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地数尺

1796年九月，丁忧期间的黄易迎来一段稍稍闲暇的时光，他带着拓工从济宁前往河南嵩山、洛阳一带游览访碑。此行收获甚多，以至于他需要在当地不断招募新的拓工。在接近洛阳的义井铺平等寺旧址，黄易注意到荒原中的四碑，一半还埋在土中。【图1.1】此前他的朋友安邑宋葆淳说，这可能是东汉中平二年（185）所立《太尉刘宽碑》，但与黄易同行的偃师知县王复（1747—1797）命役掘出，才发现是北齐四碑，椎拓之后，比旧拓本多出了数百字。⁽³⁾

图1.1　黄易《嵩洛访碑图》“平等寺”故宫博物院藏

类似的情形，在17世纪的文献中其实也不难见到。如顾炎武在西北边塞见到《唐景云二年敕》，碑下为积土所壅，顾来游数四，最终募人发地二尺，得录全文。没有让顾炎武失望的是，敕文辞藻斐然，是一篇颇有价值的唐代佚文。⁽⁴⁾又如曹溶（1613—1685），经过太原郑村时见到《李存进碑》，虽仅露碑顶，仍派人掘出，树于大道之旁，而王陵庄的《史匡翰碑》，掘地竟至一丈多深。⁽⁵⁾朱彝尊（1629—1709）则在汾阳县北七十里的郭社村挖出《任君墓碑》与《刘府君碑》。叶奕苞（1629—1686）曾说：

锡鬯（朱彝尊）同曹侍郎（曹溶）历晋燕之间，访得古碑，不惮发地数尺而出之，从者皆善摹拓及装潢诸事。文人好古，近罕俦匹。⁽⁶⁾

叶氏本人也曾两至山左，访求阙里汉碑，《礼器碑》《鲁峻碑》等他曾身至其下，当他见到《孔彪碑》时，碑尚埋孔林土中三尺。⁽⁷⁾

即使陵谷迁变没有改变碑刻原有的位置，但积年阴湿，碑刻上布满苔藓，椎拓也是非常困难的事。郑簠（1622—1693）虽没有掘地发碑的记录，但剔碑之勤，颜光敏（1640—1686）曾经耳闻，在郑簠《汉隶九种册子》的跋文中，他写道：

篆隶书，人皆以为博雅嗜古之所为，而不知为行楷宿源，故鲜有好者。己未岁余在里中见东汉诸碑剜苔剔藓，锋铩毕出，较往昔遂大不同。人言此谷口郑子过阙里，坐卧其下，手自磨洗者也。因知先生好古竺志如此。⁽⁸⁾

经过剜剔磨洗，汉隶的锋芒如新发于硎，郑簠据此揣摩点画精神，以及篆隶与行楷之间的笔法渊源。他的隶书所展现的讲究锋芒与振动感的用笔方式，很可能源于这样的视觉经验。在20世纪大量战国至汉晋简牍出土以前，人们只能根据碑刻来还原篆隶用笔，从而理解王羲之（303—361）笔法的源头。

以上提到的顾炎武、曹溶、朱彝尊、叶奕苞与郑簠，都是康熙年间热衷访碑的南方人。顾炎武出生于江南昆山，1657年避仇北上，足迹遍及北方五省。他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与舆地学等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被视为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金石文字记》与《求古录》是他的两部金石学力作。曹溶是浙江秀水人，1637年进士，在明官至御史，降清后曾任广东布政使，1656年降一级改任山西阳和道。他的访碑活动集中于任职山西以后。曹溶工诗词，精鉴别，金石书画收藏甚富，著有《古林金石表》。朱彝尊是曹溶的同乡，1679年举博学鸿词科，除检讨，1683年入直南书房。他是清初重要的史学家之一，也是词坛的领袖。在入仕以前，曾多次栖身曹溶幕府，从曹氏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所至荒冢残碑，无不搜剔考证，与史传参校异同，著有《曝书亭金石题跋》。叶奕苞也是昆山人，曾与朱彝尊一道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但为忌者匿卷而罢归。他的祖、父两辈都热衷收藏碑刻，不过悉数散去。由于“少喜临池，得墨碑百本，审其拓偃之势而知师承”，叶奕苞颇欲搜访隐僻，以补赵明诚之遗。⁽⁹⁾郑簠是江南上元人，宋元以来，他是第一位以隶书名世的书家，起码有十五位当代诗人为他写过“八分书歌”，一时声称藉甚。⁽¹⁰⁾1676年秋冬之际，他北游燕都，道经山东，曾游历曲阜、济宁等地，摹拓汉碑，又至嵩山、华山访碑，带回南方的拓本积有四橱。⁽¹¹⁾

南方学者的访碑活动，是对北方学者赵崡、郭宗昌（也许还有王弘撰、傅山）等人的响应。自17世纪20年代，陕西学者就开始了古长安周边的访碑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称为“关中二士”的赵崡（活跃于1573—1620）与郭宗昌（？——1652）。⁽¹²⁾赵是陕西盩厔人，1585年举人，但从未做官。他少时即耽于金石，因所居邻近周秦汉唐的故都，曾从西安招一善拓者李守才，在外出访碑时负楮墨随行，⁽¹³⁾每得一碑，赵必亲为拭洗，椎拓精致，这些碑刻被载入《石墨镌华》一书。⁽¹⁴⁾郭宗昌是华州人，崇祯间曾应召入都，然不屑逢时，很快就返回了陕西。他擅长隶书，也喜好搜求金石。⁽¹⁵⁾与赵崡保存“六书遗响”的旨趣相似，他的《金石史》也专门讲论三代以来金石书法的优劣。四库馆臣对于赵、郭二人专事品题书法，而未能旁证史传，不甚有裨于考证稍嫌不满，但此一时期发端于陕西的亲历访碑活动，因南方学者的桴鼓相应，很快就形成一时之声气。

四库馆臣的态度代表了清代金石学的主要企向。学者访碑，原为经史研究寻求第一手材料，正如欧阳修（1007—1072）在他的时代就曾宣称的：“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¹⁶⁾史事难以传信，盖因人、地、时、事之类讹误者不一，因出自后来臆说，所以其间多所抵牾。倘若有旧日铭题作为参证，千载积疑往往一下子就涣然冰释。即使文献价值不高，其词意之高奇、笔画之精微，也足以悦心研虑。

但“见”与“不见”原碑，差别甚大。叶奕苞曾说：

明人录金石文者，惟都少卿穆《金薤琳琅》见碑录文，虽少而妙，又录宋元人题跋，如《潘乾校官碑》是也。杨升庵《金石文》、徐献忠《金石古文》，竟录《蔡中郎集》内文字，不必亲见此碑，故不足贵。⁽¹⁷⁾

虽然明代中叶以来著录金石文字的著作层出不穷，但像杨慎（1488—1559）和徐献忠（1469—1545）那样，根据前人文集过录碑文，其性质与都穆（1458—1525）见碑录文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经过编辑（或篡改）的文献，而后者则保留了文献最初的样貌，其史料价值大相径庭。而在亲历访碑的过程中，即使原先已有拓片，学者也常常会有意外的发现，比如碑额、碑阴、碑侧与题名，拓工常常偷懒不拓，拓本时有模糊难辨之处，或经后人剜补修改，凡此所导致的材料的缺陷，都可能在亲自摩挲碑石时得以补充或修正。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的《金石图》是当时的金石学名著，摹图者褚峻声称，采自传闻易疑误后人，故非亲见手摹不著于录。⁽¹⁸⁾

18世纪下半叶，也就是黄易活动的主要年代，访碑的规模与结构都呈现出强烈的扩张之势。无论是访求的对象、区域，还是参与的人数，与明末清初相比都有了显著的变化。虽然汉唐碑刻仍是追逐的中心，但是宋元乃至近代的碑刻（包括题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砖瓦、鼎钟、铜镜、钱币、印章等品类也逐渐齐全；在地域上，除了北方陕西、河南、山西、直隶、山东等碑刻较为集中的省份，新疆、四川、云南、广东与福建等边远地区的碑版也开始受到重视；在人数上，除了一流学者的普遍参与，众多地方官员与布衣之士也沉浸其中，仅浙江一地，访求、收藏与研究金石的文人就有数十人之多；而金石学著作的出版，也呈现井喷之势，几乎到了人撰一卷、汗牛塞屋的程度。

即便如此，没有人能够亲近所有的古物，人们研究的、欣赏的或是收藏的，主要还是当日流通的各种拓本。因此所谓的金石学，本质上是关于金石拓本的学问，古物反在其次。在这样的情形下，什么样的碑刻与拓本最具价值，就开始成为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