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黑夜”一词的指称与构造

通读穆旦已经出版的全部诗歌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些词语使用频率极高，远远高于其他的常用词汇，如“黑夜”“黑暗”“痛苦”等，这三个词语尤其在1943—1948年间的作品中使用最为频繁，几乎决定了诗人创作的基本情感基调与现实意识，而这一时期恰是诗人创作最为重要的高峰时期，也是其诗歌开始朝向“经典化”的自我构造时期。诗人通过这些词语专注于对现实历史的指称与构造，并通过对历史的转化而赋予这些词语以独特的诗学含义。

考虑穆旦所置身的历史背景，这几个词语的频繁使用并不是值得奇怪的事情，况且，“黑夜”是现代文学的一个流行主题，《野草》中的“秋夜”隐喻、茅盾的“子夜”象征、丁玲的“在黑暗里”、巴金的“寒夜”等构成这一主题的经典形象，顾彬以“黑夜意识”⁽⁹⁾来对此进行概括，顾彬曾依此问题意识简略梳理刘鹗、鲁迅、茅盾和巴金、翟永明作品中“黑夜”的象征含义。穆旦诗歌中的“黑夜”意象，早前有学者作过讨论，也是在象征含义的层面上展开的，段从学的著作《穆旦的精神结构与现代性问题》将其作为现代性生存困境的象征来处理的，“在穆旦这些早期作品中，黑夜始终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核心的意象，黑暗则是现实世界的基本底色。《夏夜》和《冬夜》是直接写黑夜的。在《夏夜》中，一切都是‘黑暗，寂静’的，充满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窒闷”⁽¹⁰⁾。实际上，“黑夜”是贯穿穆旦写作始终的意象，从1934年的《夏夜》到1976年的《面包》，“黑夜”的主题与意象虽呈现为不同的含义，但一直是穆旦的诗歌词汇表中的核心词汇，因此，无论是顾彬的“黑夜意识”还是段从学的现代性生存困境都不能够概括穆旦的“黑夜”一词，从而也无法把握其新颖含义。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对任何一个诗人核心词汇的阅读，在单纯的象征意义、历史含义或文化含义的层面进行解读阐释，都是过于简单而无法深入到诗人创作的幽暗意识。诗歌中的词语，要在词语构造自身的方式与过程中来阅读，要知晓词语的昏暗过渡与多调互换，也就是在词语的差异、对比、关联与隔离中阅读。穆旦诗歌中的“黑夜”一词，其象征含义并不复杂，其重要意义在于其构造方式，正是通过这种构造方式，我们会发现，这些频繁使用的词汇被诗人赋予了独有含义，既构造了穆旦诗歌的基本形态，同时也指引了穆旦诗歌中试图获取但是没有完成的部分。因此可以说，作为核心意象的“黑夜”一词，承担着穆旦构造其诗歌拱顶石的作用，通过这个词语既可以看到穆旦诗歌中已经完成的部分，也可以辨认出还未获得形式的部分，需要以此作为通道探究穆旦构造其诗歌的隐秘。

在写于1937年的《野兽》一诗中，穆旦第一次使用“黑夜”一词，此时穆旦只有19岁，他凭借诗人的敏感写道：“黑夜里叫出了野性的呼喊/是谁，谁噬咬它受了创伤？”⁽¹¹⁾穆旦此时对“黑夜”一词并未自觉，或者说他对历史与现实并无深切理解与洞察，只是在之前文学惯有的意义上使用，指称某种时间，并与光明对立，不具有特殊新颖的含义。《野兽》整首诗的情感基调阴郁痛苦，赋予了“黑夜”一词在后来的诗句中经常出现的受难意味。1940年的《漫漫长夜》：“我是一个老人。我默默地守着/这弥漫的一切，昏乱的黑夜。”“黑夜/摇我的心使我不能入梦，”“为了想念和期待，我咽进这黑夜里/不断地血丝……”这里的“黑夜”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可与“黑暗”“痛苦”替换，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指称生命中的重创，其构造方式也比《野兽》复杂，使得“黑夜”的含义不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重维度的，比如“黑夜摇我的心使我不能入梦”，可以直译为：黑夜使我痛苦，或痛苦使我清醒，等等，这取决于黑夜与其他词的关联方式，即词语的构造方式。

1944年，穆旦创作了《活下去》一诗，此诗表现出对时局与历史处境的悲观以及苦闷、绝望的情绪，现实以最具体最直接的方式挤压着诗人的意志与神经，当年11月16日写给唐振湘的信中，穆旦写道：“我们这边都在谈论，关心，而且呈现动摇，很大的苦闷压在人的心上，前后左右都悲观。”⁽¹²⁾这首诗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体验与思考，如标题所显示的，“活下去”意味着虽然艰难但必须的决绝，“活下去”的主题乃是历史的黑夜，所以结尾处出现的“黑夜”一词，分量颇重，包含着穆旦对历史以及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与之前诗作相比有很大不同，这里的“黑夜”不仅仅是在描述情景、情绪体验或是与“光亮”相对的黑暗状态，否定性的力量等意义上使用，也出现了新颖的含义，这种新的含义在于对“黑夜”的肯定，以及通过这种肯定对历史与生命中控制力量的命名。这种力量不是历史学家通过事件分析或是哲学家通过概念命名可以捕获的，需要借助诗人充满“丰富的痛苦”的心灵才可以领会认知，因为黑夜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痛苦本身，而痛苦之所以是痛苦，在于无休止的纯粹的否定，如这首诗的最后一节所写，没有痛苦、重创、诅咒，没有贫困、困境、深渊，就没有黑夜。黑夜之所以为黑夜，在于无所希望，永恒的幻灭，在于时间毫无仁慈怜悯可言，在于“没有救治”“没有援助”；黑夜之所以为黑夜，在于其所论证：“除了走去/向着一片荒凉，和悲剧的命运！”（《诗二章》）那么从黑夜中孕育圣洁就意味着，在没有救助之处获得拯救，这是如何可能呢？

希望，幻灭，希望，再活下去

在无尽的波涛的淹没中，

谁知道时间的沉重的呻吟就要坠落在

于诅咒里成形的

日光闪耀的岸沿上；

孩子们呀，请看黑夜中的我们正怎样孕育

难产的圣洁的感情。

——《活下去》

身处历史黑夜之中的穆旦凭借诗人的天赋敏锐地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困境与深渊，并通过诗歌语言的独特构造方式，将这一困境与深渊转化成20世纪重要的文学经验，与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黑夜”主题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于其中的“圣洁”维度，这是带有宗教意味与救赎体验的神秘性经验，与“狰狞”“凶残”“诅咒”的生存性经验一起构成了“历史黑夜”的基本层面。20世纪有无数个黑夜的时刻，诗歌以隐喻的力量标记着这些时刻的本质，《活下去》这首诗无与伦比地展现了这一点，在这首诗中历史仍如江河一样滚动，并于忽明忽暗中显现出本质。如海德格尔以荷尔德林的诗性经验命名的“世界黑夜”一样，“历史黑夜”也需要思想的重构，方可以展开其隐喻的蕴藏，在思想重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辨认出，“历史黑夜”恰恰是穆旦提供给新诗的重要诗学遗产。追问穆旦骨子里是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是未完成的还是已完成的诗人，这些并不重要，是文学史强加给我们的惯性思维所致，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提供了何种崭新的诗性元素，这是我们判断一个诗人的基本依据。

在这个意义上，王佐良的文章《一个中国新诗人》一开始就极为精准地把握住了穆旦诗歌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以三个关键词标记的：“饥饿”“受难”“上帝”。这三个关键词包含在王佐良的两个判断当中：“是这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的。”“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王佐良的判断有着相同历史经验中的感同身受与对穆旦创作的细微体察，与此同时也显示出其良好的诗歌鉴赏力，具有后来的历史局外人无法超越的先天优势，因此，值得我们细致推敲。那么，把这些判断与穆旦的作品对照来读，我们会发现，这三个关键词都是以“痛苦”为感情基调，“痛苦”一词及其情感的变形几乎遍布于穆旦的大部分诗作，“饥饿”是身体的痛苦，“受难”是灵魂与肉体的双重痛苦，“上帝”是精神的痛苦，这些痛苦并非是短暂的负重，而是生命的底色与永恒的主题，所以穆旦在诗中写道，这痛苦是“火热的熔岩的痛苦”，是“痛苦的至高”（《诗》1976），同时也是“无尽的斗争”（《先导》），是“崇高的道路”（《理想》），这斗争与道路是“在过去与未来两大黑暗之间，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来泥土，思想和荣耀”（《三十诞辰有感》），因为黑暗是时间的基本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