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反迷信的实践

针对陕甘宁边区迷信的现状和危害，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反迷信工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在解释“科学的”这个特征的内涵时，毛泽东强调“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际相一致的”，并且要求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同进步的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它又是大众的，“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样，毛泽东就把反对封建迷信提到了纳入中共的理论纲领的高度。1941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有“提倡科学知识”一条，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解释这一条时说：“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落后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但十分重视对迷信问题的理论分析，重视反对迷信问题，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反对迷信的具体方针和政策。

1．加强思想教育，扫除文盲。愚昧与封建迷信常常结伴而行，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教育在反迷信中的作用。1941年2月，《共产党人》第15期刊载的《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指出：“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前提之下，我们对于宗教和迷信的态度，应当是主张信仰自由，人民的宗教迷信不能强制的禁止和取消，只有在发展新的文化教育运动中，才能逐渐地克服。”1942年9月，中共中央派李维汉任边区政府秘书长。临行前，毛泽东再三叮嘱和告诫李维汉，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太落后，文盲多，巫神多，到任后必须抓紧发展文化教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教育，摆脱愚昧作为反封建迷信的基础。特别重视对学生及妇女的教育。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各级各类教育，都将反对封建迷信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2．循序渐进，掌握好分寸。毛泽东认为，“破除迷信是我们的原则，但是陕北现在还经常有庙会……群众迷信神灵，我们不能强迫群众不迷信……这些都需要逐步地来改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人民物质生活基本条件尚未解决，边区文教卫生运动尚未全面展开之际，对群众的迷信习惯和迷信活动采取了“暂时迁就”和逐步限制的“消极的抵制法”，对活跃在民间的阴阳先生和巫神巫婆只是进行限制，而不杜绝其活动。延安当时的阴阳先生，每次“至少得400元至500元（吃的不算）”，多则达800元至900元，“一个神官看一个病，至少要赚100元”。老百姓对这种漫天要价深恶痛绝，希望政府给他们“规定一个价格”，政府根据当前群众的需要，提议给巫神等“以等于工人的报酬。不要定得过低，低则农民会暗地加给。也不要定得高了——农民正在要求有限制”。与此同时，边区政府也积极地号召各级政府，宣传医药、科学知识，“尽可能使民众前进，而不应向落后投降”。

3．发展科学，破除迷信。既然迷信的产生及存在与科学的落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只有发展科学，才能逐渐地破除人民中的宗教迷信成见”。毛泽东认为，科学进步“可以破除迷信，使老百姓不敬菩萨。从前我从长沙到上海，乘的船有两种，一种是洋船，一种是木船。洋船他们不敬龙王菩萨……但是木船他们就要敬龙王菩萨……木船是容易翻船的，为了避免翻船，他们不得不投一笔钱到龙王菩萨这个‘保险公司’里去。所以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时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的苏联外科医生）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胡乔木认为，随着“科学一天天进步，迷信一天天消亡”。

4．成立科学组织及研究机构，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展生产，战胜迷信，成立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研究会、自然研究院、国医研究会等以自然科学为主的研究团体、研究机构。并且召开各研究会的年会，具体指导各研究会及研究团体的工作。各研究会和学术团体成立后都将反对迷信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1940年，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发表宣言，动员边区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致力于“破除迷信，并反对复古盲从等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封建残余毒物，使人民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都向着科学的进步的道路发展”。1941年8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次年会。会长吴玉章致开幕词，朱德作了《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报告，徐特立作了《科学与教育》的报告。科学工作者为边区的工农业、军事工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少的贡献，也有力地支持了反对封建迷信的斗争。《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因为和边区经济建设落后的状况密切联系着的就是文化的落后，革命以前旧势力在政治上对人民的压迫虽然被摧毁了，可是某些束缚人民的旧思想、旧习惯，尤其是迷信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仍然在人民头脑里和生活中留下相当牢固的深根，这些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残余是足以阻碍进步的”。“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落后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

5．利用中医反对迷信。边区政府卫生处处长欧阳竟在1940年国医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由于过去几千年长期的封建统治，使中医同其他科学一样，不能长足进步，但正由于这样悠久的历史，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点我们不能完全地抹杀，相反的要承继祖先的遗产，扬弃它，改进它。”大会通过的提案的大意是：“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国医小丛书及刊物，呈请政府登记全边区国医及国药商店，大量开采及炮制土产药材，呈请政府严格取缔巫神法师之迷信误人……”国医研究会又在当年9月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讨论国医科学化问题。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国际友人付莱医生在发言中指出，“对中医不应完全否定，但也不是完全肯定，而要加以批判地吸收”。李富春在发言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卫生建设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应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为卫生运动与反迷信运动……；二为普及提高医药工作，这又包括如何帮助中医整理其经验，使之科学化，能以现代科学知识为建设及如何丰富西医经验，使之中国化（能吸收中医成果）的两个问题，中西医合作团结与改造中医以共同进行卫生建设的方针，不仅适应于边区现在，也适用于全国水平。从不断发展中做到中国全部医药卫生工作的科学化、中国化。才是毛主席号召的中西医合作统一战线的最后成功……西医在合作中应负主要责任，要帮助研究与提高中医”。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对中医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充分肯定了中医在边区反迷信中的作用，也对中医中的骗人的封建迷信有清醒的认识，因而提出了联合中医，改造中医，以及研究中医所包含的优秀的思想的方针。

6．大搞科普活动，进行科学宣传。为了宣传科学常识，延安科技工作者编写出版了大量的科普读物，仅1942年至1944年，在边区出版的医药卫生读物和宣传材料就达78200余册。党在《解放日报》《新中华报》上先后发表多篇科普文章及著名科学家传略。

1941年9月21日，边区可看到日食现象，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利用这次机会，举办了一次关于日蚀的科普讲座，同时，边区自然科学会对本市偏食进行观测，并做了详细记录。早在9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于光远的《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一文，在文章中，对日食问题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并指出今天谈论日食的现实意义：“我们今天对它发生兴趣是因为……并且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破除民间迷信。”上述活动，对否定群众中流行的“天狗吃太阳”“野太阳吃家太阳”等迷信传说，帮助群众提高科学意识，自觉抵制迷信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科普展览具有直观性，对群众具有很强的教育作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举办了多次科普展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7．建立反迷信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为了同迷信做斗争，就“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 “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从而使他们与我们并肩向封建文化的残余进军。毛泽东指出，如果新医“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

8．加强领导，动员群众，坚决取缔迷信反动组织。反对迷信“要经过政府教育机关和各种群众团体，通力合作，一面由政府在上面下命令，一面由教育机关和群众团体在下面动员起来，首先消灭那些用迷信祸国殃民的人，其次消灭那些靠迷信穿吃发财的人，如是向迷信步步进攻，以求其逐渐地消灭”。

在边区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延安等地在很艰难的条件下，组织了众多诸如反巫神大会之类的反迷信组织，加强对反迷信问题的领导。1937—1939年破获了两起以宗教团体名义进行汉奸活动的案件。“佛教会”和“一心会”“假借神教名义，利用迷信心理，进行欺骗阴谋，引诱落后群众帮助汉奸工作”。边区政府发现后，于1938年7月15日发出禁止两会活动的布告，表示对此类利用宗教迷信进行的破坏活动，“当予以严惩不贷”。邓小平在1941年5月《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中也认识到敌伪和“反共”顽固派“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破坏抗日根据地的事实，指出对此应坚决打击。

9．利用民间文艺，加强反迷信宣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重视改造民间旧艺术，逐步剔除民间艺术中的迷信思想，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去启蒙民众。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指引下，延安文艺工作者坚持“一方面在新基础上发展，一方面在旧基础上改造”的方针，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大众，对现有的“宣传封建迷信的旧艺术”，加以改造，创作了大量内容健康的文艺作品。其中，新秧歌运动在宣传反对封建迷信的过程中，成果极为突出。延安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新秧歌中，把“打击‘巫医’或‘术士’”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使秧歌成为破除迷信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