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隋的东亚政策和隋代日本在东亚的位置

1．隋文帝与东亚

隋文帝（581—604年在位）于开皇元年（581）二月以受北周幼主静帝禅让的形式即位，开创隋王朝。随后，靺鞨（七月）、突厥（八月）、百济威德王（十月）、高句丽平原王（十二月）遣使。另外，隋朝在八月于青海进攻吐谷浑并将其降服，开皇三年（583）趁突厥内乱成功将其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直至隋末都臣属于隋。如此一来，抑制北部和西部异民族之后的隋朝外交，在东亚诸国中心展开。只是新罗向隋遣使稍迟，在隋统一中国五年后的开皇十四年（594）的真平王遣使是第一次。在南北朝时代也是，高句丽与南北朝、百济主要与南朝进行往来。而与此相对，新罗与中国王朝（主要是北齐和陈）真正的交往是从六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并且，倭（日本）与北朝完全没有往来。在南北朝时代的东亚，隔黄海相望的高句丽和百济是与中国交往的主要国家，隋初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

然而，至开皇四年（584）每年向隋遣使的高句丽在翌年突然转而向陈遣使，此后再未向隋派遣过使者。百济于582年向隋派遣使者，但584年、586年亦遣使于陈。也就是说，隋建国之后数年，高句丽和百济都向重视与陈交往的方向转变。陈建国时（557），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已为北周所有，北周于577年灭亡北齐，继而禅让于隋。此时，北朝的隋和南朝的陈国力差距已非常明显。尽管如此，高句丽和百济仍向陈遣使，这可以说是因为对隋的戒心提高，也可以理解为是两国苦心通过延长南北朝的对立以在与中国王朝的交往中保持本国优势地位的表现。之前在突厥和北齐、北周之间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动向。从560年到580年左右，突厥与北齐、北周频繁交往，最初对北周进行军事援助，北齐陷入劣势后又反而援助北齐，北齐灭亡后仍援助其残存势力。突厥的外交姿态两度转换，并非一以贯之。但是从突厥方面来看，它的南方政策可以解释为始终如一地阻止北齐、北周任何一方统一华北。或许是隋建国前的这些动向，影响到隋建国后高句丽和百济等的外交。

因此，不难想象开皇九年（589）正月隋灭陈（平陈）之事对高句丽、百济影响之大。碰巧这一年隋朝战船漂流到聃牟罗国（耽罗，即济州岛）。百济威德王将战船送回隋朝，同时遣使奉表文贺隋平陈。文帝下诏，百济不需每年入贡，隋亦不再特地派遣使者。这意味着隋朝方面在对百济的外交上以消极姿态处之，也可以领会到文帝认为迄今为止的百济的态度不成问题。如此一来，百济得以避免与隋朝关系恶化。另一方面，高句丽平原王十分恐惧，采取整备武器、储蓄军粮的防御政策。文帝也在翌年即开皇十年（590）向平原王下达玺书，责备高句丽对隋的行动抱有戒心之类。平原王想要谢罪，但在这一年去世，其子婴阳王继立。婴阳王与隋交涉并被封为高句丽王，成功维持了与隋的关系。但是，问题只是由于平原王之死这一偶然事件被拖延了，高句丽与隋的关系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2．炀帝与高句丽、日本

隋与高句丽关系的决定性恶化是在隋炀帝（604—618年在位）即位之后。创业之主文帝优先处理内政，在对外关系上总体是消极的。炀帝突然转而采取积极的对外政策，在大业三年（607）想要对以突厥为首的北方民族施压，巡幸北部边境。炀帝前往突厥启民可汗牙帐（帐篷）之时，偏巧高句丽使者先至，启民可汗毫不隐瞒地将此使者引见给炀帝。知道在隋没有参与的北方路线上高句丽和突厥自由往来之事实的炀帝，一定抱着巨大的戒心吧。炀帝让高句丽使者转告高句丽王应尽早来朝贡，并恐吓说如果不来的话自己将带启民去巡幸。婴阳王恐惧地没有入朝，被视为颇欠藩礼（作为外国臣下之礼）。补充一句，在炀帝的第一次高句丽远征中，大业五年（609）来隋朝贡的高昌王麴伯雅也随军出征。高昌国是位于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的汉人王朝。炀帝这可能是在向高句丽夸示，不仅突厥的启民可汗，连西域的远方国家都臣服自己。

大业四年（608）正月，炀帝下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连接黄河到涿郡的运河永济渠（参照下图）。这是为运输远征高句丽所用的兵员和物资而做的准备。炀帝还在东都洛阳接见突厥启民可汗，给予厚待。虽然启民可汗在这一年去世，但炀帝计划与继位的始毕可汗依然保持良好关系。大业五年，炀帝亲征西方的吐谷浑并取得胜利，以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在远征高句丽之前压制西方，是为了能够将兵力集中在东方。

隋及唐初的周边诸国

倭国正是在这时遣使于隋。《隋书·倭国传》先有载，但不见于《日本书纪》的开皇二十年（600）遣隋使之事，即下文简单引用的“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等记述。关于当时倭王的性格这一点，本文暂且不表。接着，《隋书·倭国传》云：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比）孤，遣使朝贡。（中略）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这就是携带着著名的以“日出处”为始的国书即小野妹子率领的这一时期的遣隋使。600年的遣隋使说“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被文帝指为“此太无义理”，即“完全不合情理的话”。然而，这一次的遣隋使也是带着将倭王（推古天皇）和炀帝平等对待的国书，被炀帝说“这种无礼的蛮夷之书不要再让我看见第二次”。即使如此，炀帝还是在第二年派遣裴世清到倭国。此时恰处于高句丽与隋关系急速恶化的时期，大概是炀帝也感到了与位于高句丽背后的日本维持关系的必要性吧。

另外，隋使裴世清的官职在《隋书·倭国传》里是文林郎（官品是从九品上或从八品），《日本书纪》里是鸿胪寺掌客（官品正九品），职位并不高，但在其后唐朝的草创期（618年建国），他被任命为掌管外交的要职主客郎中（官品从五品上）。隋唐时期裴氏为名门，因此不认为炀帝轻视倭国而派遣裴世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