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隋的高句丽远征与册封体制

1．高句丽远征和炀帝、太宗

如上所述，经过对突厥、倭、吐谷浑等周边诸国的动作，炀帝决定远征高句丽。在此期间，百济和新罗也表示协助征讨高句丽。大业七年（611）二月，炀帝下诏：“高丽（高句丽经常略记为高丽）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炀帝亲征高句丽的理由就是婴阳王有失藩礼。大业八年（612），炀帝出动113.38万人的军队，号称200万，进击高句丽国都平壤。但是，直到夏天过去的七月都没有取得胜利，反而撤回了在各地遭受惨败的军队。接下来大业九年、十年炀帝连年兴兵远征高句丽，但从大业九年第二次远征的途中开始，国内已经陆续发生叛乱，完成亲征变得彻底不可能。但是，第三次远征时，由于高句丽也因为疲敝请降，保住面子的炀帝撤军了。不过为时已晚，大业十四年（618）三月，炀帝在避难所江都被近卫所杀，隋朝气数已尽。

西嶋定生氏在详述以上经过之后说：“诚然应当说隋朝在高句丽远征上赌上了自己的命运。正藩国之礼这一册封体制的维持，如这些文字所示，是赌上国运进行的。”主张中国王朝根据册封体制维持与外国王朝的关系，具有倾举国之力的重要意义。然而，此前的开皇十八年（598），以高句丽入侵辽西为契机，文帝也兴兵征讨高句丽，但亦是未取得什么值得一提的成果就撤军了。关于此次文帝对高句丽的讨伐，宫崎市定氏认为，可能是因为听取了平陈之后近十年都没有大的战争也得不到升进和赏赐机会的军人们的愿望，文帝虽不乐意但还是兴兵入侵高句丽。而且炀帝的高句丽战争，是想要得到褒美的上级将校们发起的，多达三次是由于将校们想要挽回名誉的心理在作祟。与此相对，堀敏一氏认为，炀帝末年苏威、宇文述、裴矩等“五贵”掌握权力，这些少数近臣独占政权，打乱了炀帝对于征讨高句丽的客观判断。

如上所述，关于隋灭亡的导火线——炀帝的高句丽远征的原因，西嶋氏认为这是册封体制逻辑的表现，与此相对，宫崎氏和堀氏两位的见解与东亚世界及册封体制论并无特别的关系。对炀帝的高句丽远征的解释，是理解西嶋氏的册封体制论的一个重要论点。

高句丽与隋的对立入唐之后仍在继续，最后以668年唐与新罗灭亡高句丽的战争了结。西嶋氏引用中书侍郎温彦博对最初表示不求高句丽称臣（自称臣，表明作为臣下的立场）的高祖的进言：“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若与高丽（高句丽）抗礼，则四夷何以瞻仰？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比列星，理无降尊，俯同夷貊。”指出过去郡县制支配下的传统封疆之地（传统的中国领土），无论如何应该被放在中国王朝的体制内，承认其作为不臣抗礼的外域（即使从与其他异民族的关系来说——笔者注），对于中国王朝来说是不可能的。

而且，“不臣”即是“不做臣下、不成为臣下”的意思，由于迄唐为止的中国王朝基本都将外国视为臣下，中国王朝认可“不臣”地位的话即为一种优待，外国要自己采取这种态度，从中国王朝来看就变成了傲慢。所谓“抗礼”，即外国采取与中国王朝对等的礼仪即不臣的立场，“抗”这个词本身就表示外国的平等外交是不逊的意思。

再者，642年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发动弑荣留王、立宝藏王的政变，对此，唐太宗起兵征讨高句丽。西嶋氏指出，从其时的“讨高丽诏”可知，保持在册封关系中的藩国秩序是中国王朝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为维持中华。换言之，在册封体制内的，即使是夷狄，也应当以君臣之义约束他们，在这个界限内追究其罪责与同一君臣关系中国内秩序的保持是共通的。这次远征发生在贞观十九年（645），但并未取得足够的成果。然后太宗在647、648年再次征讨高句丽，西嶋氏阐明，从批判最后的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房玄龄的上表来看，其主张应该把理应讨伐高句丽的场合限定在有失臣节之时、侵略中国之际，以及永为中国之患的时候，对于册封关系中的藩国不应毫无名目地兴兵。然后指出，唐太宗朝朝鲜三国的抗争和与此相对应的唐的行动是以册封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必须重视当时东亚国际政局在现实中的展开场所，即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册封体制的存在。

寻找炀帝发动高句丽远征的理由笔及唐太宗朝，可以说与宫崎氏、堀氏在隋朝或炀帝朝的政治状况中考量相对，西嶋氏是在至唐代的长时间轴中思考。如果说上述西嶋氏着眼的温彦博的言论不仅限于那个场合，中国王朝对于玄菟郡、乐浪郡、带方郡所在朝鲜地域的封疆意识，与其对长城以北游牧民族地域的意识，当然是不同的。因此，关于炀帝远征高句丽的原因也同样，是从一直以来中国王朝与高句丽的关系中考量，还是在隋的政治史中考量，其理解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若要实证地考察这一点，有必要逐一推敲隋唐及之前与异民族的战争中的征讨诏内容。笔者想将此作为今后的课题，而看到以上围绕炀帝的高句丽远征的问题，才知道以什么样的视点来把握册封体制及东亚世界，其理解也会存在巨大差异。因此，接下来，想先稍微详细地叙述一下西嶋定生氏东亚世界论与堀敏一氏东亚世界论的不同。

2．两个东亚世界论

如上所述，西嶋氏在1962年指出册封体制的存在，然后以册封体制的存在为线索，说明划定东亚世界的必要性。西嶋氏的册封体制论从一开始就与东亚世界论有紧密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要划定东亚世界呢？西嶋氏在1964年发表的《我的古坟漫游》一文中说到，在1957年（昭和三十二年）左右，他十分关注并尝试摸索在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存在意义。而且提出，这是为把握规定现代日本的我们的历史性，不应以与日本史研究无关的立场来进行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必须以其直接结果或从中掌握的方法服务于日本史研究。其后，西嶋氏数次尝试对于直至明清的东亚世界总体进行历史叙述，严格审视日本由于欧洲经济渗透而最终从崩坏的东亚世界中脱离、迈进帝国主义化之后的历史。此外，反复论述日本虽是被海从亚洲大陆割裂出来的岛国，但不应认为日本历史仅在国内展开，应该划定东亚世界这一领域，并从中考察日本历史发展。总之，对于西嶋氏而言，关于日本历史要排除独善其身的观念，将其与中国史、朝鲜史联系起来理解，在这一点上，东亚世界的设定无论如何是必要的。

笔者认为，以上西嶋氏的观点十分宝贵，今后也必须充分运用。但是，这个甚为理论性的观点，在实证上存在种种问题。比如，西嶋氏所言的册封体制是基于爵制的国内君臣关系向国外的延伸，其界限是否应当限定在东亚诸国？而且，“册封”是在明清时代国际关系中频见的用语，而元朝以前的使用事例极少，在唐以前的正史中使用的事例几乎没有。因此，在唐以前从“册封”这一词语的使用事例中对其进行总结性的定义几乎不可能，论者不同使用事例的范围亦存在差异。实际上，以下所见堀敏一氏对册封对象的界定与西嶋氏相比就更为广阔。再者，关于册封体制发挥作用的时代，在《六～八世纪的东亚》的叙述中可以理解为四世纪后半期至唐代，但其结语中说册封体制从汉代既已存在。因此，亦有人严厉地批判，西嶋氏先是说册封体制这一政治构造以中国文化向“东边诸国”扩展的事实为前提，然后没有论证就进一步将地域和时代扩大、延长，形成以册封为媒介的文化圈。此外，关于东亚世界共通的四项指标，李成市氏提出疑问，尤其关于汉字，其历史的、地理的使用范围是否如西嶋氏所言仅限于东亚世界，进一步唤起对像高句丽、新罗、日本这样，以与中国王朝不直接相关的形式进行汉字传播的事实的注意。

承接西嶋氏提出的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至其逝去持续论述册封体制及东亚世界的中国史研究者是堀敏一氏。以学生身份走上战场（“学徒出阵”），在中国山西省迎来战败的堀氏，以严格的目光审视战前日本的中国侵略，不像西嶋氏那样强调从日本出发的视角。毋宁说，其贯彻从中国王朝来看的立场。而且，贯穿其学术生涯，数量众多持续书写的堀氏的东亚世界论，没有像西嶋氏的《六～八世纪的东亚》那样作为之后所论的大前提的基础性立论。因此，关于堀氏的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笔者概括性地叙述了其与西嶋氏理论相比应当注意的地方。

在西嶋氏的东亚世界论中，册封关系的存在是重要的，但堀氏认为，羁縻作为表示中国统治异民族方式的用语更为合适。在中国王朝和异民族之间，可以看到册封、朝贡、和亲（以皇帝的女儿为主的女性对异民族的下嫁）等种种关系，概括性地表现这些关系的用语即为羁縻。堀氏提出，意味着臣属的册封之语用于表示魏晋南北朝日本、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或许合适，其在中国的异民族统治全体之中地位虽然重要但仅是一部分的做法。西嶋氏从隋唐东亚的国际关系论证册封体制的存在，而堀氏认为册封体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挥最有效的作用。因此，关于册封体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时期，西嶋氏与堀氏的理解亦有不同。另外在唐代，将异民族地区以各种名目编入唐的府州，任命其首长为府的长官都督及州的长官刺史等的羁縻府州制度得以盛行。羁縻州这一词语广为人知，但堀氏指出，羁縻州制度的实行是从唐代开始的，不能将汉代形成的羁縻之词与羁縻州混为一谈。再者，在唐代，盛行由唐王朝授予吐蕃的赞普、突厥及回纥（回鹘）的可汗等异民族固有称号，堀氏认为这也是册封。西嶋氏重视作为君臣关系向周边诸国延伸的由中国国内爵号发展成的王号的授予，但在什么样的称号的授予属于册封范围这一点上，堀氏的见解与西嶋氏存在差异。

因此，在册封体制及东亚世界的适用范围上西嶋氏和堀氏亦有差异。西嶋氏重视将东亚世界的存在作为考量日本历史发展的条件，并没有言及在自己设定的日本、朝鲜、中国和北越南这一东亚世界以外的地域是否存在册封。而另一方面，堀氏认为，考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历史，不能将北亚或中亚诸民族与中国的关系排除在外。且中国对日本、朝鲜适用的政策许多是在与北亚诸民族的关系中产生的。再者，青藏高原也与中国关系紧密，将河西走廊以西的地域即历史上的西域也纳入东亚历史世界亦无妨。从重视日本地位的西嶋氏的立场出发，将西域及西藏地区都纳入东亚世界来考虑，会给人一种过于扩张东亚世界范围的印象。但从堀氏来看，在考察包含日本的东亚地域的历史发展方面，将与此相关的地域全部纳入东亚世界大概也是必要的。西嶋氏提出了他的东亚世界共通的汉字以下的四项指标。但是在堀氏的东亚世界中，没有必要特地设想那样的共通指标，所以他的东亚世界论中完全没有提及有关西嶋氏的四项指标的内容。

如上所述，即使使用同样的册封、同样的东亚世界这些词汇，西嶋氏和堀氏在各自用语的含义范围上迥然相异。西嶋氏将炀帝远征高句丽的原因也归结为从基于爵制秩序的国际秩序的脱离，并对这一方面加以重视。相比于此，将爵位以外的可汗等称号的授予也作为册封范畴来把握，并将中国与北亚诸国的关系作为东亚世界外交的前提来重视的堀氏，不太注重国际关系中的爵制秩序方面。但是，正如西嶋氏引用温彦博之言所指出的那样，历史上的玄菟郡、乐浪郡及带方郡的存在，反映在了隋唐对高句丽的封疆意识上，这一点当是不可否认的。在至唐代的中国王朝对北亚、中亚诸国的意识和对东亚诸国的意识上，中国王朝在东亚拥有玄菟郡、乐浪郡之事应当不会没有影响。如果中国王朝对北亚诸国等的意识与对东亚诸国的意识之间存在某种差异的话，以日本、朝鲜、中国以及北越南作为主要地域的西嶋氏的东亚世界的划定就是有一定意义的吧。有必要基于中国王朝和东亚诸国的历史关系，且将中国与北亚诸国、中亚诸国的关系也纳入视野之中，重新探讨东亚世界设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