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国：社会、经济与未来治理

王文 刘玉书

在过去的20年里，人类社会以惊人的速度经历了数字化。在未来数年内，全球将增加数十亿互联的传感器、发射器、照相机和其他无线通信设备。社会的数字化趋势已无法阻挡，正在引发一场深刻的革命。而社交媒体、移动社交终端现在几乎可以替代电话，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交互方式。换句话说，人与机器接触、互动的时间越来越多于人与人交流的时间，人对人的了解也越来越依赖机器，这是当前数字社会发展的明显趋势。本文拟从数字社会的技术基础，我国的数字社会发展现状、走向、对个人的影响，以及大数据与数字社会的发展趋势方面进行探讨。

一、互联网发展：中国数字社会的溯源

1987年9月，CANET在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正式建成中国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于9月14日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揭开了中国人使用互联网的序幕。1994年4月20日，我国连入国际互联网的64K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连接。从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10]。

（一）基础发展时期

1994年以前，我国互联网发展主要处于科研阶段。1994年至21世纪交替，是我国有线互联网主干网络建设时期。而在此期间，互联网商机开始出现。例如，在1998年世界杯期间，新浪网以24小时滚动播出新闻的形式吸引了大量网友关注，并借此获得了18万元广告收益。这是早期互联网史上的典型“流量变现”案例。

（二）门户网站时期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主要是以各类门户网站为主的流量竞争时期，网游开始兴起，以淘宝为首的电商开始飞速发展，各种以互联网内容运营为主的职业开始出现。而移动互联的爆发是自2013年4G大规模普及开始的。

（三）移动互联时代

根据CNNIC的统计，虽然截至2019年中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人，但最近5年中国网民规模增速放缓，用户的绝对数量增长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然而，最近5年智能手机等移动互联终端及4G网络的大规模普及，使人们开始进入“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不仅从广度上，同时也从深度上开始全面扩张。移动互联的便利性最直接的影响是数字内容价值的重要性日益体现出来。

纵观近30年，我国的数字社会经历了一个从科研院所等特定行业向全社会扩张、从静态连接到动态连接、从技术主导到内容主导、从以设备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数字化过程。

（四）疫情加速5G新动能时代的出现

如图1所示，基于5G的移动和固定基础设施事实上成了数字社会的神经系统。5G在“云端”和各种数字设备（终端、物联设备、智能机械、无人机、机器人等）之间构建了超低延时的瞬时互联系统，这等于整体提升了原有社会数字化进程的发展速度，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5G的重要性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示。

从目前来看，5G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已经展现出了作为数字中国战略性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在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过程中，5G的低延时、高带宽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展示，创造了多项技术历史上的纪录。在武汉封城、全国大部分居民隔离在家的情况下，5G支撑的远程问诊已从实验构想加速进入了实战阶段。根据中金公司的分析，随着5G标准的完善和SA独立组网技术的成熟，5G建设将逐步提速，2020年全年建设基站数量或突破70万座，巨大的数字基础设施市场需求是结构性的红利。可以预见，“5G+”在未来将进一步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与中国采取对症下药的抗击疫情措施明显不同，美国抗击疫情的重心是消除疫情造成的恐惧。不同的思路背后是不同国家治理模式的自信程度的差异。疫情给中国带来挑战，但同时人们也看到了中国展示出来的面向未来的数字化治理模式的韧性和经济新动能的后劲，中国具备了直面不确定风险、将危机转换为增长动能的制度基础。5G就是能够直接把各类新动能贯穿起来的“金线”。

第一，在产业升级方面，除5G基础设施外，中国急需的是软件层面的升级。例如，工业软件是工业4.0时代的“命门”，我国在这个方面依然投入不足。虽然自2018年以来，工业软件的重要性引起了广泛共识，但相关的落地政策依然不够。这不仅涉及资金投入问题，更多涉及原有的管理模式问题。

第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要加强与新消费模式的联动。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的消费观念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5G时代下实体经济的零售升级与企业制造的衔接是否会更高效？工业互联网建设会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吗？能否借助5G技术实现我国核心制造业产业链的全球化外扩？5G时代下的精准消费模式是否会推动个性化制造发展？在过去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显著的基础上，对于消费端的快速变化，我国应当引起重视。

第三，5G的竞争与创新就是新一轮全球化主导权的竞争，中国的自主创新就是全球化的创新。中国5G的创新模式让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在科技创新方面，国家驱动的战略性投资的重要性远超过基于资本的财务性投资。因此，在科技创新方面，我国将会越来越多地面临“本国的利益最大化”或“全球命运共同体受惠最大化”的抉择。

第四，5G驱动的数字乡村建设或将成为全球脱贫新样板。5G的普惠进一步消除了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整合了以往零散的乡村物流网络，打破了传统的、较为封闭的县域经济。我国的乡村治理由县逐步向乡镇和自然村深入，疏通了未来精准治理的“毛细血管”。未来乡村产业集群化的雏形已现。此次抗击疫情期间的一大亮点就是农村的防疫工作响应及时、深入家家户户，这侧面反映了5G时代数字化农村的高度可塑性，这是未来经济新动能的蓝海。

综合以上四点可以看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5G新动能时代的发展，未来数字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展现了出来。

二、数字中国社会的技术基础演变

（一）1G到5G的突破让数字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

数字社会的形成与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无线网络从1G到5G的高速发展，通信网络逐步朝着摆脱有线限制、以用户为中心转变。从2G/2.5G开始，社会进入数字通信时代，为3G、4G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我国在3G标准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但中国自主研发的3G标准TD-SCDMA，相对于其他两大国际3G标准CDMA2000、WCDMA起步较晚，且产业链薄弱^[11]。2013年前后，我国开始逐步过渡到4G时代，4G有TD-LTE和FDD-LTE两种制式。我国吸取了3G标准研发的教训，2013年1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三大运营商颁发4G牌照，4G在中国正式开始商用。2016年6月，中国移动主导制定的TD-LTE网络已成为世界主流的4G商用网络，其基站超过132万座，覆盖超过12亿人，在126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4G漫游服务，客户近4.3亿人^[12]。在3G和4G的基础上，我国在5G的研发上已经取得了先机，随着物联网、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对无线带宽的巨大需求，5G将带来巨大的市场^[13]。截至2019年下半年，5G已在我国正式商用。强大的无线通信技术，使人们瞬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发展，构成了数字社会底层的重要技术基础。

（二）智能手机的快速增长是数字社会形成的基础

截至2019年6月，我国互联网用户规模达8.54亿人，其中，移动互联网用户为8.47亿人，占到了互联网用户的99%。从最近10年的互联网发展趋势看，我国台式计算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的使用率均出现下降，手机不断挤占其他个人上网设备的使用率。以手机为中心的智能设备成为“万物互联”的基础，车联网、智能家电促进“住行”体验升级，构筑个性化、智能化应用场景。移动互联网服务场景不断丰富、移动终端规模加速扩大、移动数据量持续增加，为移动互联网产业创造更多价值挖掘空间^[14]。图2是2007—2019年6月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及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的增长情况，这两组数据表明，移动互联使人们逐步实现了随处相连，构成了数字社会的核心数据源。

（三）内容分发网络和云服务的发展促进数字社会的共享化

内容分发网络（Content Delivery Network，CDN）从1998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项目演化而来，融合了内容分发、请求路由、分布式处理和记账处理基础架构，并于2000年开始商用。目前国内、国际大部分门户、电子商务、新闻等网站都采用CDN。

CDN的目的是通过在现有的互联网中增加一层新的网络架构，将网站的内容发布到最接近用户的网络边缘，使用户可以就近取得所需的内容，解决网络拥挤的问题，提高用户访问网站的响应速度。CDN能够从技术上全面解决由于网络带宽小、用户访问量大、网点分布不均等原因造成的用户访问网站响应速度慢的问题。

CDN为数字内容的繁荣提供了技术催化剂，使数字内容能被不同地域的用户获取，并保证响应速度。目前CDN主要应用于证券、金融保险、ISP、ICP、网上交易、门户网站、大中型公司、网络教学等领域。通过CDN，网站只需要进行内容维护，不再需要考虑流量问题^[15]。

通过CDN，我们的计算机不再是具有处理和计算资源的独立系统，而越来越像一个能够看到存储在公共服务器上的数据的窗口。这与云服务非常相似，本地设备实际上是大型后备存储的本地缓存。

三、中国数字社会的崛起

2015年被认为是我国全面推动大数据发展的开端年。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刊发了《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这标志着我国正式从国家层面全面推进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加快建设数据强国工作。2015—2017年我国大数据产业总体规模如图3所示。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调研数据，2016年我国大数据产业总体规模比2015年增长了28.6%，2017年比2016年增长了30.6%；预计2018—2020年增速将保持在30%以上^[16]。

2017年中国信息社会指数（ISI）达到0.4749，同比增长4.61%，中国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加速转型期。全国信息社会发展较2016年有所加快，信息社会指数同比提高0.32个百分点；2007—2017年信息社会指数年均增长率为8.35%，预计2020年信息社会指数将达到0.6，我国整体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从信息社会发展的四个重点领域看，2017年全国信息经济指数、网络社会指数、在线政府指数、数字生活指数分别为0.411、0.425、0.607、0.544，其中，在线政府领域发展最快，同比增长10.5%（见图4）^[17]。

从图4可以看出，中国居民的数字生活指数2007—2016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2016—2017年增速放缓。虽然目前还没有2017年以后的信息（数字）社会四大领域发展情况的权威测算，但从近几年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高速发展来看，信息社会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国内数字社会雏形已经形成。

基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测评，当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有两个最为鲜明的特点。

一是动能转换。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31.3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超过20.9%，显著高于当年GDP的增速；我国数字经济总量占GDP比重为34.80%，同比提升1.9个百分点（见图5）。

二是行业渗透差异较大。数字经济在各行业渗透程度不断加深，但我国各行业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较大。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统计，截至2018年，我国服务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35.9%，工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18.3%，农业中数字经济占行业比重平均值为7.3%，呈现出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第二产业高于第一产业的特征。

四、大数据、数字社会与未来治理

中国的数字化过程正在重塑当今的经济和社会，并将直接影响未来走向。与此同时，数字化也正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经济的结构和商业发展的模式。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数字与社会的交融、交互？我国的数字社会治理模式又是怎样的呢？数字社会的发展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如隐私、安全、消费者政策、竞争、创新、工作机会和技能发展等。无法充分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导致经济效率低下、政策滞后、不平等加剧，以及社会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在数字时代，如何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和社会发展均衡化的有效组合是所有政府需要应对的挑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确保人人都能获得参与数字经济的机会；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技术的发展能力；同时还要不断构建创新动能，实现生产力的可持续性、包容性增长。

（一）维持数字社会的竞争活力

要维持数字社会的竞争活力，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健全能够打破垄断市场的机制体制。数字时代是“赢者通吃”的时代，一家独大足以扼杀掉绝大部分初创企业。如何保证中小企业能够获得与大公司均等的资源竞争权利，考验着各国政府的魄力和执行力。另一方面，高速、易接入和低成本的互联网络是保证数字社会机会均等、维持数字社会竞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二）制定和实施全面的数字社会发展战略

近10年来，我国在促进数字社会发展方面制定了大量的鼓励政策，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应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推动均衡发展总体发展战略的前提下，数字社会发展战略会逐步得到关注并最终上升到与数字经济同样重要的发展层次上。

（三）加强数字隐私和安全系统建设

发生数字安全事件会让消费者丧失对企业的信任，导致企业声誉受损、收入下降。与大公司相比，中小企业更加难以承担解决隐私问题和数字安全问题的成本，也更加脆弱，因此，数字安全事件对中小企业更具破坏性。是否将数字隐私和安全系统建设作为面向未来的一项重要的数字社会公共产品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数字社会已经到来，但政府应该提供什么样的配套公共产品，目前还鲜有系统的探讨。

（四）减少企业层面的数字社会准入障碍

数字社会盘活了原来只属于公共领域的重要资产。我国可借鉴美国的公共数字资源体系，让企业广泛地参与进来，特别是要激发中小企业在公共数据领域的创新活力。这是政府与社会、企业进行积极、良性互动的重要方式。

（五）反思人才培养模式

确保每个人都拥有与时俱进的数字化技能是数字社会发展创新的重要前提。但是，随着技术迭代和普及加速，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仅凭专业技能进行创新的难度与日俱增。面向未来的数字社会，新的数字化人才除了要掌握专业技术技能，还要掌握其他软技能，如创业精神、领导力、系统设计能力等。此外，在思维模式上，社会个体的沟通技巧、团队合作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对新领域的开放性、适应性、韧性，也会直接影响其创造价值。道理很简单，未来，人工智能将会替代人类完成大部分纯技术工作，那么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能力——人特有的各种能力，就会显得格外重要。

（六）提高社会承受能力和稳定能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降成本、去产能、去库存等方面均收获了预期的效果。从目前的政策走向看，接下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是去杠杆和补短板。其中，补短板旨在提高供给效率，从而增加经济增长潜力。无论是在资本层面发展资本市场，还是在技术层面鼓励创新，对数字经济的提速及数字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鲜明的导向性。

回顾历史，我们从农业时代迈入工业时代，核心生产要素从土地和劳动力转为资本和能源，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转为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现如今，全球数字时代已经到来，未来知识密集型的信息产业将成为主导产业，依托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发展，数字中国的全面腾飞已经开始。

作者简介：

王文先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专译编著作包括《数字中国：区块链、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的未来》《强国长征路：百国调研归来看中华复兴和世界未来》等30余本。

刘玉书先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AI、NLP、信息安全、反恐、自媒体传播相关研究。著有《数字中国：区块链、智能革命与国家治理的未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