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别样的姿态“拥抱人民”

法国学者米歇尔·鲁阿称戴望舒、艾青等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诗人思想本质上都是中国式的，这一判断堪称卓见。事实上穆旦诗歌和古典诗歌之深层关联也在精神情调上。传统诗歌在儒道互补的文化结构中，一直重群体、轻个体，以入世为正格；而穆旦诗歌从个体本位出发，似乎与任个人排众数的西方文化相通，但它心灵化的背后分明有传统诗精神的本质制约与延伸。他那些以知识分子视角透视、感受现实的诗歌，呼啸着强劲的中国风，其深层文化意蕴是以家国为本的入世情感和心理，从中人们仿佛可以触摸到现代中国人灵魂的骚动不安，它们折射着特定时代痛苦矛盾的感情和精神表征。

出于对走入艺术却走出人生的现代派诗歌的反拨，穆旦从20世纪30年代登上诗坛起，就不愿做夜莺般的琴师向壁低吟，经营风花雪月、饮酒弹唱的消闲文字，更不做未来世界美丽却虚幻的空头梦想，构筑纯个人化、技巧化的娱性诗；而是应和现实的感召，执着于“此岸”关怀，要“到人民的搏斗里去，到诚挚的生活里去”⁽⁵⁾，“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赞美》）。这种对人民和民族的“拥抱”姿态，既显示了知识分子正义、良知的精神立场，也规定了诗人抒情空间的选择。即置身于战争、动乱的文化语境中，总在九叶诗人的象征、玄学、现实结合的路线中突出第三维因素，不大经营完全属于一己的情感，即便有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为在时代变幻中完成自我的蜕变与新生，所做的自觉的向内反省与否定，并力求将自我探索融入社会上升为群体意识的诗意闪烁。

更多的情况下，诗人是将灵魂的触须伸向时代、现实、人民、民族命运等宽阔的情思地带，做忧患的人生担待，和对芸芸众生的终极关怀，其间充满传统诗歌的人文精神。这种倾向在诗人涉足诗坛不久即初露端倪，“沉夜，摆出一条漆黑的街，／震出老人的工作声音更为洪响。/从街头处吹过的一阵严肃的夜风，／卷起沙土。/但却不曾摇曳过，／那门板隙中透出来的微弱的烛影”（《一个老木匠》），对社会底层不幸的诗意抚摸，也揭示了诗人和世界之间的异己关系，冷寂客观的场景里隐匿着一股同情、悲切的情绪潜流，忧郁而凄清。诗中的忧患是挚爱的关切，更是一种命运的惋叹。而至40年代，《野外演习》《轰炸东京》《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等诗都开始正面描写战争，关注现实的旨趣越发强化。尊重底层生命的《农民兵》，已从普通的生命看到人间的不公，从生命对生命的压迫发掘社会良心，“他们是工人而没有劳资，／他们取得而无权享受，／他们是春天而没有种子/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字里行间溢动的是对社会底层感叹牵念的民本思想，有别于居高临下的“启蒙”、同情的冥思，使诗指向了对灵魂的深刻拷问，甚至不无超越庸俗的口头政治的反战情绪。也正是基于这种对民众的“大爱”，诗人才从“不能够流泪的”（《赞美》）农夫身影，透视出整个民族内忍坚强的品质，赞美中华民族的脊梁——农民的献身精神，让人感受到民族的力量和希望。同时，和爱相对应的是与生俱来的批判意识被激发的强悍无比，不遗余力地在诗中发掘现实的黑暗、丑恶与荒谬。“我们是20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我们有复杂的情感却无处归依/我们有很多的声音却没有真理/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隐现》），悖论式的混乱逻辑，以一种可怕顽固的方式存在于生活之中，展示了人受制于环境又难以改变环境的悲剧底蕴。

穆旦“拥抱人民”的姿态与精神立场，注定了他的诗不论怎样接受欧风美雨的浸淫，骨子里镌刻的仍是典型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经验。“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或是爆进入肉去的左轮/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对着漆黑的枪口/你就会看见，从历史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第二次的诞生”（《五月》）。那种工业式的意象比喻，那种矛盾乖悖的心理分析，那种陌生的语境转换，以及那种充满力度的抽象，全然似奥登的笔墨，全然似对传统模式的轰然爆破。但它毕竟萌发于中国大地、中国诗人，所以透过形式雾障人们惊奇地发现：那内隐沉痛的负重意识，那屈原似的理性精神自觉，正是传统忧患意识、实践理性的现代变形与延伸。极具现代风韵的艺术技巧所传达的竟是极其现实的战争感受，民族心灵的历史震颤。

但是穆旦的诗如果仅仅停浮于鞭笞黑暗、体恤民情，为时代风云的面影画像，它和其他诗人的诗相比也就没有什么令人刮目之处。诗人可贵的选择是，执着于时代、现实但却并不过分地依附于时代、现实，就事论事；而是沟通时代、现实与心灵，传递时代、现实在心灵中的投影与回声或由时代、现实触发的感受和体验。也就是说，超越具体的时空和具象具事的限制，以主体融入后感同身受的冷静思索，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让你走向生活生命中深邃又潜隐的世界深处，获得智慧的顿悟与提升，从而保证了情感的深厚度。体察民众底层生活的《荒村》《空虚到充实》等诗是这样，和时代的主流情感若即若离；写于1945年前后、包括《农民兵》等诗在内的《抗战诗录》更是如此，它们不写具体的抗战具象，而是超越战争的情景，把战争和其中的人放在人类、文化和历史的高度去思考。如那首著名的《旗》，“我们都在下面，你在高空飘扬，／风是你的身体，你和太阳同行。//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是写在天上的话。大家都认识。/又简单明确，又博大无形，／是英雄们的游魂活在今日。//你渺小的身体是战争的动力，／战争过后，而你是唯一的完整，／我们化成灰，光荣由你留存。/太肯负责任，我们有时茫然，／资本家和地主拉你来做解释，／用你来取得众人的和平。//是大家的心，可是比大家聪明，／带着清晨来，随黑夜而受苦，／你最会说出自由的欢欣。//四方的风暴，由你最先感受，／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胜利固定，／我们爱慕你，如今属于人民”。这首诗与其说是战争中“旗”的描绘，不如说是战争中“旗”的思考：“旗”是方向、是中心，“旗”是力量的源泉、是光荣的象征；而奠定这一切的是英雄们的流血和牺牲。“旗”是领导，“我们”是民众，“旗”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则隐喻着领导超出民众却必须扎根、受制于民众的关系抽象命题思辨。文化、哲学等理意波光对情思河流的照射，给人豁然通明的感觉。

穆旦这种以别样姿态走近、拥抱人民的诗歌本体观，使他不以超验来观察、裁定人生，而是通过此岸经验升华的悟道，既无天马行空的玄奥，又少大而无当的空洞，它让读者对兼具感人肺腑与启人心智功能的诗歌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也显示了和当时的左翼或者抗战诗歌迥异的审美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