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
本书的后三分之一将探讨工业革命为什么一方面促进成功经济体内部的收入平等化，同时又导致各国经济财富的大分流。为什么会造就一个由少数国家独享前所未有的财富，其他国家却自工业革命后每况愈下的世界？这项分歧反映在时薪这条日渐加宽的鸿沟上。例如，2002年印度制衣工人每小时的工资为0.38美元，美国本土工人则要价9美元（见图16.12）。这是否表示当世界贸易组织（WTO）取消全球剩余的贸易障碍后，先进经济体将停止所有基本制造活动？富裕社会未来会面临“反乌托邦”（dystopia）——低技术性工作的工资跌落至第三世界的水准吗？
19世纪工业革命造成的技术、组织和政治变化，似乎都预示着它将如秋风扫落叶般，以改变英国、美国和西北欧的方式改变世界大部分地区。例如1900年时，埃及亚历山大、印度孟买和中国上海等城市，在运输费用、资本市场及制度结构等方面皆完全融入英国经济体之中。然而，在少数受惠国出现增长后，其他国家仍原地踏步，造成各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愈拉愈远。
这一收入水平的大分流是个谜题，难度不亚于工业革命本身。而且它是对任何试图解释工业革命的理论的严格测试。这些理论有办法解释世界经济变本加厉的分流现象吗？
棉花业是早期富国与穷国皆有发展的少数产业之一。一项针对该产业进行的深入调查显示，大分流的解剖结构既复杂又出人意表，亦难以套用经济学家最爱用的解释——不好的制度、不利的均衡、不良的发展路径。事实上，在表现欠佳的经济体中，工人们真正为工作付出的劳动力很少。例如印度现代棉纺厂的工人，每小时的实际工作时间可能只有15分钟。因此在考量贫富国家的工资率差异之后，全球时薪的差距其实比表面看起来小得多。印度的时薪或许只有0.38美元，但它每工作单位（unit of work）的实际工资则高得多。和第三世界进行自由贸易对于美国低技术性劳工生活水准的威胁，并没有时薪水平暗示得那么严重。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固然可以转移到世界大部分地区，全球各地也能取得物美价廉的生产物资，但有样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复制，或无法大量复制，那就是在那些技术发祥地中，支持人们进行生产合作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之所以难以复制，似乎有一个因素，即许多社会拥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指出地理环境和动植物生态是决定性因素。[8]欧洲和亚洲能在经济上挣出一片天，且到今日仍是佼佼者，正是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所赐。他们有可以驯养的动物，欧亚大陆的延伸方向又让家养的动植物很容易在各个社会间传播。但他的论点有一个漏洞。在这个仰赖工业化致富的现代世界，坏脾气的斑马和河马为何会阻碍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工业革命无法帮助非洲、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南美洲摆脱由来已久的不利地理条件，而更加重它们的落后？为什么在公元1800年以前未发展过定居农耕的澳大利亚，落入英国之手后却能跻身发达经济体之林，且名列前茅？
我们先前讨论过的物竞天择过程也有助于说明，欧洲、中国和日本在建立定居农业社会方面最初（或许得自地理条件）的优势，如何在后来的经济竞争中化为长久的文化优势。未经历过长治久安的定居农业社会的社会，无法立刻采纳较先进经济的制度和技术，因为他们的文化尚未适应高生产率的资本主义的需求。
但历史也教导我们，即便是在具有相同传统与历史的社会中，也会有经济能量充沛的地区和时期，以及经济停滞不前的地区和时期。英国南部和北部的经济财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转；爱尔兰在明显比英国贫穷至少两百年之后迎头赶上；德国南部也已经超过德国北部。
这些社会经济活力的变化在马尔萨斯时代就已屡见不鲜，迄今仍持续存在。不同的是，在马尔萨斯时代，这些变动的影响会遭当时的经济体系削弱。它们主要左右了人口密度。例如19世纪初期的波兰农场工人，据说比英国农工邋遢、懒散且好杯中物[9]，但当时英国的生活水准只比波兰高一点，而波兰的人口则非常稀少。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经济环境的差异就反映在收入水平的差异上了。
生产技术本质的转变进一步拉大了各国的收入差距。尽管波兰工人每小时在农务上的产能不及前工业时代的英美工人，但品质不会差到哪里去。波兰的小麦在筛过两次后仍能以全价在英国市场零售。既然当时农务的重点在于挖排水沟、施肥和打谷等工作，工人的态度并没有那么重要。
然而，在富裕国家发展的现代生产技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些技术是为受过训练、认真尽职、全心投入的劳动力设计的。产品会经过很多双手，而每一双手都有可能摧毁成品的大部分价值。个别工人的犯错率必须尽可能压低，生产过程才可能顺利。[10]随着19世纪英国采用这些技术，工人的训练便备受关注。既然贫穷国家的工人欠缺这种纪律和投入的品质，为尽量降低差错率，现代生产体系就只有在对工人没什么要求时才可能实行。这个概念有助于说明印度等贫穷国家的纺织工人的努力程度为什么会低得那么离谱。雇用懒散的工人总比让机器闲置或生产出瑕疵品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