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十五页说清世界经济史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漫谈者》（Rambler）175期，1751年11月19日
世界经济史的基本轮廓出奇的简单，简单到可以用一张图表总结（图1.1）。在公元1800年以前，人均收入（每人可获得的衣、食、住、热、光）因社会或时代而异，但整体没有呈上升趋势。受到本书将阐述的一种简单却有力的作用——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的桎梏，技术进步带来的短暂收入提升最终一定会被人口增加所抵消。
因此，公元1800年一般民众的生活并不比公元前十万年的一般民众优渥。更确切地说，1800年全球多数人口甚至比他们远古的祖先贫穷。有幸生在富裕社会，如18世纪英国或荷兰的民众，物质生活水准大致与石器时代相同；但为数众多的东亚及南亚居民，特别是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则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各方面的条件可能还不如穴居人。
不论从哪一方面看，生活品质均毫无进展。人们在1800年的平均寿命不比狩猎采集时期长：只有30至35岁。石器时代人类的身高（一种衡量饮食品质及儿童患病率的指标）甚至高于1800年。石器时代的采集者从事少量工作即可满足物质所需，1800年代的英国人却得拼命一辈子，才能购得起码的舒适。物质消费的种类也没有增加。一般采集者的饮食和工作生活，远比1800年的典型英国工人丰富多彩——尽管当时英国人的餐桌上多了茶、胡椒和糖等舶来品。
图1.1 一张图囊括世界经济史（公元1800年后许多国家的人均收入直线上升，但一些国家则呈现下滑）
而且狩猎采集社会是平等的，各成员间的物质消费量相差无几。相反的，主导1800年代的农业社会普遍存在着不平等，少数富人使大众的收入更形短绌。简·奥斯汀（Jane Austen）或许描写过贵妇阔少享用下午茶时的优雅对话，但对1813年的英国大众而言，生存条件其实并未好过他们在非洲草原赤身裸体的祖先。达西家族只是少数，多数人家生活穷苦。〔译注：达西（Darcy）是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一书中的贵族家庭。〕
因此，若依照最广义的物质生活标准，人民的平均福祉从石器时代到1800年甚至不进反退。1800年代单凭低技术性劳动力维生的穷人，若回到狩猎采集社会，日子说不定会过得更好。
近两百年前展开的工业革命，永久改变了物质消费的可能性。一群受惠国家的人均收入开始持续增长。当今最富有的现代经济体，比1800年平均富裕10至20倍。此外，到目前为止，工业革命最大的受惠者是低技术性工人。原本就很有钱的地主或资本家，以及受过教育的人固然从中获得丰厚的利益，但工业化经济最大的恩泽是留给了最贫困者。
然而，繁荣并未莅临每一个社会。某些国家（主要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现今的物质消费远低于工业革命前的水准。马拉维和坦桑尼亚等国倘若不曾接触工业化世界，而继续处于未工业化的状态，在物质方面会更宽裕。现代医学、飞机、汽油、电脑——这些两百年来科技丰饶的象征，已在那里创造出近乎史上最低的物质生活水准。这些非洲社会仍陷于马尔萨斯的年代：技术进步徒使人口增加，并使生活水准下降到仅够“维持生计”的水平。但现代医学已将最低生存必需物质降至远低于石器时代的水平。工业革命一方面缩小了社会内的收入不均，另一方面也拉大了各社会间的收入差距，这个过程近来被称作“大分流”[1]。各国间的收入差距高达50:1。在此时此刻的地球上，同时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富裕和贫穷。
因此世界经济史引发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马尔萨斯陷阱为什么会持续这么久？为什么率先在工业革命时代逃脱陷阱的是英国这个蕞尔小岛，又为什么在1800年？随后为什么会出现大分流？本书提出对这三大谜团的解答——凸显三者关联性的解答。工业革命何以在当时发生，本质为何，又何以引发大分流，答案都可溯至数千年前，马尔萨斯时代的深处。过去的阴魂仍牢牢掌控着当今的经济。
对于本书把焦点放在物质条件上的做法，势必有人觉得太狭隘、太偶然而无法涵盖数千年来的种种社会变迁。工业化社会能够演变成现代社会，物质上的财富想必只能反映一小部分的原因吧？
事实正好相反，有充分证据显示，无论在社会内或社会间，财富——唯有财富——是决定生活方式的关键因素。收入的增长会改变消费和生活方式，几无例外。当收入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攀升，就已撒下美国农民和制造工人于近年来先后没落的种子。如果我们别具慧眼，甚至可在1800年预见到步入式衣帽间、男女洗手间、焦糖玛奇朵、意式甜醋汁、精品酒、文理学院、私人教练，以及价值50美元的主菜。
未来几个世纪，当然会有许多惊奇迎接我们，但未来的经济大体上不是什么奇境异域。我们已经看到富人如何过日子，而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强烈预示着如果经济持续增长，我们终将如何度日。[2]例如每个参观过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或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Sistine Chapel）的人，都预先尝到被观光浪潮淹没的滋味：再经过二三十年的强劲经济增长，这股浪潮将会席卷世界各地。[3]就连高收入者对个性化旅游及餐饮的需求，如今也走向工业化的规模。
一如我们可透过富人的生活预见未来，前工业世界的少数富豪，也过着我们现在的生活。现今美国郊区居民坐进平生第一部SUV的喜悦，完全呼应了伦敦一位富有的公务员佩皮斯（Samuel Pepys）在1668年购买自己第一辆马车的心情。[4]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城（Herculaneum）自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Vesuvius）爆发当日便于时空中冻结，去这两座重建后的古城走一趟，你就知道美国郊区居民乐于搬进什么样的住宅：“挑高天花板、中庭，房间宽敞，有精细的马赛克图案及花园水景——维苏威山景一览无余。”
因此我不会为聚焦于收入一事致歉。长期来看，收入对塑造生活的影响力大于任何意识形态或宗教。要信众心虔志诚，神明的旨意绝不如收入强势，因为收入巧妙地操控了我们生活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