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对迷信问题的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迷信问题系统展开理论探讨的是胡乔木。为发动广大青年和妇女起来参加学文化反迷信的伟大斗争，1940年他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给《中国青年》撰写了《反迷信提纲》，对迷信的概念、迷信产生和现实存在的根源、迷信之所以错误的原因、迷信的害处以及如何打倒迷信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1．迷信的根源及泛滥原因。在谈到什么是迷信时，胡乔木认为，“迷信的根本基础就是相信神仙鬼神命运灵魂等等超自然超物质的东西的存在，相信这些东西支配着天地日月、风雨雷电、水火木石、舟车门灶、生老病死、成败祸福，总之是支配着世界和人生的一切”。他还系统论述了迷信产生的根源。

第一，迷信产生的社会政治根源是反动政权剥削压迫的结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论述游民时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胡乔木也指出，“人类的知识虽然越来越多，但是自从社会有了阶级，欺压群众的阶级生怕被群众所推翻，就用种种方法来在群众中维持旧的迷信，制造新的迷信，而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本身，也不能不在群众中引起种种不合理的幻觉。所以人类进化到现在，科学发达到现在，迷信还是没有绝种”。

第二，科学精神的缺失，文教、医药卫生的落后是迷信泛滥的现实原因。胡乔木认为，由于旧中国科学文化的落后，“人类对于‘天’的莫名其妙、无能为力的情绪，就产生了迷信”。李鼎铭指出，“医药缺乏，全边区仅有中医好坏1000余人，兽医50余人，在机关部队的西医200余人，中药铺及保健药社400余个。这种情形就使得巫神称霸”。1944年3月2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边区群众中的迷信现象，现在比从前少多了，但是还不能消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谢觉哉说：“老百姓并不一定很信巫神，但人病了，没有法子。请不到医生，就是请到医生，又没有药店。只好请神官巫神。”巫神者正是根据广大农民缺医少药的情况，以及妄信“退财可以消灾”的落后观念，乘虚而入，以骗取钱财而寄生民间，成为“专吃农民的血”的“耗子”。

2．迷信现状及危害。李鼎铭在《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边区的文化状况时指出：“从广大领域看，情形是很落后的。例如医药卫生问题，由于旧社会遗留给边区人民的迷信、愚昧和不卫生的习惯，疾病与死亡威胁着广大群众，某些地区，婴孩死亡率达60%，成人8%，牲畜死亡率也很严重……全边区共有巫神2000余人，利用迷信招摇撞骗。又如教育方面，文盲占人口90%以上。”毛泽东曾将迷信、不识字与不讲卫生作为边区的三大害之一，胡乔木更深入地指出迷信的三大害处：“第一，它害得人们家破人亡。第二，它害得人们短了志气。第三，它还要窝藏匪类。”

据1944年8月延安《解放日报》刊登的一篇巫神罪恶小统计，从延安县反巫神大会调查所得，全县共有巫神161人，到会59个巫神自己说，共治死278人。“全区农村西医不到百人，中医不过千人，而巫神却有2000多，他们散布在农村中，骗人钱财，用各种骇人听闻的巫术折磨甚至残害病人”。1944年10月，李富春在边区文教医药卫生座谈会上指出，“边区人民有了政治经济的保障，但卫生医药尚没有保障，人民被旧社会留下的野蛮的巫神和不卫生的习惯和疾病侵袭”。李维汉也指出，迷信职业者利用迷信思想及其活动“招摇撞骗，为害甚烈”。

总之，这种状况妨碍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影响着民族团结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制约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对边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直接违背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要生存，要进步，要革命，要抗日，都不能不打到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