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迦牟尼是印度受压迫人的代表

他不做王位的继承人，历尽艰辛，寻求解除世间一切苦难的良方妙药，终成正果，创立了独具一格的佛教。毛泽东求同存异，高度评价他的这一伟大功绩，肯定他的献身精神。

毛泽东评点原文

　◎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度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１］　◎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做了群众领袖。［２］释迦牟尼简介释迦牟尼（约公元前５６５～公元前４８６），又称释迦牟世尊，释迦是种族名，意为强勇；牟尼意为寂寞，是称赞之号。称释迦牟尼意思为释迦族之圣者，称释迦世尊，是为其觉圆德备，世间无不共尊，故号世尊。

释迦牟尼幼名乔达摩·悉达多，是当时迦毗罗国国王的长子。幼年时代的释迦牟尼师从婆罗门学者学习文学、哲学、算学等，又从武士们学习武术，他知识广博，也是一个骑射击剑的能手。父亲净饭王因为他天资聪慧，相貌奇伟，对他期望很大。希望他继承王位，建功立业，成为一个“转轮王”（统一天下的君主）。

王子虽然勇武聪敏，但性情却喜欢沉思冥想，世间许多现象，都容易引起他的感触和深思：在烈日下耕田的饥渴困乏的农人；绳牵鞭打，口喘汗流，拖着犁头耕地的牛；农田中被犁翻出的小虫，被鸟雀竞相啄食的惨景；老态龙钟的老人，辗转呻吟的病人，哭泣送葬中死者的亲朋，这些都促使他思考着一个问题，如何解脱世间的诸多痛苦。他读过的婆罗门教的书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学到的知识和他未来的王位、权力也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于是他很早就有了出家的念头。净饭王发觉了儿子的心思后，曾经想过各种办法阻止他，特别是企图从生活享受上羁縻他。

但是，未能成功，终于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偷偷地出了城，进入一个森林中，换去王子的衣服，剃去须发，成为一个修道者。

净饭王见无法劝回儿子，只好在亲族中选了跋提、桥陈如、摩诃男等五个人随从他一起。王子和他的侍从者们先后寻访当时三个有名的学者，从他们学道，都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从此知道要想真正悟道，还要靠自己精进，便走到尼连禅河岸边的树林中，和那里的苦行人在一起。为了寻求解脱，他尝够千辛万苦，坚持不懈，经历六年之久，结果仍是徒劳无功，方才悟到苦行是无益的。他又走出树林，来到尼连禅河中沐浴，洗去了六年的积垢，并接受了林中牧女供养的牛奶。随王子苦行的五个人，看到这种情形，以为王子已退堕了修道的初心，便离开了他，自行前往波罗奈国鹿野苑继续他们的苦行。

王子独自到尼连禅河外十里之遥的一棵毕钵罗树下，结跏趺坐，并发誓说：

“不成正觉，誓不起座。”他便在树下思索解脱之道，终于在十二月七日的夜里，战胜了最后的烦恼魔障，思得真谛，得大解脱，于次日早晨，证得一切种智，获得彻底觉悟而成了佛陀。

释迦牟尼成佛之后，最初到波罗奈城去找离开了他的五个侍者，为他们说法。

佛教把佛陀第一次说法叫做“初转法轮”。意思是说佛的法轮出现于世，一切不正确的见解、不善的法都破碎无余，所以把说法叫做转法轮。佛初转法轮后，归依的人不断增多。

释迦牟尼在成佛后的几十年间，到处游行，向大众宣示他证悟的真理，直到他八十岁逝世前，没有间断他的说法工作。他逝世之后，他的弟子们对他生前的教诲，进行回忆、记录、整理，产生了佛教经籍三藏（法、律、论）流传后世，使佛教得以弘扬传播，并越出印度半岛，流传世界各地，成为影响深远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

试　析毛泽东一生与佛结下不解之缘，早在孩提时代，就曾跟母亲拜过佛。１９３６年，毛泽东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过：“我父亲毛顺生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可见少年毛泽东对佛教的信仰是十分真诚的。他在跟随母亲到各寺庙进香之余，增加了不少佛教知识，而且在年龄稍大以后，他又开始读了不少佛教书籍，加深了对佛教理论的了解。１９１０年下半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时，对佛教的信仰逐渐淡薄了，但对佛教理论的兴趣反而加强了。

在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研究佛学的一些心得：在１９１７年４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便说“释氏务求寂静”，同年８月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认为宗教的崇拜偶像，包括释迦牟尼是老百姓自己将它们神化起来的，等等。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几次游历中还特意游山访寺，在１９１７年间，他曾和同学游历了香山寺、白云寺、密印寺、昭山寺等几个寺庙，拜访了寺院的主持，翻阅了寺院的各种佛教藏经，请教了一些佛教的理论问题，有了新的收获。

建国后，毛泽东十分重视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１９５３年，他在审定中国佛教协会章程时，曾在其宗旨部分加上“发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它表明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对佛教历史地位的基本评价。这个评价首先是从政治上讲的，前面所引的他同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谈话中提到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在１９５８年５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破除迷信问题时说：“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只有十几岁、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的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同年８月，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时，他又说：“佛教创教者释迦牟尼也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毛泽东的这些话充分肯定了佛教是由被压迫民族中的圣者释迦牟尼创立的，是替受压迫的人讲话的，深刻分析了佛教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肯定了佛教“普渡众生”的教义。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６世纪至前５世纪的印度，当时的印度社会处于奴隶制时代，印度文明由西北部逐渐发展到恒河流域的下游，建立了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一般称之为１６大国，到了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这１６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是恒河南岸的摩羯陀国，西北边的桥萨罗国和东北边的跋耆国，而释迦牟尼所在的迦毗罗国不在大国之列，它是强邻桥萨罗的属国，受到威胁和压迫。因此，释迦牟尼一出世就对本国负有一种责任，如何摆脱强邻的侵犯？ 他的父亲净饭王当然希望儿子能继续统治，希望能摆脱危险的局面。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中，开始只有雅利安族和土著民族两个种族，后来，在雅利安族中间，又出现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三个种姓。

婆罗门掌握着文化、宗教大权，成为凌驾其他种姓之上的特权阶层，作为统治阶级的刹帝利对婆罗门的各种特权也表示不满，并支持各种非婆罗门思想，企图构成一个反婆罗门的阵线。释迦牟尼自幼从婆罗门学者学习文学、哲学、算学等，但他感到婆罗门的经典不能解决他遇到的种种现实问题，因此释迦牟尼觉得，自己如果不能把本国的政治地位提高，也要在学术上争得领导权。这正是释迦牟尼没有按照父亲的设想去当统一天下的“转轮王”，而要去“转法轮”的真意。这就表明，释迦牟尼创立的佛学，的确具有反抗民族压迫的积极意义。基于此种分析，毛泽东说的释迦牟尼是个被压迫民族的人，“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是有根据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尽管当时支持释迦牟尼的大多是刹帝利，但这些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处于和婆罗门相对立的地位，也是受婆罗门压迫的一些阶层。

对于佛教的消极作用毛泽东作了大量的批判，同时，对于佛教的积极作用，毛泽东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本人也深受佛教“普渡众生”思想的影响。１９１７年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在１９１９年他所写的《祭母文》中说：“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这都明显地反映出佛教“普渡众生”思想的痕迹。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便从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的立场出发，对佛教“普渡众生”的思想，给予全新的理解和发挥。正如美国学者司马特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宗教》一文中所说的：“佛教中普渡众生而受苦受难的菩萨形象变成了党的工作者的理想。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敢于献身，不怕牺牲。”事实上，毛泽东对释迦牟尼的赞扬也正是集中在他的普渡众生的思想上。他在同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谈话中，都突出强调了这一点，都从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强调佛教教义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美国友人斯特朗曾回忆说：有一个美国人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想向毛泽东证明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他曾在南京和一些共产党人辩论过，他们对他说：“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门科学！”他不满意，于是到延安追本溯源，这位客人向毛泽东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之后，毛泽东没有跟他争论，只回答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宗教，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宗教。”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解除人民痛苦这一点上肯定了佛教与共产主义的共同点。

对于释迦牟尼所创立的佛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毛泽东也有着十分清醒而自觉的认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与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相融合，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影响了精神文化领域，诸如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风俗、语言等方面。因此不研究佛教和佛学，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就无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这对于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无产阶级文化也是不利的。毛泽东基于这种认识，自己深入地研究了佛教经典，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为党制定了正确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政治上力求其同，结成具有共同政治目标的统一战线，世界观上容忍其异，允许不同信仰存在，广泛地团结了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界人士。毛泽东广交佛教界朋友，留下一段段动人的佳话。这些交往，既包括中国佛教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和佛学研究者，如喜饶嘉措、巨赞、陈铭枢、赵朴初等，还包括少数民族中的一些宗教政治领袖，如达赖喇嘛、班禅大师等。对于佛教文化的研究，毛泽东也持赞成态度，他曾强调，要培养真正懂得佛学的知识分子，光搞政治不行，在对待宗教问题上也要又红又专。１９６１年１月，毛泽东在同班禅大师谈话时说：“我赞成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佛学院不可不办，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毛泽东支持中国佛教协会的建立和发展，支持《现代佛学》杂志的创办，这都反映了他对待佛教文化的一些思想和主张。此外，在毛泽东的很多著作和讲话中，还谈到了如何利用佛教的文化和哲学遗产，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