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匿名的经验，或“无限的债务”
在词与物的互动关系中，穆旦诗歌中的物有一种向自身打开的特征。这种对物的敞开尽可能保持了物自身的独立性。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拒绝被各种意识形态标签化；另一方面，能客观地呈现较为完整的历史进程。穆旦的写作为重新思考诗歌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契机，其中关于历史想象力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精神世界的真实与叙述世界的扭曲之间构成的张力”(10)，更是一份具有可生产性的诗学遗产。
以自己的方式重置词与物的关系，对于穆旦来说，是为了更为准确地表达和呈现“生活气息和现实感受”。他在给郭保卫的信里写道：“这些词藻到处搬用，似乎反而把实景掩盖住，类似汉魏的赋，堆砌词藻，表面华丽，反失去生活气息和现实感觉。”(11)在同年写的一封致杜运燮的信中，也曾明确地说：“我写的东西，自己觉得不够诗意。即传统的诗意很少，这在自己心中有时产生了怀疑。有时觉得抽象而枯燥。有时觉得这正是我所要的：要排除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模糊不清的浪漫诗意。”(12)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中，穆旦的表述仍然是清晰的，诗人“所要的”是在自己独特的语词系统中呈现的历史夹缝中的事物，不管是不是“抽象而枯燥”，都是自己致力于去寻求的。也就是说，穆旦所坚持的并不是一种既明的写作方式，而是要在文本中探寻不断生成的有着多种可能性的历史经验。
这种写作方式使得穆旦将物与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在历史指涉和诗歌自律之间达到某种平衡。究其实，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需要使得诗人必须调整自己的表意方式。这种在新的语境下介入历史的努力，是对诗人的一次严峻考验。相比之下，卞之琳并没有找到解决危机的诗学形态。卞之琳擅长呈现自我封闭的物体，指向对世界或者人自身的本源性思考，缺乏更为迫切的历史指涉能力。即便经过调整，卞之琳将具体抗战现实引入诗歌，但是历史危机仍然局限于自身作为风景的样态，难以解决诗学的困境。作为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穆旦热衷于在词语碎裂化的基础上探索事物的深层意义，在声音的碎片之间编织更为复杂的意义网络。
与西方现代性经验的呼应和共振，在本土现代性的生成过程中是必然的。从对西方诗学资源的接受来看，穆旦并非是要和西方现代性经验进行对应，而是在现实命名的焦虑下寻找应对自身历史危机的一种方式。在穆旦那里，“诗歌的历史意识不再表现为新诗如何理解狭义的传统的问题，而是转变为新诗如何成为一种有效的历史修辞。在这个时候，合法性的虚假焦虑消失了，正是在这种焦虑消失的一刻，新诗开始具备反思的能力”。(13)正是对新诗合法性的重新界定与反思，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历史意识承载体。战时的动荡更新了穆旦对于时代的切身体验，同时让诗人和30年代诗风逐步拉开距离，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意识也初步体现了出来。可以说，穆旦逐渐找到了解决新诗有效性危机的方案。
然而，现代性经验是一种碎片化的历史经验。诗人在重新组装碎片化世界的过程中，现代诗成为破碎世界的表征。在这一表意过程中，“知识就在于使语言与语言发生关系；在于恢复词与物的巨大的统一的平面；在于让一切东西讲话”。(14)现代性知识生产范式下，词与物的关系只能依据于个别材料，而由于总体性镜像的破碎，诗人不得不经历从呈现经验世界到质疑这个世界的过程。历史叙事不再是完整的，而是一系列碎片，诗人只能通过这些片段来重新捕捉历史的瞬间。因此，现代诗人已经不再具有构建历史总体性的欲望，而是和世界建立了一种身在其中又超然于外的关系。
通过自我来理解世界的浪漫主义诗歌方式，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仍然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诗学方案。穆旦也有过试图通过某种浪漫主义成分的加入，重建历史总体性的诗学企图，但由于词与物关系的“不安震荡”，最后变成了充满挫折和悲伤的现代世界的记录。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穆旦在自己的诗歌中留下了独特的“签名”。正如德里达在讨论法国诗人蓬热的“签名”问题时表明的：“作为入口它敞开的是词与物这个根本问题。”也就是说，“签名”关涉的是词与物的根本关系。在诗歌中呈现的万物，都有既呈现又遮蔽的特征。诗人以个体的身份在作品上留下的独特“签名”，并不是本源性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效应而存在的。这一“签名”并不指向传统意义上的主体的产生，相反，它指向万物的幽闭的内核，指向万物之间的复杂交互的作用网络。
“签名”确证的是物自身作为“物”的存在。就词与物的关系而言，物不再与词之间形成同一性的关系，而是在幽闭自身之时留存下种种差异的“痕迹”。这些痕迹看似构成了物的“重复”，实际上仅仅是差异性的幻影。因此，德里达强调的“事物就是他者”意味着物不断挣脱与词之间的契约，确证物自身的“主体性”，进而打开一种物与自身互动的关联，由此物不再是人的附庸，而人对这个自我签名之物反而负有“无限的债务”(15)。
穆旦诗歌中的“签名”是犹豫的和迟疑的，有着写世俗的诗挽救文明世界的现代意识。面对“未成形的黑暗”，“与原始合一”的无名体验，穆旦试图发明一个自己的“上帝”，实际是在词语网络中完成了一个可以有效辨识的“签名”。“通过勉强地触及存在的绝对性和简单性，也就是存在自身的实存，签名让存在朝向了揭示和可知。”(16)不过，这种在穆旦诗歌中词与物的关系并没有被很好地解释，这种经验在本土语境中一直是一种匿名的存在。这种匿名的经验正是动荡的现代中国的隐喻式再现。在我看来，作为一个以“带电的肉体”去“搏求的诗人”(17)，穆旦对匿名经验的揭示的冲动既是诗人对历史的有力回应，同时也是将某种不确定还给了历史，让未知保持一种朝向未来的张力，而不是匆匆忙忙将这种历史经验固定，更不想进行本质化复写。
穆旦的诗歌从来都不试图指向一种确定性的知识，而只是提供时代烙印于自身的复杂体验。诗人能充分认知历史处境的混乱和周遭现实的残酷，同时又以一种诗歌的伦理学探索救赎的可能性。在这种张力和平衡之间的匿名经验，不断召唤读者进行深入阐释，进而和当下建立一种深层的历史关联。
（李建周，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2018年第11期。）
(1)张桃洲：《论穆旦“新的抒情”与“中国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王璞：《“地图在动”：抗战期间现代主义诗歌的三条“旅行路线”》，《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4期。
(3)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穆旦诗文集》（增订版）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2页。
(4)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5)穆旦：《他死在第二次》，《穆旦诗文集》（增订版）第2卷，第54—58页。
(6)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穆旦诗文集》（增订版）第2卷，第61页。
(7)穆旦：《关于〈探险队〉的自述》，《穆旦诗文集》（增订版）第2卷，第69页。
(8)唐湜：《忆诗人穆旦》，《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第153页。
(9)此处借用萨特阐释蓬热诗学时提出的概念。萨特的解释参见姜宇辉《“真即此”——当代法国思想脉络中的蓬热诗学》，《外国文学》2016年第3期。
(10)孙玉石：《走近一个永远走不尽的世界——关于穆旦诗现代性的一些思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1)穆旦：“致郭保卫”（1975年11月14日），《穆旦诗文集》（增订版）第2卷，第221页。
(12)穆旦：“致杜运燮”（1975年，日期不详），《穆旦诗文集》（增订版）第2卷，第174页。
(13)吴向廷：《论穆旦诗歌的历史修辞》，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第146页。
(14)［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修订本），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43页。
(15)姜宇辉：《“真即此”——当代法国思想脉络中的蓬热诗学》，《外国文学》2016年第3期。
(16)［意］吉奥乔·阿甘本：《万物的签名：论方法》，尉光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页。
(17)唐湜：《笔然的搏求者——穆旦论》，《九叶诗人：“中国新诗”的中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