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陷阱：公元1800年以前的经济生活

本书将讨论一个简单的模型，即全人类社会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经济逻辑，并阐释这个模型如何与史证相吻合。这个模型仅需三个基本假设，可通过图表解释，也能说明为何过了1800年技术进步才开始改善物质生活状况。

关键因素在于技术进步的速度。只要技术进步速度缓慢，就算已累积到相当的程度，物质条件仍不可能永远改善。马尔萨斯经济中技术进步的速度可由人口增长情形推断。1800年以前每年的进步速度不及0.05%，是现在的三十分之一。

在这个模型中，公元1800年以前的人类经济只不过是所有物种的“自然”经济，决定生活状况的因素与其他动物如出一辙。它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为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Thomas Robert Malthus）的识见，他于1798年在《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中，踏出理解这种经济逻辑的第一步。

马尔萨斯经济中的经济策略与现今背道而驰——今日之恶为昔日之善，反之亦然。现代国家的劫难——战争、暴力冲突、混乱、歉收、破败的公共基础设施、恶劣的卫生条件——在公元1800年以前可是人类的好朋友。它们能减轻人口压力，提升物质生活水准。相形之下，今天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联合国（United Nations）热爱的方针——和平、稳定、秩序、公共卫生、济贫——是繁荣的大敌。它们会促进人口增长，而使社会一贫如洗。

乍听之下，“公元1800年以前没有物质进步”的说法荒谬可笑。看看当今亚马孙雨林中的努卡克族（Nukak），他们赤身裸体，过着狩猎采集生活，财产非常简单；再比对约舒亚·雷诺兹爵士（Sir Joshua Reynolds）于1789年所绘，衣着华丽的英国上流家庭布拉蒂尔（Braddyll）一家，当时所有社会的平均物质生活状况岂可能相同？

但马尔萨斯模型的逻辑符合前工业世界的实证。尽管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少数权贵已过上富裕的日子，但1800年时，一般人的生活并不优于他们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祖先。

本书探讨的马尔萨斯理论也将披露公元1800年以前“节育”对物质条件的重要性。所有我们手边有完备生育水平记录的前工业社会，尽管手法不一，但都经历过限制生育的过程。因此，公元1800年以前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多半高于勉强维生的程度。这也是为什么自工业革命以降，非洲的生活水准有那么大的退步空间。

死亡情形也很重要。而当时伦敦等城市的欧洲人很幸运，是一支能开心地蹲在自己的粪便上，居住在污秽地下室里的肮脏民族。由于卫生条件差，加上高度城市化及其衍生出的健康问题，代表收入必须要高，才能养活1800年代英国和荷兰的人口。相反的，清洁意识较高的日本人，就能够以少得可怜的物质来维系等量人口，而这也使他们注定必须以更有限的收入来维持生计。

既然支配人类社会的经济法则即支配所有动物社会的法则，人类当然受制于马尔萨斯时代的物竞天择。即使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革命让猎人转型为农民，而造就出定居农业社会，情况也未见转变。的确，塑造人类本性的“达尔文挣扎”（Darwinian struggle）并未随着新石器革命落幕，而是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

以英国为例，我们将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在1250至1800年间幸存的类别，其中尤以经济成就强有力地转化为生殖成效为最——富裕人家子女的存活率是贫穷人家的两倍。在马尔萨斯陷阱中的英国，最贫穷人民的孩子几乎夭折殆尽，家族因而断后。因此前工业时代的英国是个不断“向下流动”的社会。基于马尔萨斯经济的停滞特性，富裕人家多生的子女通常必须离开权贵集团，往社会下层寻找就业机会。手工业工匠的儿子变成工人，大商人的公子变成无足轻重的小贩，大地主的子弟变成小地主。这些后来造就了经济活力的特性——耐心、勤勉、机灵、创新和教育——遂透过遗传及教养等过程传予全英国人民。

一如人类塑造经济，前工业时代的经济也在塑造人类，至少在文化上如此，说不定在基因方面亦然。^[5]新石器革命创造了和现代社会具有同样资本密集度的农业社会。至少在英国，这么一个制度稳定、资本密集的经济体系创造了一个以“代代相传”的生殖成效奖励中产阶级价值的社会。伴随这个选汰过程而来的，是前工业经济特性的转变——主因是大众采纳了中产阶级的偏好。利率下跌、谋杀率下降、工时增加、对暴力的喜好降低，计算与识字能力也向社会较低阶层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