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唐长安绿化树屡经劫难

隋唐两代立都关中，努力经营长安的一个表现就是不断完善城市绿化管理，长安城的绿化主要靠各种树木来完成，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公私园林万木竞秀，皇家禁苑林密果香。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遭遇战争、危机、天灾，或肆意妄为等原因，就可能殃及城市绿化树，轻者满目凄凉，市容遭到破坏，重者生态失衡，家园变成废墟。

首先，战争和危机对长安绿化树的破坏性巨大。如隋末大业十三年（617）十月，李渊自太原起兵后挥师入关，渡过黄河，兵临大兴城下，“诸军各于所部营分角修攻战之具，云梯竞耸，楼橦争高，百道齐来，千里并进。绕京竹木，歼于斯矣。”大兴城郊附近之竹林树木被攻城之军士用来修造攻具，城外之树因此而惨遭全歼尽伐。不幸的是，李渊部攻占大兴城后，城内之树木也惨遭毒手，史载：“时草创之始，倾竭府藏以赐勋人，而国用不足，（刘）义节进计曰：‘今义师数万，并在京师，樵薪贵而布帛贱，若采街衢及苑中树为樵，以易布帛，岁收数十万匹，立可致也。'”因为攻城正好是冬天，李渊所部数万人的取暖和樵薪问题突出，结果刘义节自毁家园式的建议竟然被李渊采纳，李渊因此而“大收其利”，渡过危机，但唐军抱布贸树而大收其利的代价，就是大兴城内街衢行道之树和苑内之林被用来樵采，因此，大兴城内街衢和苑中之树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些树木在高颎、宇文恺建城时种植，到李渊太原军入城时仅仅30多年，正是常见树木生长最佳时期，其遮阴、表道、观赏等绿化美化作用也处于最佳状态，惜毁于改朝换代的战争和入不敷出的危机。又建中四年（783），唐德宗因泾原兵变出逃奉天，朱泚窃据长安城，“李子平请修攻具袭（李）怀光，取苑中、六街大木为冲车。”战乱中，叛军采伐长安六街、禁苑之大树制造攻具，城中绿化树再次遭殃。到唐末，京城屡遭战火，城内之树也渐次荡尽，唐末诗人韦庄有《秦妇吟》一诗，其中有黄巢军破坏绿化树的记载：“采樵砍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绿化树的美丽无法打动乱兵叛将，杏园、御沟之树尽遭无情摧残。又《南部新书》庚部记：“兴庆宫中九龙池……池四岸植佳木，垂柳先之，槐次之，榆又次之，兵寇已来，多被翦伐。”街道树、禁苑林最先受冲击，最终宫廷园林之树也无以为存。战争不仅会造成家破人亡，也会殃及草木，出现玉石俱焚的惨景，从这个角度看，战争没有胜利者。

其次，自然灾害有时也会给长安城绿化带来灭顶之灾。据史籍记载，影响长安城绿化树木的灾害包括气象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干旱灾害、洪涝灾害、火灾等多种，但最多为雨雪风暴等气象灾害，如开元二年（714）,“大风拔树发屋，长安街中树连根出者十七八。长安城初建，隋将作大匠高颎所植槐树殆三百余年，至是拔出。”此言隋营建大兴城时种植之树到开元二年的树龄是300年，言过其实，只不过130年左右。这些街树躲过了战争之厄，幸免于危机之劫，却难逃风暴之灾。此次风灾的后果很严重，街树受灾率达到七八成，属于毁灭性打击。类似情况虽不多见但并非绝无仅有，如大和九年（835）四月，“大风拔木万株……拔殿庭树三”。又广明元年（880）四月，“大风拔两京街树十二三，东都长夏门内古槐，十拔七八”。风灾对绿化树的危害最大，尤其是枝繁叶茂的大树更容易被风吹倒，特别是上百年的古槐最易受灾。检《隋书》、两《唐书》，隋唐327年间京城有33次大风拔木之记载，有3次绿化树成灾率的统计，严重者成灾率达七八成，其次是二三成，最轻的一次被吹掉上万株。另外，雷电也防不胜防，如长庆二年（822）,“大风震电，坠太庙鸱吻，霹御史台树皆仆”。雷电于树木之伤害，通常是小范围成灾，但如此次导致御史台院之树皆仆者，或许与雷电、大风相伴而生有关。

长安城的绿化树除了容易受风灾伤害外，雨灾、雪灾、冰冻也极具破坏性，如《新唐书·五行志》记：“开元二十九年九月丁卯，大雨雪，大木偃折。……（贞元）十二年十二月，大雪甚寒，竹、柏、柿树多死。”雪灾及所引发的次生灾害冰冻对京城树木破坏性强。又如《旧唐书·五行志》记元和十五年（820）九月，“大雨兼雪，街衢禁苑树无风而摧折，连根而拔者不知其数。”据此可知此次致灾原因是大雨兼雪，受灾范围是长安街衢和禁苑之树，当然可能是统计者只关注二者，其他区域被选择性忽略，而受灾程度只言不知其数，未讲具体受灾率，再检《新唐书·五行志》记元和十五年九月，“大雨，树无风而摧者十五六”。从时间上判断，所记为同一次灾害，后者记录了受灾程度，高达五六成，对长安城的绿化树造成很大危害。

除上揭诸自然灾害以外，树木还经常性受到病虫等生物灾害的威胁，如唐人有判文《对斫街树瘿造枕判》:“通衢四会，奇树众郁，布夏叶以成帷，耸云柯而似盖，日来月往，鸟剥虫穿，或臃肿而不材，未施功于匠石，或轮囷而载瘿。”就提到街衢之树受鸟剥虫穿而畸形，只不过此种灾害的影响因记载不多而无从深究。

再次是肆意妄为的恶果，如有司滥用职权，或监管机构疏于管理，或人们的粗暴无知等，都曾经伤害长安之绿化树。据唐人李肇《唐国史补》记载：

贞元中，度支欲斫取两京道中槐树造车，更栽小树。先符渭南县尉张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车，岂无良木？恭惟此树，其来久远。东西列植，南北成行……拔本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之规。”

度支以缓冲长安用材压力为幌子，意图砍伐两京道旁槐树用以造车，所幸度支滥用职权之行为遭到渭南县尉张造的驳回。张造之所以成功抵制砍伐行道树之命令，有个人能据理力争的素质，也有受法令支持的关系，因为度支决策违反了行道树不得随意采伐的法令。

张造敢于以县尉轻微之职驳回权势部门的决定，成为唐人坚守原则的楷模。但并不是每次砍伐行道树都会受到抵制，如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因修灞、浐等桥缺乏木材，于是敕令“取城内诸街枯死槐树，充修灞、浐等桥板木等用，仍栽新树充替”。以长安城内诸街之槐树为原料修灞、浐等桥，虽有先用枯死槐树之要求，还有随伐随栽之规定，但随意改变城市绿化树的用途难免有饮鸩止渴的嫌疑。

让城市绿化树遭受不虞之斧的情况还有权贵阶层的粗暴无知，如唐高宗开耀元年（681）,“（太平）公主适薛氏，自兴安门南至宣阳坊西，燎炬相属，夹路槐木多死”。兴安门是大明宫最靠西的南门，直南而行到宣阳坊要经过6坊6街，超过4000米。唐人在昏时举行婚礼，故迎亲队伍沿路大燃燎炬，因此祸及夹路4000米长的街槐，一人的喜事变成了一城人的灾难。

有司疏于管理也会给绿化树带来伤害，如唐代宗时，长安城出现垦种街道的情况，广德元年，“禁城内六街种植。二年二月，又诏禁之。初，诸军、诸使以时艰岁俭，奏耕京城六街之地以供刍，或谓非宜，乃罢之”。因为物资供应不及时，京城诸军就垦田于六街，由此而使街树受损多少，不得而知，据《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二》记，永泰二年正月，“京兆尹黎干大发夫役种城内六街树。是岁，不许京城内坊市侵街、筑墙、造舍，旧者并毁之”。因为街树被垦田者砍伐，故才有重栽之举，此次因耕垦而破坏行道树的教训，让唐政府认识到不能因权宜之计而丢掉百年大计，故广德元年（763）、二年、永泰二年（766）连续下诏禁止侵街坏树，三令五申，显示其严重性。

综上所述，导致隋唐长安城绿化树失去绿化功能的原因，除了树木老化被淘汰外，还被一些人为因素、自然灾害因素所困扰，城市管理者不能仅满足于坐享前人栽树的“荫凉”而止步不前，制度和法令建设能降低绿化树的致灾程度，增强绿化意识也足以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