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

“册封体制”“东亚世界”这些熟语如今在日本高校的教科书中也有使用。实际上，这些用语作为表示东亚世界特色的词语被积极使用始自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1962年，西嶋定生氏发表《六～八世纪的东亚》，注意到中国王朝授予周边诸国君主以王号以下爵号的行为与其在国内授予爵号程序相同。他表示，关于至唐代的东亚诸国动向，可以作为中国国内君臣关系中的爵号授予向国外的延伸来解释，通过向东亚诸国授予以王号为主的爵号而形成的国际体制被称为册封体制。在1970年，这一见解进一步发展，提倡应将前近代的中国、朝鲜、日本、越南北部地区作为东亚世界这一地区性世界来看待，并提出作为东亚世界共通指标的汉字、儒教、律令制及中国化的佛教（汉译佛典），且论述了到唐代为止的东亚世界是以册封体制为轴展开的。

像这样，用把日本作为其中一员的东亚世界视点来把握日本历史发展的话，古代日本和中国王朝的关系也不能仅就两国之间来考虑。比如，645年的大化改新（乙巳之变）是在遣唐使派遣中断时期发生的事件，但是，这一年唐太宗远征高句丽，这一东亚规模的大事件影响波及日本，引起中大兄皇子等发动乙巳之变。对于这种考虑方式，赞成与否定两种观点都有，但可以明确的是，通过设定东亚世界这一视点，对于日本没有派遣遣隋使、遣唐使的时期，也可以考虑着和东亚诸国的关联来思考日本的历史发展。实际上，这种考虑的必要之处在本书各位先生的论文中可以明确，如果从本文以下的论述中也能体会到这一点，将是笔者之幸。

作为用东亚世界视点把握遣隋使时代国际关系的基础性文献，首先有上述西嶋氏的《六～八世纪的东亚》，虽不是专论遣隋使，但仍有诸多值得注意的论述。作为隋代东亚世界方面的必读专论，有堀敏一氏的《隋代东亚的国际关系》，堀氏的著书《中国和古代东亚世界》中也有相关论述。另外，拙稿《隋唐交代与东亚》虽是面向大众的论述，但留意到隋唐交替时期高句丽存在的重要性，以及高句丽与位于其以西的北亚诸国的直接交涉。本文就是在上述先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论述的，第三节是根据笔者通读正史外国传的经验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