒指出，“严重违反这一目标的任何修改都会使现政府提倡的对苏政策更为软弱。现在的政策并不比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国务卿的政策更积极”。杜勒斯认为应保留原文，威尔逊于是不再坚持修改。[139]
NSC-149号文件于4月底得到批准，文件名称为“国家安全基本政策和有关其代价的计划”。该文件首先论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经济思想：“自由世界长期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维持健全和强大的经济。美国继续保持超过联邦收入的高额联邦支出，同时征收重税，将会削弱并最终摧毁这一经济。”文件要求继续维持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在“阻止世界局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美国应尽可能快地平衡联邦支出和收入，并维持全面的信贷和财政政策，以帮助稳定经济”。但文件又说，由于共产主义的“威胁”，政府的收支平衡只能逐步实现。由于朝鲜战争还在进行，税收尚不能马上减少。
文件然后论述了美国的安全目标，它指出，美国将“继续支持自由世界增加实力，将反对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将继续利用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弱点，所有这些最终都是以使苏联制度收缩和削弱到不再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为目的”。为了兼顾经济和安全，文件提出了七条需进一步加强的措施：第一，使朝鲜战争得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战后解决”方案；第二，援助正在进行的印度支那战争，“以便得到一个有利的结局”；第三，保护美国的大陆地区不受攻击；第四，增加军用物资的就地采购，“增加盟国进行防卫的能力”；第五，发展和维持军工生产能力，减少对储备物资的依赖；第六，杜绝浪费；第七，减少贸易阻碍，鼓励互惠贸易。此外文件认为有两个方面要放慢速度：一，不再强调“使北约力量在原定目标日期内扩充到原计划水平”；二，不再强调“在规定目标日期内使美国武装部队达到最佳批准的实力水平，使物资储备达到全面的D日准备水平”。
在对外援助计划方面，NSC-149号文件认为印度支那和日本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援助重点。法国由于在印支战争中精疲力竭，因此它是欧洲地区的主要援助对象。西德的重新武装将继续进行。将通过调整贸易政策，增强英国的经济力量。南亚地区的援助将主要给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中东则主要给埃及。
NSC-149号文件还专门论述了美国的原子能政策：“美国较早地发展核能是维持我们在原子领域中领先地位的先决条件。这种较早的发展计划应主要通过私人财力而不是政府的财力来进行。”文件认为，允许私人企业参加核领域的生产有利于开发私营企业实验室的潜力，“有利于创造新的工业，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税源”。[140]
4月30日，艾森豪威尔匆匆忙忙以特别咨文方式向国会提交新的国防预算。同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介绍新的安全政策及其代价。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政府“已对安全政策作了重大改变”。他认为这种改变的根据是“我们拒绝那种思想，即为了理论上确定的未来的某个日子，我们必须建立我们所能建立的最大力量。在某一天拥有最大的力量——其实国防并不是这么回事。只要别人的行动和明确的目的在迫使着我们，就应当建立适当的防卫，并在将来长期维持下去”。[141]
艾森豪威尔的这一解释后来被归纳为“长途拉力”原则，它意味美国准备进行长时期的军备竞赛，并以此拖垮对手。但提出这一原则的真正原因还是为了削减庞大的军事开支，减轻不堪负担的财政压力。NSC-149号文件没有提到有关“大规模报复”的问题。此时艾森豪威尔仍怀疑这种战略的可行性。在3月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说，任何把“巨型炸弹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较便宜方法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一想法忽视了世界政治的所有事实和我们盟国面临的基本现实。对西欧人民来说，在他的国家被毁灭，他自己被埋葬后，保证还有活着的人会把炸弹扔到克里姆林宫去只是一种太冷酷的安慰”。[142]
4月30日艾森豪威尔向共和党国会领袖通报了他的新预算。参加会见的有参议员塔夫脱、众议员马丁等17名议员。艾森豪威尔告诉他们说，政府已从原预算中削减了84亿美元，他宣布政府将执行新的政策，这一政策将继续优先考虑美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但也不再忽视“内部威胁”，也就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他以杜鲁门的NSC-141号文件作对比，说民主党要进一步增加开支，新政府则要避免削弱经济，同时又要提供适当的安全保证。[143]
当会谈进入讨论阶段时，塔夫脱突然发起脾气，对艾森豪威尔的新政策大加抨击。塔夫脱说他“无法表达对政府计划的深深失望”，他认为这一计划的最终结果就是钱花得像杜鲁门政府一样多，不是出现大量赤字就是被迫开征新税。他说：“我们向美国人民承诺的一件主要的事就是减少开支，现在你们却领着我们走杜鲁门的老路，它否定了我们在竞选中承诺的每一件事。”塔夫脱还强烈批评了军队领导人，说他对现在的这一届参谋长联席会议班子没有信心，因为“布莱德利在1950年说过135亿美元就够了，但现在他说500亿还不够”。塔夫脱要求重新审查国防计划，让一批与原政策没有关系的人来干，他说必须找到代价更小的办法来保卫美国。[144]
艾森豪威被这些尖锐的抨击气得满脸通红，一时竟无言相对。汉弗莱马上站出来为新政策辩解。汉弗莱说他同意塔夫脱的一些看法，但这只是新政府三个月工作的起点，他保证政府将在以后的时间里继续在这方面做出努力。艾森豪威尔这时再次作了解释，他说西欧、中东和东南亚都不能落入苏联的控制，而这样做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尽管艾森豪威尔耐着性子解释，但塔夫脱后来还是说要保留意见。这种情况表明，保守势力对已做出的削减很不满意，仅仅靠“长途拉力”原则不能使他们相信政府在安全战略上作了重大改变。
在NSC-149号文件完成后，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试图对已制定的基本安全政策文件，按艾森豪威尔的“大平衡思想”作一归纳性总结，以便为正在进行的对基本安全战略的全面审查提供指导。此时，保罗·尼采因被杜勒斯认为是“艾奇逊的人”已离开国务院。罗伯特·鲍伊在5月中接任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他试图将应对“有关外部威胁的政策同应对有关内部威胁的政策综合起来”。6月10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新的NSC-153号文件，即“国家安全基本政策的重新表述”。
NSC-153号文件除重复NSC-149号文件规定的美国战略目标外，用明确的语言“重新表述”了艾森豪威尔的“大平衡”思想：“对美国的基本价值和制度的生存有两种主要威胁：一、苏联领导的共产党世界的可怕力量和侵略政策；二、因持久反对苏联威胁而导致的对美国经济的严重削弱。”“美国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使这两种威胁带来的风险得到适当的平衡。”[145]
NSC-153号文件表明，保持大平衡，也就是说，兼顾美国经济承受能力和维护美国全球利益的要求是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国家安全战略的出发点。政府面临的问题是要找到一种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战略。
四、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新战略
修订国家安全战略早已排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日程表上，塔夫脱对NSC-149号文件精神的批评促使这件事加速进行。1953年5月8日，艾森豪威尔和他四个得力下属在白宫的“日光浴室”举行了一次会议。这四个人是：战争时期曾担任过艾森豪威尔参谋长的副国务卿沃尔特·史密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克特勒，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心理作战局局长、总统特别助理C.D.杰克逊。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分别审查和研究三种可供选择的战略方案。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克特勒、史密斯和艾伦·杜勒斯三人组成“工作委员会”，对修订审查工作进行领导监督。会议决定这一计划应在7月1日前完成，并以此次会议的地点将此项工作定名为“日光浴室计划”。
在5月8日的会议上，克特勒提出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文件，它为三种选择方案提供了初步设想。方案A是继续执行经NSC-149号文件修正过的既定政策，这种政策是“防御性的，它谋求在整个自由世界建立适当的实力地位，并以此遏制苏联力量，它相信通过力量显示能阻止苏联发动进攻，直至苏联因专制政府中的内部弱点而衰朽”。方案B要求明确“美国将不允许哪些地区被共产党得到，不管这是由于公开或秘密的侵略所造成，还是由于当地人的颠覆或别的原因所造成”。该方案要求明确告诉苏联，美国已在这些地区画了一条线，在此线内，任何国家倒向共产主义，美国都应采取相应措施，包括进攻性战争，但B方案仍属“防御性”的。方案C与前两方案的基本立场不同，它要求“采取行动，在一个或多个地区赢得成功，以此恢复西方的威望”。“这种积极的选择方案目的是要扰乱苏联和卫星国，鼓舞自由世界。C方案是一种进攻性的战略。”[146]
“日光浴室计划”的临时指导小组由五人组成。小组主席为退役将军、壳牌石油公司副董事长姆斯·杜利特尔，小组成员有杜鲁门政府的助理国务卿、现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的迪安·腊斯克，中央情报局研究和报告部助理主任R.艾默里，陆军负责计划和研究的副参谋长莱姆尼策中将和海军的史蒂文斯上将。6月1日，这个指导小组完成了“日光浴室计划”的参考性文件，该文件就整个“日光浴室计划”的目的、范围、方法、应探讨的主要问题等事项提出了意见，并为将要研究的各种战略选择方案作了进一步的提示。
指导小组认为，“日光浴室计划”的目的是“制定和提出美国现在和将来可能采取的对付苏联集团行动的选择方案”。关于美国的政策目标，指导小组的文件要求各方案工作小组以NSC-153号文件的提法为指导。
指导小组认为，A方案要提出的就是NSC-153号文件确定的政策，为了便于分析，可以提出两种设想来解释它：第一，“时间是有利于自由世界的”，加果美国能长期坚持下去，苏联的情况会恶化；第二，这一政策包含着“甚至冒全面战争的严重风险，但尽可能使这种军事行动地方化”。关于B方案，指导小组提出了三条参考意见：一，“完成一条连接北约国家和西太平洋的线，以便形成一条连续不断的环绕苏联集团的防线”，超越此线意味着战争；二，以明确无误的方式通知苏联，美国将执行这一政策；三，“在当地共产党人夺取线内国家政权的情况下，保留行动自由，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重建符合美国及其盟国安全利益的局面”。指导小组要求考虑此线该如何划，范围多大，此线如被超越，美国应采取什么行动，等等。关于指导小组对C方案的意见，美国至今尚未公布这方面的档案材料。[147]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日光浴室计划”的各个工作小组于7月16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各自的研究结果。
A方案小组由“遏制战略”的创始人乔治·凯南担任主席。A方案认为，在NSC-153号文件框架内，美国的战略政策还有许多地方可作重大修改。它指出，美国的对苏政策应是“在盟国的帮助下，通过逐步进展并且不冒过分的战争风险来阻止苏联的扩张。但也认识到，战争的威胁不能阻止我们进展中的行动路线”。这一政策的目标还包括“减少和压缩苏联对东欧卫星国及红色中国的控制”，瓦解苏联的“实力和意识形态”，“最大限度地增加苏联制度内部的紧张和冲突，最终迫使苏联……将其目标调整到与自由世界和平共处”。
在分析世界形势时，A方案认为有两种基本因素必须加以考虑。首先是亚洲等经济不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变革的要求，“被共产主义有效地利用了”。其次，“1945年以来支配世界局势的两极结构已在削弱，它表现为过去几年中美国威望和领导权的下降，其他自由国家独立行动的增多”。A方案认为在苏联方面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况，它要求政府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政策来对付这两种因素，“利用而不是反对它们”。为此美国必须注意如下原则：“避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它追求的目的实质上是战时的目标，以及它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方面，美国应造成稳定和可靠的印象”。第二，应积极强调“美国的政策是建立在……实力地位之上的”[148]。
A方案承认全面战争的风险不是很大，但不能因此削弱美国的军备建设，“军事计划应继续同苏联从事全面战争的能力相联系，而不能为苏联政治政策的摇摆所左右”。A方案还认为，美国在应付地区性侵略时，将“自由”使用原子武器，重新研究苏联大规模的毁灭能力在危机时对西欧有何种影响。A方案指出：“从今后五年或更长时间看，在特殊武器对我国安全计划的全面影响方面，应该有一个全新的面貌。”
A方案与NSC-153号文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对经济能力的分析。A方案认为，美国的经济能力在较长时间里能提供“高水平的军备”，“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它指出：“关于国家债务，主要的问题是，它是否已高到威胁美国的实力的地步，而债务方面任何可能存在的威胁似乎不能同苏联的威胁相提并论。”A方案不理睬NSC-153号文件关于必须平衡预算的理由，反而怀疑是否有“任何减少联邦税收的迫切的经济理由”，它建议进一步增加税收，并重新研究NSC-153号文件的经济政策。[149]
B方案小组主席是麦考马克将军。按照指示，B方案应划出一条线，如果苏联超越此线，美国可视其为发动战争的理由。但B方案报告说，“没有能找到一条令人满意的，只包括对美国安全所必需的最小范围地区的线”，“也不能找到一条可排除对美国安全有绝对重要意义的较大地区的线”。原因是美国必须使用分布于全世界的军事基地。因此B方案建议“沿着现在苏联集团的边界划线，填补中东和南亚地区尚未被北约和其他条约覆盖而留下的缺口”。[150]
海军军事学院院长R.康奈利上将领导了C方案小组。这个小组不仅提出了各种分析，而且还提供了近、中、长三个时期的不同行动路线。
C方案的第一个观点是，“时间不在美国一边”，“这种倾向将持续下去，除非美国采取积极行动来阻止和扭转它”。C方案声称接受NSC-153号文件的目标，但要求把NSC-153号文件关于“阻止苏联的重大扩张”的提法改成“阻止苏联的一切扩张”，它要求把“不过分冒全面战争的风险”的提法改成“不主动发动全面战争”。和A方案的观点相反，C方案要求在安全政策中加入美国的战时目标，“如结束苏联在边界以外的统治，摧毁自由世界中的共产党组织，剥夺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削除‘铁幕’，消灭一切残剩的苏俄布尔什维克力量”。C方案认为，可以通过冷战来实现这种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和一切共产党力量的目标，虽然它承认这要冒“更大的全面战争的风险”。[151]
由于“日光浴室计划”三个方案的前提几乎完全不同，最后决定把归纳工作交给安全委员会的政策设计部进行。7月30日，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克特勒向安委会157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提纲，经过讨论与修改，艾森豪威尔同意把这一文件的内容作为制定新战略的指导性方针。提纲包括六点内容：
“1.以最低的可行的代价，建立和维持一种强大的报复性进攻能力、动员基地和大陆防御体系；2.建立对美国友好的、强大的、独立的和自给的，以西欧（包括德国）和远东（包括日本）为中心的国家集团，在中东地区建立实力地位；3.明确今后的援助：在西欧自立的条件下，逐步减少对该地区集团的援助，在较长时间内援助远东地区集团的发展。支持中东地区加强实力地位。根据预测的美援对美国世界地位的作用，限制对其他自由国家的军事、技术和经济援助；4.决定在哪些地区中，苏联集团军事力量的推进如被确认越过了现有边界，将被美国看作是它与苏联集团全面战争的开始；5.即使全面战争的风险稍有增加，也要采取有选择的、范围有限的进攻性行动，消灭自由世界中苏联占支配地位的地区，削弱卫星国边缘地区的苏联势力；6.采取非军事行动，削弱自由世界各国当地共产党力量。”[152]
在六条指导性纲领外，克特勒还加上了关于对外政策的三点解释：“1.估计现在的针对苏联集团的进取性行动所带来的全面战争风险，其严重性比A方案所提出的要低；2.接受有限增加的全面战争的风险，这一风险是由C方案提出的针对卫星国的行动所带来的；3.在最近的将来，目标是要创造一种‘胜利的气氛’，在迫使苏联集团采取守势的同时，加强自由世界的士气和力量。”[153]
这六条提纲和三点解释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安全战略将兼收并蓄“日光浴室计划”三种方案的基本思想，这个新战略有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的战略目标或义务。但是，“日光浴室计划”仍没有找到一种可以满足“大平衡”要求的具体方案。
共和党保守势力多年来一直对以布莱德利上将为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满，认为这些军队领导人是杜鲁门政府扩军政策的工具。他们对布莱德利本人更为不满，因为他曾公开嘲笑过胡佛的战略思想，并作过不利于麦克阿瑟的证词，而且他是目前支持增加军费开支的中坚分子。按照美国的政治惯例，政府的更换并不影响军队领导人的进退。但这次情况却有所不同。布莱德利自己也知道，尽管他和艾森豪威尔是西点军校的老同学，但共和党政府不会再容得下他了。因此他在1952年12月陪艾森豪威尔去韩国视察时，就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让现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继续工作到1953年8月，此后不再留任，以便共和党政府任命新人。艾森豪威尔接受了这个稳妥的办法。
由于塔夫脱在4月30日又一次严词指责布莱德利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艾森豪威尔加快了行动。在事先得到塔夫脱的认可后，艾森豪威尔在5月10日任命了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由阿瑟·雷德福上将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修斯·李奇微上将任陆军参谋长，罗伯特·卡尼任海军作战部长，内森·特文宁上将任空军参谋长。任命下达后，艾森豪威尔要他们去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视察和了解情况。
7月1日，艾森豪威尔下达书面指示，要求新任参谋长在正式任职以前，首先对美国的军事战略重新进行审查和研究。艾森豪威尔指示说，他要的不是下级参谋人员式的详细报告，而是要提出个人看法，要求新观点。
7月14日，艾森豪威尔又在白宫召见了这几位新任参谋长，要求他们根据美国的全球义务，对美国的军事能力做出透彻的估价。他提醒他们要理解“大平衡”思想，在军事地位和国家破产风险之间保持平衡。艾森豪威尔要求他们说出“真诚和直率”的个人看法。后来他还告诉他们，他要的是“一致决定”，而不是一个“有分歧的文件”[154]。
由于削减军费将不可避免，各军种都竭力保全自己的利益，参谋长们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了避免干扰，雷德福向海军部长借来了“巨杉号”游艇。8月6日四位参谋长来到了这艘船上，他们在美国东部海域的切萨皮克湾上转了两天，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最后做出了总统要求的“一致决定”。8月10日，经国防部长威尔逊同意，雷德福携带会议报告，乘飞机到丹佛面见艾森豪威尔。
参谋长们在“巨杉号”上做出的决议是一些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有：1.美军的基本作用和使命不应改变；2.美国面临的两个基本的军事问题是大陆防御和建立并维持迅速进行大规模报复的能力；3.美军力量分布过散，一些驻扎海外的军队应撤回美国，现在应撤回在日本和朝鲜的美军，并撤回在中欧的部分美军；4.地区性防御主要是当地军队的责任，美军可给予海空支持；5.美军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动员；6.不是以增加战斗人员数量，而是以效率和战备两个方面来增强美国的后备力量。李奇微和卡尼一开始不肯接受这些观点，在雷德福接受了他们提出的先决条件以后，他们才作了让步。他们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形势不再进一步恶化，韩国军队的扩充及重新武装西德将按计划进行[155]。
“巨杉号”会议报告正式把“大规模报复”概念引入军事战略考虑，这表明，美国在放慢常规武器装备速度的同时，将大力扩充其核报复能力，加快核军备速度。艾森豪威尔在初步了解了这一报告的内容后，认为可以把它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
在艾森豪威尔收到“巨杉号”报告两天后，发生了一件对美国军事战略有严重影响的事。1953年8月12日，苏联成功地试验了第一件热核武器。苏联的试验虽较美国第一次热核试验晚了十个月，但此时美国的热核武器的研发尚未进入实战要求阶段。这表明两国在核武器方面的差距已大大缩小。
苏联氢弹的影响很快就表现出来了。8月21日，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斯特林·科尔致函艾森豪威尔，说苏联热核武器的试验成功，使美国必须保持热核武器的领先地位，同时应重新探讨控制军备的途径。科尔保证国会将支持总统在这两方面的努力。[156]这预示着有关新战略的风向可能转变。
8月27日，副总统尼克松在华盛顿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巨杉号”会议报告。此时艾森豪威尔仍在丹佛休假。会议首先讨论了撤回美军问题。国务卿杜勒斯对报告要求马上撤出部分美军反应十分强烈，说他最担心的是外国政府和人民会从美国的这个行动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认为世界大战的威胁已经减小或消失。杜勒斯说，美国从中欧或其他有安全需要的地区完全撤退是异常危险的。总统特别助理、负责“心理战”的杰克逊也认为“重新部署”美军可能被欧洲舆论看作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立场上去。但尼克松和财政部长支持“巨杉号”报告的观点。[157]
会议关心的另一问题是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尼克松问道：“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美国都可能使用原子武器吗？”雷德福作了肯定的回答。雷德福还要求公开宣称美国将使用核武器。他说在他看来，现行政策是一方面花大量的钱制造这些武器，另一方面却因为担心舆论反应而不做出可能使用的决定。李奇微则持异议，他怀疑能否靠一种军事武器的威慑效果来阻止战争[158]。
由于“巨杉号”报告提出“重新部署”美军及突出原子武器的作用，而这两条又都被认为能减少军费开支，财政部长汉弗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称赞这一报告“了不起”，“是1月20日以来最重要的事”。汉弗莱说，节约下来的钱可用于大陆防御建设。他甚至提出，有这一报告就可以“中止”对“日光浴室计划”作进一步研究了。杜勒斯认为，报告内容不错，但在实施时须十分小心，因为它的主要精神可能影响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他说，“破坏自由世界团结，或使美国单独承担防卫的任何措施都不是真正的节约”。杜勒斯非但不同意中止“日光浴室计划”的研究，而且不同意安委会就这一报告表示意见。他坚持要让国务院研究“巨杉号”报告的国际影响。[159]
对杜勒斯来说，“巨杉号”报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新东西。突出核武器作用，强调大规模报复能力是他自己的观点，“重新部署”美军则是雷德福的一贯立场，两者都被认为是符合新政府的军事战略原则的。那么，为什么这次他变得如此谨慎小心？原因盖出于苏联氢弹试验成功。杜勒斯觉得有必要重新考虑前一时期确定的原则。他首先想到的是欧洲。过去欧洲把美国的核优势当作“保护伞”，而现在核力量则可能成了“避雷针”。欧洲会非常符合逻辑地认为，“如果欧洲首先遭到攻击，美国可能会因为自身的脆弱而置身事外，同样如果美国首先遭到攻击，欧洲也宁可置身事外”。[160]因此，杜勒斯认为，在这新形势下，“巨杉号”报告和“日光浴室计划”可能在国外被看作孤立主义和采纳“美国堡垒”思想的证据。为了消除这种误解，杜勒斯担心，美国的军费开支将会急剧增加，经济会发生问题，“而实际上又得不到更大的安全”。[161]
于是杜勒斯盘算可否另辟蹊径，如提出限制军备和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美、苏撤出在国外的军队以“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方案。这既可增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冒被孤立的风险，又能顺利解决纷争不已的削减军事预算这个实际问题。杜勒斯知道此事重大，必须先和艾森豪威尔商量，所以在会议结束后，带着写好的备忘录于9月6日抵达丹佛。9月7日他与艾森豪威尔长谈一天，当天下午飞返华盛顿。9月8日，艾森豪威尔根据前一天的谈话内容，也写下了一份备忘录，这是他对杜勒斯建议的正式答复。
艾森豪威尔首先表示，他在“总的方面同意”杜勒斯的观点，“特别同意重新做出努力，在全球范围内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以及把“共同撤军”作为缓和紧张局势的第一步。艾森豪威尔还表示应尽早开始这方面的行动。
但是，艾森豪威尔不同意杜勒斯大幅度修改美国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的提议。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三条理由。首先是经济方面的障碍，他指出，按杜勒斯的意见，美国必须做出更大努力来发展非常规武器，但“这涉及我们要大大增加开支”，而不是杜勒斯所打的如意算盘。其次，艾森豪威尔不认为杜勒斯的和平攻势能奏效，他说，“即使总统、内阁和国会领导人在一致意见的基础上采取经过重大修正的政策，这一局面仍不足以保证实现期望中的目标”。而且，美国老百姓会觉得这是政府无能。第三，艾森豪威尔怀疑杜勒斯关于对核武器进行国际控制的建议是否可行。他说苏联“一直拒绝依靠集体行动进行国际控制的任何真诚的努力”，美国的“每一个真诚的和平姿态或建议都被共产党人粗暴地拒绝了”。
至于苏联氢弹试验成功，艾森豪威尔要杜勒斯设想苏联领导人“可能考虑”“侵略性”地使用核武器，美国必须考虑改变战争准备政策，应作好长期准备，对敌人进行更大的报复性打击。因此，“为了下几代人的利益，我们的职责是要求我们在可安排的最适当的时间发动战争”[162]。
杜勒斯另辟蹊径的方案没有被艾森豪威尔接受，这表明，在重大问题上，掌舵的还是总统艾森豪威尔。这同样表明，艾森豪威尔调整军事战略的余地是有限的，他既不能按塔夫脱等人的要求搞一套与杜鲁门政府截然不同的战略，也无法接受杜勒斯得知苏联氢弹爆炸成功之后，突然提出的新建议。
从丹佛回来10天之后，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美国已完全准备好探讨结束当前紧张局势的途径”，他要求苏联“对缓和这种紧张局势做出更大贡献”，并且保证美国政府“愿意表现出它要求别人表现的同样的精神”。[163]不过，这只是对苏联氢弹试验成功所采取的一种姿态而已。
五、“新面貌”战略的面面观
在“日光浴室计划”和“巨杉号”会议报告等文件的基础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个起草小组开始起草新的军事战略文件。他们从1953年8月初开始工作，到9月20日完成了编号为NSC-162文件的第一稿。10月7日、13日、2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三次讨论了这份文件，决策者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再次进行了辩论。
引起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的对苏政策。NSC-162号文件一稿中有一段国务院提出的文字：“不过，美国不应使用部队针对苏联集团领土发起进攻性的行动。在我们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有限行动即使成功也不会实质性地减少苏联的威胁。这类行动反而会大大增加全面战争的风险，使西方联盟国家之间关系更加紧张，并可能在苏联威胁这个更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上毁掉同它们达成协议的机会。”[164]这段文字比罗斯福时期承认东欧是苏联势力范围还要过头，遭到了威尔逊、史塔生和艾伦·杜勒斯的反对，艾森豪威尔也站在他们一边。杜勒斯不得不同意删除这一段文字。但在最后一次讨论中，杜勒斯重申，如果要采取进攻性行动，例如进攻阿尔巴尼亚或中国的海南岛，必须事先得到安全委员会的批准。
草稿中关于苏联的另一段话也引起了争论。国务院提出：“只有通过美苏两国接受他们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解决办法，苏联的威胁才能被实质性地减少。”由于其他人包括艾森豪威尔提出要删除这一段话，杜勒斯以强烈的语气为这一段话作了辩护。杜勒斯说：“如果我们指望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得到好处，而让苏联人什么也得不到，那么我们就无法减缓同苏联的紧张关系”，他说，“解决必须是双方可接受的。”杜勒斯指责国防部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似乎要改变政府的全部政策——这一情况从苏联拥有氢弹来看就更危险了”。杜勒斯坚持说：“如果你要让双方可接受的解决服从于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实力地位，你就打消了解决朝鲜、奥地利、德国等问题的所有希望。”[165]最后安委会成员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妥协的提法。
争论的第二个问题仍然是“大平衡”观点。在文件起草小组中，国防部、国务院和共同安全署的代表认为，苏联是基本的威胁，他们也承认健全的美国经济是十分重要的，但美国必须首先满足必要的安全费用。而财政部、预算总署的代表则坚持“双重威胁”观点，认为必须在两种“威胁”之间保持平衡。在10月7日的讨论中，杜勒斯说：“如果采取这一方针意味着美国将要平衡预算、减少税收，一切事情都要给这一目标让路的话”，他就反对这一文件。国防部长威尔逊说，美国真正要做的事是，“明确和达到一个合理的长期防卫态势”，“如果我们能在平衡的预算下做到这一点就最好，如果不能做到，我们就不得不推迟实现平衡预算”。艾森豪威尔反驳了这两位部长的意见，他说国务院和国防部的观点似乎是“设想对国防所必需的任何东西都可能实现，而且不会严重损害经济”。他坚持这将影响美国的“生活方式”，他说，“如果我们愿意采取阿尔道夫·希特勒的制度，我们或许能战胜整个世界”。他告诫说：“你能使美国人民在一两年甚至三年时间内做出牺牲，但不能使美国人民无限期接受这种立场。”[166]NSC-162号文件最后表达的思想倾向于艾森豪威尔的观点。
引起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有关核武器的“常规化”，即改变使用原子武器的政策问题。军方对1950年底美英会谈公报中的一段话耿耿于怀，即美国总统将随时把使用原子弹的决定向英国首相通报。国防部长威尔逊咄咄逼人地问道，究竟要不要使用花了这么多钱制造出来的武器？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如要从海外基地使用核武器就必须得到盟国的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随即追问道：“我们可以从不需得到外国政府同意的基地上使用这些武器吗？”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当指望在全面战争情况下使用这些特殊武器，但他们不应当在小事情上计划使用这些武器。”杜勒斯不同意这种区分，他认为“必须以某种方式破除对使用这些武器的忌讳”。[167]
在决策层意见不一的同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也在准备提出1955年度的国防经费预算。军方认为美国承担的海外军事义务没有减少，朝鲜战争还可能重新爆发，因此在10月13日会议上，军方提出了420亿美元的国防拨款，350亿美元新授权的要求。这使财政部长汉弗莱和预算署署长道奇大为吃惊。道奇指出，“由于减税，政府可能在1955年度面临54亿美元现款赤字和87亿美元拨款赤字”。汉弗莱愤怒地指责国防部和军队在做了种种研究之后，“连一文钱也省不下来”[168]。艾森豪威尔对此也深为不满。
杜勒斯这时胸有成竹地问道：军方在估计预算时是否考虑到使用核武器？雷德福答道没有，因为使用原子武器的现有政策并无改变。他接着说，他希望改变。军方的态度显然是，如果政府不改变使用原子武器的政策，他们就不会真正同意削减军费。这时，刚刚指责过军方的汉弗莱立即开了窍，他说，“解决使用原子武器的问题是绝对重要的，只有在广泛情况下使用它们，才能真正改变国防部的计划，才能减少军事预算的费用”。[169]汉弗莱接着用塔夫脱的观点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他说，1955年是关键的一年，必须维护公众对“经济健全和总统领导地位的信心”，如果美国人民认为政府仍然在走老路，美国经济就会垮台，共和党就会输掉下一场竞选。面对预算问题，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放弃了反对改变使用原子武器政策的立场[170]。1953年1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一个名为“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演讲。在这篇看起来是为了控制核军备的主旨演讲中，艾森豪威尔加进了十分重要的两句话：“在我国武装部队中，（原子武器的）发展已使得这些武器实际上具有了常规地位。在美国，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都能够把这些武器投入军事性使用。”[171]
1953年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NSC-162号文件——“国家安全基本政策”。这一文件取代了以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68、135、149、153号等文件，成为新政府指导美国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基本文件。
所谓“新面貌”一词最初出现在“日光浴室计划”A方案中，但据雷德福回忆，人们把“巨杉号”会议报告称为“新面貌”文件。最终，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主要体现在NSC-162号文件中。[172]
与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8号文件一样，NSC-162号文件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文件分析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有三个方面，即“苏联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根本性敌视”，“巨大的苏联军事力量”和“苏联对共产主义支持和对其他颠覆、分裂自由世界工具的控制”。文件认为苏联的政策是建立在这些威胁之上的，“苏联集团和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以及苏联“对安全的忧虑”，“不信任美国的目的和意图”等。[173]
与过去的安全战略文件不同的是，NSC-162号文件没有一个专门论述美国战略目的的部分。文件只是在结尾处说到，“面对苏联日益加强的威胁，美国安全政策的宏大目标必须是创造某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美国和自由世界联盟决心准备好应付苏联的烕胁，并在适当的安全保证下，为缓和这一威胁而进行谈判”。文件在另一个部分谈到，“美国的政策是要防止苏联侵略和继续统治别的国家，并在适当保证下建立有效的军备控制，它并不是要支配苏联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但要“阻止世界局势发生基本的变化”。[174]
“新面貌”战略坚持了艾森豪威尔的“大平衡”思想。NSC-162号文件提出的两项基本任务是，“应付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在这样做的同时，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或损害我们的基本价值和制度”。它还要求“维持一个强大的、健全的和成长的经济”，通过“自由制度的运作”，具有在长期竞争中“提供必需的力量和迅速有效地转入全面动员的能力”。NSC-162号文件在关于美国支持安全开支的能力这一部分说到，“不仅美国的世界地位，而且整个自由世界的安全均有赖于避免美国衰退，有赖于它的长期增长”。但“经济增长不是自动的，需要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政策支持而不是损害这种长期增长的潜力”。文件提醒说，“过分的政府开支会导致通货膨胀性赤字或压抑性税收”，“现有的高额政府债务将进一步使美国财政和经济问题复杂化。”[175]
NSC-162号文件表明，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意识到了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它并没有也不愿意相应限制或者缩小它的战略利益，艾森豪威尔的“大平衡”实际上是希望以更低的代价来保住这些利益的“最佳方法”。由此就可以理解，艾森豪威尔政府先后提出的1954和1955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主要是根据财政部门的限额而不是根据军方的要求制定的。
政府对军方的要求还是必须予以最大限度的满足，这表现在以原子武器为主要手段的“大规模报复”概念终于成为“新面貌”战略中的主要军事原则。NSC-162号文件要求美国“发展和维持强大的军事地位”，并“强调以进攻性打击力量实施大规模报复性破坏的能力”。文件还要求美国在原子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保持优势地位”，因为在整个西方世界中，只有美国拥有能对抗苏联核武器的能力。因此，“充足的原子武器和有效的发射手段对美国的安全是不可缺少的”。NSC-162号最终文件中还有一段第一稿所没有的文字：“在敌对状态下，美国将把核武器看作像其他军火一样能够使用的武器。”这段文字表明，在“新面貌”战略中核武器使用政策已正式改变，即所谓“非常规武器常规化”。[176]
但是，NSC-162号文件也包含了艾森豪威尔的观点，即如果要从盟国基地上发射核武器，事先还要得到这一盟国的同意。此外，这一战略也承认，在新的形势下，核武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该文件说，苏联核力量的增长可能“消除美国原子力量对苏联在边缘地区进行侵略的威慑效应”，它还可能使苏联对美国的某些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反应。“由于全面战争对任何一方都越来越成为灾难，把诉诸全面战争作为对地区性侵略的制裁也就越来越不可能。”[177]由此可见，在“新面貌”战略中，虽然强调了核武器的作用，但它们主要是一种“威慑”手段。而“日光浴室计划”B方案的基本思想——以全面战争来“防止苏联扩张”——并未被采纳。
“新面貌”战略的另一新的内容是“重新部署”驻扎海外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虽然在“巨杉号”上同意了这一原则，但各军种对撤军的时机、地区、数量等问题有不同意见，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也意见不一。NSC-162号文件只得这样写道：“美国武装部队现在的部署过于分散，影响了未来军事行动的机动性和主动性。但是，在现有条件下，从欧洲和远东地区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撤退都会被看作美国防卫这些地区的兴趣在减少，并会严重破坏联盟的力量和团结。”[178]怎么办？该文件要求“进行外交努力”，使盟国理解“重新部署”美军的意义，认识到“对自由世界最好的防卫有赖于带有主动性、机动性和支持能力的美军部署，有赖于我们的政治承诺，即我们将有力地、直接地回击任何进攻这些盟国的侵略者”。[179]
“重新部署”美军被看作最能节省军费的措施，因此，财政部长汉弗莱在10月召开的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呼吁“立即考虑重新部署大量的海外美军并彻底修改我们的军事战略”。但NSC-162号文件没有做出这方面的安排。然而预算问题比任何理论更有权威。1953年11月18日，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威尔逊和汉弗莱举行了会议，再次讨论如何减少1955年度国防预算问题。杜勒斯这次同意撤军：“我们应当开始从朝鲜撤出地面部队，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们应显示我们对空军和海军力量的信心，应当避免在亚洲部署地面部队。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就能对现役陆军进行实质性的削减。”会议还决定，对驻欧洲的部分美军实现“精干化”，如果形势没有大的变化，政府将不批准陆军要求在1955年拥有150万人的计划。这次会议同意，“我们对新武器的依赖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常规力量作某些削减，这包括地面部队和海军的某些部分”。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备忘录上写到，这次会议意味着将削减美军人数，减少驻朝美军，并研究减少驻欧美军。[180]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联盟政策在NSC-162号文件也占有较大的篇幅，虽然这一政策在“新面貌”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很少引发争论。
NSC-162号文件指出，自1950年以来，美国在“建设自由世界的力量、团结和决心”这三方面已取得了成功，“可能已阻止了自朝鲜战争发生以后的公开侵略”。文件在谈到盟国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意义时写道：“没有盟国的支持，即使美国付出昂贵的开支，仍无法满足国防需要”。文件还指出，“在这场世界斗争中，无论是在和平还是在战争情况下，美国都需要使主要的高度工业化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和经济资源及物资同美国站在一边。如果这些国家逐步丢失给苏联集团，将会使美国孤立，并危及美国赢得全面战争的能力”。“新面貌”战略中的联盟政策要求做到“真诚地使盟国相信，美国的安全战略是集体安全战略。联盟必须扎根于对利益共同体的强烈信念，并坚信美国领导的稳定性和明智性”。[181]
NSC-162号文件承认，美国的联盟政策面临着种种问题，如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西欧军事力量薄弱、某些盟国内部的动荡不稳，等等。但美国最为不安的是“西欧越来越不愿追随美国的领导。许多西欧国家担心美国的政策，尤其是远东政策，会把欧洲卷入全面战争或者会无限期地延长冷战的紧张状态”。文件还说到，西欧认为美国的政策太僵硬，太不灵活，也太不稳定，具有发动先发制人战争和“解放”，以及退回到孤立状态的种种风险，而且“表现得太过忙于反共”。文件因此提到，为了获得盟国的长期支持，美国应使盟国相信，它愿意同苏联谈判解决问题。文件还提出要求英、法、德三国加强合作，在这一基础上增强西欧的军事实力地位。西欧的自立程度已有加强，因此对欧洲的援助总量将要减少，但这一援助还会进行下去。文件表示支持建立一体化的西欧共同体，并要求西欧各国尽力建立防卫力量。[182]
“新面貌”战略还专门制定了对不结盟国家的政策。NSC-162号文件说，许多不发达国家由于紧迫的国内问题，“他们现在还不愿同美国及其盟国结盟”，虽然这些国家“大多是不发达的，但他们巨大的人力，他们的基本原料资源以及他们的增长潜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并入苏联体系就会大大地甚至是决定性地使世界局势变得不利于我们”。
文件承认，在许多不结盟国家中，动乱和敌视西方的力量很强，原因据说是多方面的，包括“种族情绪、反殖民主义、上升中的民族主义、公众对社会和经济迅速进步的要求、人口过多、停滞的社会模式崩溃，以及在很多情况下，是当地宗教、哲学与西方宗教、哲学的冲突”。文件还说到“不能单靠外部经济援助来解决它们的基本问题或赢得它们的合作与支持”。文件还提到，不结盟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使西方加强与它们的联系、抵制中立主义等问题更加复杂了。文件建议采取积极措施使这些国家意识到“它们与自由世界有共同的利益，并抵制共产主义的吸引”[183]。
美国的这一政策表明，它开始意识到不结盟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但美国既然反对这些国家奉行中立政策，就难以提出什么措施来吸引这些国家。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还突出了“心理战”和开展颠覆活动的作用。与民主党政府相比，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心理战”的重视，可谓情有独钟，它不仅设立了隶属白宫的心理作战局，还把颠覆手段引为“新面貌”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10月29日的讨论中，文件起草小组要求修改原稿中的一段话，即“为了扩大解决问题的机会，美国及其盟国应向苏联领导人和人民讲清楚，如果苏联放弃扩张和统治别国，他们准备接受一种解决办法，承认苏联领土完整和内部政治与经济制度”[184]。总统心理战特别助理杰克逊说，这段话如不修正，“可能被看作对目前存在的苏联制度的赞同”。[185]起草小组说，他们希望说明这段话“是对外交领域的指示，并不打算以此来指导我们的情报和宣传机构”。[186]这一说明作为注解被正式载入NSC-162号文件。这个修改和注释表明，美国在宣传和情报活动中，仍将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指导方针。文件写道：“据此，美国应采取可行的政治、经济宣传和秘密措施，以便制造和利用对苏联有麻烦的问题，损害苏联同中国的关系，使它控制卫星国更加困难，并阻止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能力的增长。”[187]
NSC-162号文件还指出，对安全计划的支持“最终有赖于民族道德的健全和全国对政府的……政治意愿的支持”，文件要求把动员这类“精神资源”作为“心理战”的另一面。文件认为“美国应采取公开和秘密的手段诋毁作为苏联力量有效工具的苏联威望和意识形态，削弱各国共产党和各种亲苏分子的力量”。[188]
颠覆活动在“新面貌”战略中有更大的重要性。早在7月30日讨论“日光浴室计划”时，杰克逊就迫不及待地指出：“该计划包含了许多可取的行动计划”，“这些计划不应等到整个新政策文件全部完成后才进行，采取某些行动中的初步措施不会有坏处”。杰克逊建议国务院研究“离间某个卫星国的可能性，不必等待采取新政策”。[189]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等人讨论了美国可能采取行动的地区，如危地马拉、阿尔巴尼亚、伊朗以及中国的海南岛等地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示，中央情报局成功地颠覆了伊朗的摩萨台政府。
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用于秘密活动的经费直线上升，即便如此，直到艾森豪威尔上台，秘密行动才真正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工具”。[190]与杜鲁门政府的扩充军备、到处派兵相比，花钱不多但后果明显的“心理战”和颠覆活动，受到“新面貌”战略制定者们的重视，实是题中应有之义。
1953年12月22日，杜勒斯在华盛顿向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宣布了“新面貌”的一个重要军事战略原则——“大规模报复”理论，“新面貌”战略正式出台。
一个月以后，1954年1月22日杜勒斯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全面解释了这一战略。杜勒斯说，过去的外交政策诸如“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欧洲复兴计划”、“克服柏林封锁”、“回击共产主义对朝鲜的进击”等，有许多是成功的，这些“主要是在紧急情况下的行动，是我们的敌人加诸我们的”。但紧急措施“不一定能成为良好的长期政策，紧急措施是昂贵的、粗糙的，意味着敌人掌握主动权，不能指望它为我们的长远利益服务”[191]。
杜勒斯分析了民主党政府战略理论。他说，“使美国地面部队长期在亚洲承担义务，以致我们没有战略后备力量，不是一种健全的战略”。他还指出，“永久地援助其他国家不是一种健全的经济学，或者说也不是一种好的对外政策”，因为，“长期承担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会导致实际上破产，这不是健全的政策”。
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心改变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盟国和集体安全，我们的目的是使这种关系更有效，而且花费更少。较多地依赖威慑力量，较少地依赖地区性防卫就能做到这一点。”杜勒斯犹恐听众印象不深，重复道：“新战略是要获得这样一种国际安全体系，它以可以承受得了的费用实现最大程度的威慑。”他解释道：“地区性防务仍然是重要的，但没有一种地区性防卫能单独遏制共产世界巨大的地面部队，地区性防务必须由大规模报复力量的进一步威慑来加强。”杜勒斯总结道：“对于自由社会来说，威慑战略的方法，是愿意而且能够在它自己选择的地点，以它选择的方法做出强有力的反应。”杜勒斯这篇阐发“新面貌”战略的演讲，以这句话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以致后来人们几乎认为“新面貌战略”就是“大规模报复”。
六、对美国“新面貌”战略的历史回顾
“新面貌”战略是战后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八年间，它是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在战后美国军事、外交政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自“新面貌”战略公布至今，美国朝野对该战略的成败得失一直议论纷纷，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它的评价也各有不同。
艾森豪威尔制定“新面貌”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搞所谓的“大平衡”，即平衡对待“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外部威胁和国内的经济危机威胁。为了维持美国世界领袖的地位，艾森豪威尔政府必须确保美国的海外利益及其盟国的安全，同时还要避免本国经济因“超负荷”而崩溃。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利用美国的核优势来达到上述目标。具体做法便是削减耗资巨大的常规军力，发展费用相对低廉的核打击力量。这必然要削弱当时美国陆海军的地位。因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争论中，对“新面貌”战略怨气最大的要数陆军将领。他们认为，该战略不足以保卫美国的利益，而且“战术核武器很可能需要较大的军队而不是较小的军队”。[192]
五十年代中期，苏联的核武器以及运载能力有了迅速发展，特别是苏联先于美国拥有了洲际导弹，剥夺了美国本土不易受攻击的有利地位。这更使人们对作为“新面貌”战略核心的大规模报复的威慑效应产生了怀疑。1956年，刚卸任的陆军参谋长李奇微便在其回忆录《战士》一书中对核威慑的作用提出了质疑。他指出，相互的核威慑将使人们不愿意使用核武器，并使人们认识到，核战争会使世界上大部分人民、财产及制度都化为乌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真可以放心大胆、毫无顾忌地依靠核武器来发挥军事威力是可以怀疑的”，这反而使苏联可以不动用核武器就实现其所要实现的目的。[193]
接替李奇微任陆军参谋长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对大规模报复理论也大为不满，甚至认为它处一种荒谬的观点。1956年，他为《外交》杂志撰文抨击这一理论，但因受国务院阻止而未能发表。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大规模报复政策的全盛时期，它只能使我们的领导人面临这样两种选择：发动核大战，或谋求妥协和退却。”“1945年以来的其他许多有限战争——中国的内战、希腊和马来亚的游击战、越南战争、台湾事件、匈牙利事件、中东战争、老挝战争，等等——也清楚地说明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可能阻止了大战，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未能保持住‘小和平’，即没能清除局部地区的骚动。”[194]
曾积极主张扩充常规军力以遏制苏联的保罗·尼采也于1956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原子弹、战略和政策”的文章，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普遍适用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政策很难在中东或亚洲奏效。他指出，如果核战争无法避免的话，西方的利益就是，在最小的地区针对尽可能有限的目标系统使用最小规模的原子武器，而且“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不应使用原子武器来对付侵略和恢复局势”。他仍希望加强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195]
亨利·基辛格在这场辩论中初露头角。他在1957年发表的《核武器和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中指出，新战略并没有使美国得到主动权，因为我们只把核武器看作这样一种战争概念中的工具，即除了全面胜利以外不接受其他目的，除了全面战争以外不承认其他作战方式。基辛格肯定了核武器的作用，但否定了核大战，认为应当为核武器寻找中性的用途，因为“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与能够以人力代替科学技术的大国作战，有限核战争却是我们最有效的战略”[196]。
显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人们着重分析的是“新面貌”战略中的“大规模报复”政策，因此“灵活反应”，“有限战争”等理论应运而生。进入六十年代后，随着美苏核僵持局面开始形成，“新面貌”战略在八年的实施过程中又累累受挫，尤其是该战略把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联系在一起，企图以“莫斯科本身当作人质来对付世界各地共产党侵略”[197]的做法，不但未能有效对付世界各地的地区性冲突，反而使美国的威望大大下降，“新面貌”战略开始受到更严厉的抨击。在一些与民主党关系较深的学者眼里，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八年几乎是一部失败的记录，甚至有人对艾森豪威尔本人的领导能力提出了疑问。
W.W.罗斯托在1960年出版的《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一书中，全面抨击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外政策。他认为，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由于领导不力，美国在导弹方面已落后于苏联，美国在西方和不发达地区的领导权及影响力正在丧失。他还直接批评了“大平衡”思想，认为艾森豪威尔的基本政策是由中西部的共和党人制定的，这些人的思想“深深地带有从前孤立主义思想和概念的色彩，他们不是以同情的态度来接受现代历史所造成的后果，而这个后果已经使美国与整个欧亚大陆周围地区及欧洲大陆本身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罗斯托指出，在1953年，当武器技术和不发达地区的事态发展都需要美国花钱时，那些有意要削减联邦预算的强大舆论却左右了美国的政策。他还说，“新面貌”战略是一种“意在挫败共产主义直接军事侵略的短期军事和政治结盟政策……而当时，共产党的政策已转变成一种进行长期蚕食的策略”。罗斯托还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狭隘地根据从‘大平衡’中得出的军事政策对待不发达地区”。他把一切失败都归咎于艾森豪威尔个人领导不力。[198]
六十年代初，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全面研究了“新面貌”战略。亨廷顿认为，新战略的变化主要在于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军事战略方面。他认为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是“经济和技术的进步”。他指出，虽然新战略在提出的头两年里曾取得了一些成功，包括减少联邦政府支出近100亿美元，减少税收75亿美元，但这些成功是“短暂的”。当苏联实力的增长开始破坏“新面貌”战略的前提和目标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却未能及时调整其战略。亨廷顿指出，这一战略在国际政治方面是一个严重的失败。他说：“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安全只是一个小目标，在世界政治中，关系重大的恰恰不是安全，而是美国的威望、盟国的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前途。”他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阻碍了美国扮演更活跃和更富创造性的角色。[199]
曾专门研究“新面貌”战略产生过程的施奈德也对这一战略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新战略的指导思想主要是从经济压力出发，服从于国内政治需要，它倾向于“使军事政策脱离外部政策和目标”，而由“内部目标”来作决定。他指出，就“新面貌”战略的整体和目标而言，是“国际主义”的，但是，其实现目标的方法却是孤立主义的。施奈德指的是美国削减驻外军队，减少对盟国的依赖，削减对外援助款项等问题。他认为这样做“将会冒在战争爆发后花更大代价的风险”[200]。
六十年代后期，“新左派”在美国学术界异军突起。在J.科尔科和G.科尔科所著的《实力的限度》一书中，作者指责艾森豪威尔坚持反共冷战是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他们认为美国在五十年代试图寻找一种“便宜”的防卫姿态，同时却鼓励西欧盟国继续扩大军费开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急于维持那种应付全球危机和危险的动员意识”，以此避免削弱美同在北约中的霸主地位。作者认为美国是有意识地利用其他西方国家“对俄国的害怕”。科尔科揭示了“新面貌”战略的困境，即既要维持霸权，但又面临力量有限的局面。作者还批评美国对“亚洲、拉丁美洲及中东的不可避免的变革”采取敌对立场，而这一立场正是由“新面貌”战略造成的。[201]
艾森豪威尔离职后，他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处于谷底。人们普遍认为艾森豪威尔缺乏活力、激情及应有的政治技巧，对事态的发展不能施加有效影响。甚至有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总是不务正业，只会谈谈西部小说，与他的百万富翁朋友们玩玩高尔夫球和桥牌，而听任杜勒斯等人操纵局势。[202]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在历届美国总统中，艾森豪威尔名列第22位，被视为美国最差的十位总统之一。[203]
在七十年代，由于遭受了越南战争失败以及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打击，美国人开始怀念艾森豪威尔时代了。美国公众看到，自从1961年民主党人执政以来，由于扩充常规武装，美国的军费开支迅速上升，而民主党政府以“有限战争”和“灵活反应”等策略来防止核大战的战略理论又使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最后不得不以认输告终。与此相比，艾森豪威尔在执政八年中却使美国安享和平与经济繁荣。在五十年代的各次危机中，他巧妙地避免了美国的军事介入；“体面”地结束了朝鲜战争；他顶住了强大的压力，没有在印度支那直接动用美军；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他勇敢地反对了“欧洲帝国主义”，同时又能成功地团结盟国一致对苏。[204]在一些美国评论家眼中，五十年代是一段美好时光，而这一切都归功于艾森豪威尔领导得力以及他的“克制”精神。[205]
赫伯特·帕麦特在《艾森豪威尔与美国十字军》一书中指出，艾森豪威尔当选时，整个美国面临着“严重的分裂”，他使国家重新团结起来了。没有艾森豪威尔，朝鲜战争可能不会在“三八线”附近停战。帕麦特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显示了力量”，但又能小心地避免卷入更大的风险。他使“北约保持活力，并维持相对和谐，这正是他一开始的主要目标”。帕麦特认为艾森豪威尔政策是“杜鲁门—艾奇逊政策的继续”。尽管人们批评“放蒋出笼”和“大规模报复”，但较前任的政策来说，新政策效果明显，流血较少。帕麦特还赞扬了“大平衡”思想，认为“使财政力量与国家生存相匹配”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概念”。帕麦特还指出，艾森豪威尔的最大成就是“保持了和平”[206]。
艾森豪威尔的主要传记作者安布鲁斯也肯定了“大平衡”思想的经济后果。他认为，“新面貌”战略意味着巨大节约，这是艾森豪威尔对美国最大的贡献。因为这一战略为美国省下了数以百亿计的美元。当代评论家们在这一问题上观点趋于一致，他们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至少使美国避免了狂热的军备建设。[207]实际上在“新面貌”战略指导下，美国武装部队的总人数由1953年的345万人减少到1957年的281万人，这种人力上的削减及五十年代中后期相对较低水平的军费开支，无疑有助于美国经济在相当时期内的稳定增长。
进入八十年代，对艾森豪威尔安全战略的研究达到了新水平。艾森豪威尔图书馆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解密文件，使学者们能够更详细更全面地评价“新面貌”战略以及艾森豪威尔本人的领导能力。
约翰·加迪斯在其重要著作《遏制战略》一书中指出“新面貌”战略的目标是要夺取东西方斗争的“主动权”，同时要降低美国的安全费用。加迪斯认为新战略的核心思想并不是“大规模报复”，而是“不对称反应”，也就是杜勒斯说的，在美国选择的地点，以美国选择的方式与苏联对抗。在加迪斯看来，这个战略“实现了以较低代价获得较大威慑的目的”，但他对这一阶段未发生较大规模的东西方冲突是否是这种威慑的结果表示怀疑，因为这需要了解“被威慑者”的意图。至于“新面貌”战略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加迪斯认为是失败的。他指出，由于杜勒斯把威胁看成是普遍的共产主义威胁而不仅仅是苏联的威胁，因此“政府集中力量反对共产主义而使共产主义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形式”。由于对“非共民族主义的自立几乎没有信心”，美国在对待这类力量时，“违反了原想要维持的主权和自立原则”。但是加迪斯仍认为“新面貌”战略是“连贯的”、“小心的”，“在它的目的和手段方面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有害的。”[208]
另一位历史学家诺曼·格雷伯纳在1987年对“新面貌”战略仍持基本的否定态度。格雷伯纳认为，艾森豪威尔虽然控制了新战略的性质，“但似乎不能控制其规模”，理由是这一时期美国核武库发展速度过快。美国政府不能使别国人民，甚至不能使美国人民相信美国的安全利益是全球性的，“艾森豪威尔政府从开头起就如此广泛地界定美国的利益，以致美国人民不知道华盛顿到底要他们保卫什么”。格雷伯纳认为，美国所宣布的目的，不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道义上，是任何军事结构都不能获得的。[209]
随着研究的深入，历史学家们从大量资料中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即艾森豪威尔并非他所表现的那么“懒散”。相反，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精于权术、善于伪装的老练政治家。[210]他往往躲在幕后控制着局势的发展。因而，在他整个执政期间，正是艾森豪威尔本人，而不是国务卿杜勒斯，控制着美国的战略方向。于是，历史学家们把研究转向艾森豪威尔制定这一新战略的动机。理查德·梅兰森指出，要求对外政策的连贯性，重建国内的冷战共识，谋求国际合作，防止美国成为一个孤立主义的“堡垒国家”等因素是理解艾森豪威尔政策的关键。梅兰森说，艾森豪威尔“试图形成的安全战略，是在塔夫脱的美国堡垒孤立主义和杜鲁门的凯恩斯国际主义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梅兰森认为艾森豪威尔“维持了杜鲁门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艾森豪威尔不愿意重新确定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由于他坚持“反共信仰”。[211]
肯尼思·汤普森看到了历史本身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限制。他认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坚持冷战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争夺全世界人民的忠诚”，“没有一个战后领导人成功地解决过顽固的冷战问题，这些问题的改进也许完全超过了人类的能力”[212]。
不管历史学家们还有多大的分歧，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重新评价已使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历史地位上升。1982年《芝加哥论坛报》对一批学者作了民意测验。艾森豪威尔在40名总统中名列第九。公众对艾森豪威尔时代的这种新热情与八十年代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兴起有关。也许在许多美国人心目中，诚实、公正、坚定而又灵活的艾森豪威尔正好与造成了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那些人形成了强烈对比。[213]
“新面貌”战略提出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美国学术界对它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但它毕竟是进入核时代以后美国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军事外交战略。即便它在实施过程中屡受挫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其影响还是极为深远的。曾严厉批评过这一战略的基辛格也不得不承认，有限战争只能用来补充“新面貌”战略，而不是代替它。[214]在以后几届美国总统所制定的战略中，人们仍能看见“新面貌”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