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穆旦的坐标：评价的参照系

能否对穆旦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是检验一个批评家工作有效与否的试金石。作为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穆旦被赋予了超出其自身的象征性含义，以及过多的历史期待，原因在于我们自身的历史焦虑，想象一下，如果“十七年”文学之中诞生了我们所希冀的“大诗人”，那么对穆旦的评价会有很大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对70年代“地下文学”、昌耀早期诗歌等文学史问题的争论带有同样的历史焦虑症，这种历史焦虑症是阻碍我们作出客观评价的重要因素。毋庸置疑，任何一种评价与认知都是在某种参照体系里完成的，没有参照、比较、差异与对立，没有意义与价值的预先成立，就没有认知与判断，正如德勒兹所说：“评价以价值为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现象才得到评估。”⁽¹⁾我们无法超出我们的理解去判定事物，对诗歌和诗人的讨论同样如此，我们要清楚自己所依据的参照系与前提，并能够对此前提与出发点作出反思与审视，而不是将其所依据的参照系视为绝对真理。

一直以来，对穆旦的评价是依据现代主义诗歌这样的参照系进行的，对现代主义的不同理解，造成了两极化的评价状况，“伪奥登风”“骨子里的浪漫主义”的否定，或是20世纪中国新诗第一人的赞誉，是两极化评价的极端代表。诗人艾略特评价波德莱尔时说：“波德莱尔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过了他那个时代的观点，但同时他又属于那个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带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优点、缺点和风尚。”⁽²⁾这样的判断放在穆旦身上同样合适，这意味着，我们很容易依据自身的理解或参照系而对穆旦给予过度的赞美或者责难。以现代主义作为参照系并将其作为新诗的目标来认识和评价我们的诗歌创作与历史，是新诗研究的主流方向，这种研究范式一开始就接受了新诗诞生之初的价值预设，比如新与旧、中与西、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对立。王家新的文章《穆旦与“去中国化”诗学问题》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视为一种对立的关系，就形成了这种二元对立话语。在新诗历史上，这种话语逻辑不时地左右着人们。”⁽³⁾姜涛对此研究现状有更准确的表述：“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现代主义’似乎是新诗研究唯一重要的话题，穆旦在很大程度上也当作现代主义或新诗现代性的‘英雄’来看待，相关论者多热衷挖掘诗人作品中的诸般‘现代’指标，20世纪英美诗歌的经典谱系，则是基本的辨识参照系。另一思路有所不同，着力从穆旦的诗作中提炼、升华若干玄学命题，进行思想的、哲学的、宗教的阐释。类似读解极大扩张了诗人写作的思想意蕴，但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情境和文脉，‘断章取义’式的玄学思辨，也可能有失分寸，只是做到表面高深的程度。新世纪之交，上述两种讨论已趋于饱和，且愈发显出刻意、封闭的一面。”⁽⁴⁾事实上，姜涛所批评的两种研究思路，同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其弊端在于用后设的理论去解决先在的历史问题，往往窄化并遮蔽历史面目及其可能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转换思路并构造新的参照系，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新诗。把新诗当作既定的概念，或者在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范式之下对新诗进行界定，还远远不够，所谓“在两大传统阴影下”的提法即是典型的例证。迄今为止，对新诗理解得较为深刻的当数诗人张枣，他说：新诗“既能从过去的文言经典和白话文本摄取养分，又可转化当代的日常口语，更可通过翻译来扩张命名的生成潜力。正是微妙地维持这三种功能之间的生态平衡，而不是通过任何激进或保守的文学行动，才证实了这个新系统的‘活’的开放性，也才产生了有着革新内涵的、具备陌生化效果的生效文本”⁽⁵⁾。张枣的新诗理论，将古典、现代与当代汇通在一起，这与早期新诗所构想的新与旧截然对立的方案大为不同，文学史上著名的讨论新诗的篇章，比如胡适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宗白华的《新诗略谈》、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废名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等代表新诗的早期方案。从当代诗的角度来看，这些新诗的最初提倡者与实践者也并不真正知道新诗的含义，当代诗的写作和理论实践，真正完成了新诗最初的梦想。

因此，从当代诗的角度来理解新诗意味着，无论我们从事新诗创作还是研究都必须清楚，新诗仍是一个有待发明和仍在继续的概念，也就是说，新诗不仅包括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层面，比如，我们所熟知的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的八首白话诗被追认为新诗的开端，我们讨论新诗的时候，往往一上来就是从胡适讲起，然后是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白话诗、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这些都属于新诗的历史层面，但新诗的历史并不足以完整解释新诗是什么，何谓新诗。除却历史层面之外，新诗还有一个“理念”的层面，“理念”是本雅明在《德国悲苦剧的起源》中使用的概念，用来解释起源问题，即起源并不是在事件的发生开端处被识别的，而是在事件所蕴含的“理念”充分展开的结果之中被展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新诗的“理念”反复与历史世界对峙而塑造了新诗的历史，进而形成了新诗的三个系统：“1917—1949年的新诗”“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诗歌”“1978年至今的当代诗”，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文章《当代诗的政治性与古典问题》⁽⁶⁾有过细致的阐发。从新诗的“理念”层面去理解新诗，则必须着眼于新诗的未完成与未来，着眼于新诗的“理念”与世界历史的对峙，着眼于新诗的自我构造与逻辑展开，着眼于新诗自身的目标与目的。那么，新诗在以往已经成型的参照系里是无法获得真正的理解与认知，也只有在这一名目下阅读穆旦，才能摆脱既成的参照系的偏见与狭隘，才有可能客观而公正地评价穆旦。

那么，如何来阅读？卞之琳的文章《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思路。这篇文章不依仗于既成的参照系，而从新诗的发展逻辑出发，从新诗的内在理路着眼，将闻一多的写作认定是某种伟大诗歌模型的开端，卞之琳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完成的事物，一切完成的只是一个阶段，也就是一个新的开端……他已经做出许多开端我认为还是开端，因此多谈谈这些开端也就是纪念他青春长在。”⁽⁷⁾卞之琳的诗论文章是诗人批评的典范，遵循诗的构造与展开，着眼于诗歌的未来与前景，其所提出的开端与完成既是历史的概念也是诗学的概念，最基本的含义在于生成与形式，开端意味着新的事物生成，完成意味着这种生成获得了现实的形式并成为现实的重要一环。以此为视角来考察与阅读穆旦，则是追问穆旦作为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他为新诗提供了怎样崭新的元素、问题或构造方式，他做出怎样的开端，我们可以依据这一开端去完成某种伟大的诗歌模型。这样的考察必然要求我们放弃既成的参照系或结论，而从诗歌的最小单元，词语或意象，作为进入穆旦诗歌的入口，来重新阅读穆旦的诗歌。这个入口的选择依照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诗人反复使用的核心词汇或意象当中隐藏其诗歌所要构造其自身的秘密，比如在新诗历史上最为晦涩与复杂的诗人张枣那里，其诗歌也恰恰是通过“来世”“浩渺”“万古愁”这样的核心词汇构造起来的。⁽⁸⁾正如每个哲学家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唯一概念来构建其哲学体系一样，诗人以核心意象来建构自己的诗学，懂得阅读诗人的词汇表，便可以快速地了解诗人创作的旨趣与指向，穆旦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