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词与物的“不安震荡”

词与物的边界移动会带来表意的“含混性”。这种含混与思想本身的幽暗不明有着内在的对称性关联。这种“含混性”，其一可以在文学史的脉络中进行解释，其二是在诗学意义上进行探究。从前者来看，穆旦对物的关注基于新诗自身的小传统，是伴随本土现代性经验逐步生成的。而本文更为关注是，穆旦的诗学观念是如何在语言中发生和变形的，在话语和指称之间的变形是如何转换和完成的。而这正是从当下通向历史现场的有效通道。

20世纪40年代的战时经验，具体到穆旦的诗歌文本中是在词与物的张力关系中得到确认和表达的。穆旦对物的特征的细致描摹，对物的时空关系的独特把握，对物的不确定性的呈示，在词语之间的结构关系中层层展开。而精神也由此介入到感官的感知状态，寻找着与之共振的表意关系。穆旦诗歌中词与物之间的关系，突破了日常的表象和历史的压力而体现出“不安震荡”⁽⁹⁾的特征。“震荡”揭示出物与词之间非同一性的相互转化，而“不安”则指词与物之间动态关系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安震荡”，首先发生于词语碎裂之处，正是在词与物关系出现断裂的地方，才真正显示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不确定性，从而逆转之前形成的稳固意义系统，开始朝向一种并不稳定的未来开放。

《在寒冬腊月的夜里》（1941）以死寂的、寒冷的自然季节与黑暗年代的现实相对照，词与物的关系建构中有着准确的心理感觉和明确的历史内涵。繁复的语词构建起的直接性的物的群落，对应着诗人的心理感受场：枯干的田野、冻结的河水、“吱哑”的车轮、小孩的哭声……这些在缓慢的、死寂语流中呈现的事物，唤起的是荒凉窒息的精神感受，它们被冬夜里扫过平原的风凝合成一个整体，这正是黑暗年代的一个历史缩影。

相比写于1934年的《冬夜》，《在寒冬腊月的夜里》包含更为复杂的事物和更为广阔的生存景观。抒情主人公并没有出现，而是隐藏在呼啸的风声背后。诗歌中出现的是长着一张厚重多纹的脸的普通农人，他行走在为“吱哑”的轮子压死的路上，但却并不确定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有着很多不确定性的形象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具体历史具有了普遍性。在诗歌中，词与物的关联看似随意，却有着内在关系的深层考虑。诗人说，“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灰烬的遗留”。冬夜虽然残酷，但又是四季轮回中无法绕过去的。诗人虽然没有过多的解释，但是词与物的时空关系本身扩展了诗歌的精神空间。

这首诗的内容是非常具体的，但这种具体性又并非仅仅指向固定的事物，而是有意打破了词与物之间的对应性，或者也可以说词与物在诗中发生了分裂。这种词与物的新型关系暗含着一种新的历史意识。这种经验是现代性的，但同时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读者每一次阅读都是重临现场进行体验，其意义的生成就存在于这一不断到达又持续远离的过程中。穆旦通过词与物关系的适当分裂，将语言从日常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增加了某种不确定性，将封闭的人的单向度存在从内部翻转，纳入“中国式”的现代性经验。

其次，在词与物的关系中讨论“中国式”的现代性经验，必然要切近“物的深度”。因为词与物之间存在同构关系，所以“物的深度”与人的现代性经验息息相关。通过转入物的幽闭的内部，现代诗人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物之所以在现代哲学中有着与人类均齐的地位，是因为物有着无法被人类同化的特征。词与物都有那种由内向外的创造性奔涌和表达，所以打开物的幽闭的核心，既是对传统经验的清洗和重新命名，又是人类对自我的重新观察和审视。

《旗》（1945）显示了穆旦探索“物的深度”的可能性。诗人没有将笔触停留在作为物的旗自身，也没有刻意突出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政治内涵，而是在旗与其他事物之间建立联系。这种联系首先体现在物与物的关系上。人们无法看到的风通过旗显现自身，风成为旗的身体形态。风的特征被诗人悄悄转化到旗的身上。其次是物与人的关系。诗中写到“旗”是“英雄们的魂魄活在今日”，所以“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的是活生生的灵魂，崇高的理想与现实的地面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凸显了大地的深重苦难和英雄们在苦难中抗争的艰难。诗歌在探索“物的深度”的同时，深入到了物的内在精神的极点。

在对物的深入挖掘中，旗变成了一个超级能指，看起来平凡却值得用生命去捍卫。那些“写在天上的话”体现了“旗”的内在精神，成为“战争的动力”。“最先感受”四方风暴的旗成为具有思考能力的人格化的想象物，体现的是诗人对于战争、历史的理解。这里的战争甚至不是具体的战争，而是不同时代不同战争体验的一种集合。作为战争最终的胜利者，旗没有直接呈现某种政治立场，而是指向战争行为本身的丰富的历史过程。

穆旦的诗歌始终处于对物的挖掘与对精神的探求的张力关系之中。诗人一方面对物的秩序进行相应的复制和改写；另一方面深入精神空间，体现出语言本身的创造性能量。在词与物之间的映射中，转化为诗歌的内在生命动力。

其三，在诗人的语词之网中，物自身不断敞开，诗人通过词与物关系的调整通达物的幽闭深处。同时，词语内部的间隙也造成物的“幻影增值”，深入物的隐蔽深处。这一点尤其体现了中国本土现代性的特殊性。在此可以比较一下穆旦和卞之琳。卞之琳诗歌中的物基本上处于固定位置，强调的是物的空间属性，时间因素很难显示出自身的价值。而穆旦诗歌里的物，总会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并且以切身性的具体方式呈现。

由于对时间性因素的强调，穆旦的诗歌是一种历史在场的处理方式，但又不是简单地呈现具体性，而是在词与物之间制造一种持续的紧张，构成诗歌的内在张力。通过对词与物间隙的深入开掘，试图对总体历史语境作出宏阔把握，显示出处理现代人复杂经验的能力。

由于词与物之间充满间隙，《赞美》（1941）有着更大面积的辐射度和更广阔的包容性，夹杂着难以言说的情感和判断。诗人用密集的词语群落来充分展示复杂的精神世界。这些沉默而忧郁的词语呈现的是诗人对这片土地既爱且怨的忧思，又是对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的感叹。语词之间的彼此相悖的拉力，强化了赞美背后含有的忧患、吁求的情绪。

诗歌的题目是“赞美”，可是赞美的具体对象却在文本之外，那么如何实现词与物的承接？穆旦选择了“一个农夫”作为核心或者中介。作为千百万农民的缩影，“他”既勤劳善良，又惯于隐忍，在民族危难之际成了觉醒者和抗争者。当诗人意识到“他”的这一抉择意味着要加倍忍受饥饿和寒冷，更要加上流血和死亡时，内心深处交织着多少复杂难辨的情感呀！

这种词与物的“不安震荡”在《隐现》（1943）中体现得更为深切。《隐现》在吁求的语调中展示了生命的艰难和存在的悖论。在生命本原的荒诞、矛盾、黑暗、虚无中，探求拯救的可能性无疑是个巨大的难题。虽然诗歌开头就呼吁“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但是其实这里的“主”仅仅是一个沉默的他者。面对世界的治乱兴衰，“主”并不会隐现。诗作围绕“我们摆动于时间的两极”展开，所触及的不是上帝的神性，而是关于时间和历史的特殊体验。这种体验没有深入到具体经验和情感之中，而是容纳了其他“具体诗歌”，从而获得了一种历史总体性。

穆旦在《隐现》中找到了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历史位置。历史的矛盾复杂性和诗人自身的矛盾复杂性在诗中获得某种内在的统一。这种现代性体验包含着深深的不可化解的矛盾。诗人希望通过倾诉和祷告得到拯救，然而，由于词与物之间的间隙，上帝不会到场，救赎并不会真正发生，作为一种可能性恰恰印证了一种不可能。与其说穆旦在诗歌中解决了这一难题，不如说诗人在诗歌中捍卫了这一问题本身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