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与书法

1774年，河北元氏县知县王治岐在野陂发现《祀三公山碑》，【图版2】碑立于东汉安帝元初四年（117），字体在篆隶之间。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虽也著录了一块《汉三公山碑》，不过是东汉光和四年（181）的隶书碑，比《祀三公山碑》晚了数十年。尽管此碑曾为元人访得，但素无拓本流传。⁽¹⁹⁾当黄易第一次见到访碑人杨鹤洲带来的拓片时，他所受到的震动可想而知。⁽²⁰⁾这种震动，1798年翁方纲得到安阳新出四汉碑的拓片时也曾体会到，在其时写给黄易的信中，他强调：“弟已细检《隶释》《隶续》，实为从前所未见者！”⁽²¹⁾从文献的角度说，这种新发现且从未见诸著录，或者即使有著录却未有拓本传世者最为珍贵。这意味着这些材料在整个学术史上从未被人利用过，其价值可以想见。

一些再度被发现的碑刻，倘若可辨识文字多于既往所知者，于学者而言也足称幸事。晚清叶昌炽（1849—1917）曾解释过这一现象：古碑出土时或断裂失去一角，嗣后复访得之，又或者阴、侧之字因为洗剔才显露出来，因此就有了先拓本字转少、而后拓本字转多的情况。⁽²²⁾武梁祠画像及题字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得到黄易赠送的拓本时，钱大昕声称：“画像倍于洪氏，且有出于洪录之外者。”⁽²³⁾翁方纲则说：“补出洪氏所未见者数十字。”⁽²⁴⁾无论是图像还是榜题，黄易的发现都超出了宋人根据拓片所做的记录。而流传于江南的《唐拓武梁祠画像题字》，尽管有其独到之处，但也只保存了全部画像的十之二三。又如立于济宁学宫的《汉尉氏令郑季宣碑》，下段一直没于土中，清初张弨（1625—1694？）撰《济宁学碑考》时无力出之，深以为恨。1786年八月，在翁方纲的多次建议下，黄易升碑出土，拓得下段七十余字，【图1.2】翁方纲称之为“二三百年来一大快事”。⁽²⁵⁾张弨的“恨”与翁方纲的“快”，都因能否多得碑文而发。

在讨论拓片与碑刻实物的关系时，巫鸿曾指出一张旧拓片比现存实物记录了更为可靠的过去，因此，鉴藏家总是试图在旧拓中找到更早、因而也可能更真的碑刻原来的风貌。⁽²⁶⁾当碑刻已佚，或是再发现后残损严重，旧拓善本就显得异常珍贵。1777年七月，因报捐短暂于京师勾留的黄易，自旗人董元镜手中购得《熹平石经残字》的宋拓本，董精于临池，也是京中有名的篆刻家，曾因汪由敦（1692—1758）之荐，预修《西清古鉴》，后任大理寺评事。这套拓本在黄易的收藏生涯中颇具象征意义，手捧石经拓本册，也成为黄易画像的标准造型。⁽²⁷⁾在将拓本携往翁方纲诗境轩与友人同观时，有人认为是熹平原石的拓本，有人则指出是宋人重摹之石，但都一致认为是宋拓佳本，在原石无存的情形下，完全可以视同祖石。⁽²⁸⁾【图1.3】嗣后毕沅编《中州金石录》，即以此本入录。另一件让黄易骄傲的宋拓本，是泰安赵国麟（1673—1751）旧藏《汉魏五碑》。赵于1709年举进士，乾隆初年官至礼部尚书。他是当时有名的藏书家，《汉魏五碑》在他去世后散出，1783年与1785年，《魏元丕》《范式》与《灵台》《朱龟》《谯敏》五碑分别为两位身在山东的友人购得，随后转赠黄易。在1789年所写的跋文中，黄易讲述《范式》原石久失，1778年胶州人崔儒眎在济宁龙门坊水口得碑额，此后李东琪又访得残石于济宁学宫，且有碑阴。尽管如此，旧拓仍是“希有之迹”，因为它比新得断碑要多一百八十余字。⁽²⁹⁾【图1.4】

学者重文献，书家则重艺术。一件碑刻的声名，与其书法水准也大有关系。唐代的名家碑刻自不必说，一些古代无名氏碑刻也逐渐被人欣赏、取法，明末清初《曹全碑》的风行暗示了这样的认知趋向。甚至有人认为这些碑刻虽非出自名家之手，却足以与锺王分庭抗礼。⁽³⁰⁾

还是以《祀三公山碑》为例，孔继涵（1739—1783）十分欣赏它古朴的书风，认为可与《曹全》《裴岑》鼎峙。⁽³¹⁾黄易则认为此碑书兼篆隶，有秦人遗意，与《开母》《少室》等嵩山石阙风格相类，学者可从中寻绎篆隶嬗变中的微妙消息，故价值在一般的篆书碑或隶书碑之上。⁽³²⁾这件碑刻确实对后来的书法与篆刻产生很大影响，根据怀宁人方朔（活跃于同光朝）的观察，他的乡前辈邓石如（1743—1805）曾集书《三公山碑》为联，笔法奇古，如篆如隶，从中可见由篆趋隶之渐。这种陌生感带来的艺术冲击力让方朔颇感新奇。方朔进一步认为，邓石如所刻私印也颇受此碑影响，他特地举出几方邓氏常用印：“石如”（径寸以外、有边、阴文）、“完白山人”（阳文）、“邓石如”（半寸以外）、“顽伯”（有边、阴文），皆趣味可掬。【图1.5】邓石如印章的用字因不同于寻常的字书与汉铜印文，因而在篆刻领域别辟一派。清中叶以降，文人篆刻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最著名的流派莫过于以丁敬、黄易所代表的“浙派”，与以邓石如所代表的“徽派”。《祀三公山碑》由浙派印人发现，却深深影响徽派印人，亦是篆刻史中的趣事。但当日学习《祀三公山碑》的不止邓石如一人，黄易同乡后生陈鸿寿（1768—1822）的隶书也脱胎于此，生辣古朴，足与邓氏媲美。⁽³³⁾【图1.6】

黄易引以为傲的汉魏五碑，其书法价值也颇受重视。如翁方纲认为，《朱龟碑》书势多变方为圆，在汉隶中篆意最浓；《魏元丕碑》朴质苍劲，时见参差错落之致，略与《张迁碑》相似，但更为流逸，有些地方似乎又启发了唐代隶书；《范式碑》隶法崭绝，精华呈露，劲利之中出以淳朴，顿挫节制，神采焕发，远在皇象、梁鹄诸家之上，当被视为蔡邕（133—192）碑中的第一品。⁽³⁴⁾皇象、梁鹄、蔡邕都是汉末的书法名家，但绝大多数汉碑不署书人姓名，因而我们无法证实哪些碑刻出自他们之手。翁方纲的比较虽于史无稽，却肯定了汉魏五碑旧拓本所具的不同寻常的书学价值。

武梁祠画像题字，除了黄易认为可与《曹全碑》媲美之外，时人对之也有极高的评价。黄易赠予桐乡金德舆的《武始公石阙》拓片，字迹完好，朱方蔼（1721—1786）曾经得见，认为“汉碑精美若此，甚不易得，固可宝也”。而苏州藏书家顾广圻自称，也见过一个可能由黄易制作的精拓本，认为“汉碑中小而完善，以此为最”。⁽³⁵⁾可见，武梁祠画像题字，除了可资图像考证，也是难得的隶书范本。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谈到黄易的艺术。黄易隶书广学汉碑，如故宫博物院所藏《临杨太尉碑轴》款识云：“石已不存，余得宋拓本，日临一过。”【图1.7】另一件临碑立轴，则取法于《娄寿碑》双钩本。⁽³⁶⁾江西省博物馆所藏一套黄易临碑册页，范本包含《子游残碑》《石门颂》《礼器碑》《张迁碑》《尹宙碑》《三公山碑》等各种新旧碑版。无锡博物院所藏的一套书画册页中，有他临摹的《裴岑纪功碑》。【图1.8】此外，他也曾临摹《武梁祠题字》。⁽³⁷⁾以上的例子说明，黄易对于自己收藏的各种汉人隶书，都曾反复临写。这样的经验，使得他对隶书门径洞若观火，如他激赏《鲁峻碑》奇伟神妙，⁽³⁸⁾并坚称郑簠的锋芒结构实取径于此碑碑阴，而不是普遍认为的《曹全》与《孔彪》。他还比较郑簠隶书与汉碑的差异：

汉隶纵极流动，结体无不严重。此书间有跳跃轻率，复多野体，学者宜择而取之。⁽³⁹⁾【图1.9】

所谓野体，是说郑簠隶书中有许多结构并非出自汉碑，而是师心自用，将篆书隶写，这是明代中叶以来流行的做法；而跳跃轻率，则指郑簠隶书用笔飞腾跳荡，粗细反差极大。在多年的摩挲与临摹中，黄易对于汉碑笔法的沉厚与结体的独特有着深刻的认识，以此衡量郑隶，其间自然有许多有不足师法者。可见，尽管都从碑石与拓本揣摩汉人的用笔方法，郑簠与黄易竟然南辕北辙。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说明碑学一方面具有对金石书法做各种阐释的可能，另一方面各种阐释之间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⁴⁰⁾

如果说黄易、邓石如、陈鸿寿等人从碑刻书法中汲取营养，阮元则利用金石文字来研究书体演变与书法风尚。从本质上说，这是金石文字有裨史学研究的另一种表现。在碑刻书法受到重视以前，人们仅据《淳化阁帖》等刻帖来架构一部书法史，由于碑刻“所可以资经史篆隶证据者甚多”，⁽⁴¹⁾这部分资料的加入，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人们对于“二王”帖学一统天下的质疑。⁽⁴²⁾在多年搜集北朝碑刻的基础上，阮元从正史、《水经注》与《金石略》等书中钩稽出北朝以书著名者八十余家，并试图建立起汉晋时期锺繇（151—230）、卫瓘（220—291）至唐人欧阳询（557—641）、褚遂良（596—659）之间的碑学谱系，1811年，他抛出《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这两篇文章尽管错误地将碑帖之别描述为南北地域之别，但他注意到碑版与翰札的不同功用与趣味，无疑启发了后来的包世臣（1775—1855）与康有为（1858—1927）。如内藤湖南（1866—1934）所言，阮元北碑南帖的说法虽然只是妄言，但他的书论不管怎么说划出了近代书论的一个新纪元，而包、康则在此基础上开创了一个大变迁的时期。⁽⁴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