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

静如止水却占了人类历史绝大部分的前工业世界，被1760年至1900年欧洲社会发生的两件看似前所未有的大事瓦解。第一件事是工业革命，知识发展提升生产效率，高产能带动空前迅速的经济增长。第二件事是人口转型，生育率从上层阶级开始下滑，而后这个趋势蔓延到整个社会。人口转型也让工业革命提升的效率不再是仅产生越来越多但仍处于贫困线上的人口，而是惊人地提升了公元1800年后的人均收入。本书第二部分将检视这些转变。

工业革命及与其有关的人口转型构成了下列经济史领域的重要问题：为何在所有前工业社会技术发展都如此缓慢？为什么过了公元1800年却一日千里？为什么技术发展的副产品之一是生育率下降？最后，为什么不是每一个社会都能分享到工业革命的丰硕果实？

对于这些谜题，目前只有三种已确立的解释：其一是将工业革命置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事件中，例如政治制度的变革，尤其是近代民主制的推行。其二是主张前工业社会陷于一个稳定但停滞的平衡，某些冲击点燃了动力，而将社会导向全新的动态平衡。最后一种解释则主张工业革命是社会环境在马尔萨斯时代逐步演进的产物：增长是内生的（endogenous）。根据前两个理论，工业革命有可能根本不会发生，也可能延后数千年之久。只有第三种解释暗示工业革命是必然发生的。

根据古典派学者的描述，工业革命是两种经济制度之间一段唐突的过渡时期，如图1.1所示，在短短五十年内，生产率的增速即从前工业时代的水平演进到近代的水平。如果这种说法正确，那么就只有强调外来冲击或平衡转换的理论才可能说明工业革命的缘由。

古典派的描述同时暗示工业革命期间的增长动力，是在不同经济层面出现的重大技术发展，而将矛头再度指向制度变革或平衡转移。这表示我们应该能借由查看公元1800年之前英国发生的制度或经济情况变化，来找出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于是，心中只有这种解释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历史学家前赴后继投身于这个问题，结果却徒劳无功。

这种将工业革命视为“经济生活突如其来之裂缝”的传统思维经不起考验。有充分证据显示，在1200年至1800年之间，英国的生产率增速并未出现骤然提高，而是呈现不规则的波动。1600年、1800年，甚至1860年都有道理被视为马尔萨斯时代与近代经济之间的真正分界点。

我们也试图找出经济效率的发展与英国的知识累积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的关联取决于许多偶然的需求、贸易及资源因素。就许多重要层面而言，1760至186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是一个突发性现象，一场意外，附加在知识累积率这条更绵长——始于中世纪甚至更早以前——的上升曲线上。

因此，虽然某种形态的工业革命确实发生在1200至1860年间的欧洲，虽然人类已经越过了明显的分水岭——唯物论者入应许之地必经的约旦，但关于它确切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以及致使其发生的条件，仍有广大的争论空间。渐进性转变的演进论是比人们以前所理解的更合理的解释。

虽然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时代开始，制度与制度分析已在经济学及经济史学中扮演要角，但在本书的工业革命故事中，以及此后的经济表现方面，制度充其量只有次要的直接影响。公元1200年时，英国等社会已经拥有今日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强调的经济增长所需的一切制度上的必要条件。当时的社会制度其实比现代高收入经济体更具有激励性：中世纪人民的工作及投资回报比现代人还高。依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令人百思不解的不是中世纪的英国经济为何没有增长，而是当今税率奇高、社会支出沉重的北欧各国，经济为什么不会崩盘。经济增长所需的制度，在经济增长起步之前，就已存在很久了。

这些制度确实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条件，但却缓慢而迂回，经历了数百年甚至千年。在此方面本书主张，新石器革命不但建立了定居农业社会及庞大的资产，更改变了加诸人类文化及基因之选汰压力的性质。公元前2000年的古巴比伦，表面上拥有与1800年的英国十分类似的经济结构，但介于两者间的年代深刻塑造了农业社会成员的文化，甚至可能还有基因。正是这些转变致使工业革命只能在公元1800年，而无法在公元前2000年发生。

为什么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为什么不是中国、印度或日本？^[6]本书大胆提出的答案是：英国的优势不是煤矿、殖民地、宗教改革或是启蒙运动，而是出于制度稳定和人口的机缘。特别是英国的制度最晚从1200年开始即出奇的稳定，人口在1300至1760年期间增长缓慢，而富人和有经济成就者的繁殖力惊人。基于这些原因，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最早嵌入英国的文化，甚至基因之中。

中国和日本在1600至1800年的走向与英国一致：迈向一个体现勤勉、耐心、诚实、理性、求知欲及学习等中产阶级价值的社会。两国也都享有长期制度稳定及私有财产权。但它们走得比英国慢。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欧洲文化较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说法是正确的。^[7]

中国和日本无法像英国那般一日千里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上层社会的生育率仅比大部分人口高一点点。因此两国没有大量受教育阶层的子女向下流动。

举例来说，日本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8）的武士，就能凭他在官僚制度中的位阶获得充足的世袭收入。尽管坐拥财富，但他们的生子率仅稍稍超过1（一个父亲生一个儿子）。因此，虽然官僚职位的数量固定，但他们绝大部分的子女仍能在官僚制度中养尊处优。画面转到中国，清帝国从1644年至1911年期间统治中国。他们的贵族凭借身份而富裕。他们生育的子女比中国平民多，但相差有限。

因此，一如社会风俗的机缘击败卫生、婚姻及繁育而成为欧洲人在马尔萨斯时代比亚洲人富有的主因，这些因素似乎也为欧洲提供了更强劲的文化动力。

无论其成因为何，工业革命在社会方面构成了深刻的影响。基于两大力量——技术发展的本质及人口转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工业革命后的成长大力促进了平等。虽然害怕人类会被机器吞没，但到目前为止，工业革命最大的受惠者是低技术性劳工。

因此，在前工业时代的农业社会中，通常有半数以上的国民收入进了地主或资本家的口袋，而在现代工业化社会中，他们的收入占比一般不到四分之一。或许有人预期技术发展将使低技术性工作的工资大幅降低，毕竟，整个阶层在前工业经济时代只能供应体力，没多久便被机械完全取代。纵使19世纪初期仍有百万匹马在为人类服务，1914年时，大部分的马匹已从英国经济中消失，被蒸汽和内燃机取代。一旦它们创造的价值低于饲养成本，就难逃进屠宰场的命运了。

同样的，资本家或地主没有理由不增加他们的收入比例。国民收入向低技术性劳工的重新分配已经造成更深远的社会后果。但到今天为止，在这些皆大欢喜的发展背后，并没有什么可以保证现代经济增长必将持续产生如此良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