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孔孟是千古圣人，历代也有尊孔与反孔之争。毛泽东熟悉孔孟经典，熟悉以孔孟为代表的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对孔孟的评论较多，也很不一致，究竟怎样把握毛泽东的立场呢？ 应该怎样看待孔孟的学说呢？ 且看曲折详尽的介绍和分析。

毛泽东评点原文

　◎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１］　◎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２］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３］　◎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１］　◎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 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２］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 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３］孔子简介孔子（前５５２／前５５１～前４７９），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鲁国人。

孔子原属殷族，其远祖孔父为宋国大臣，在贵族内讧中被杀，子孙流亡鲁国。

其父荈叔纥是著名勇士，为鲁国贵族臧武仲家臣。孔子出生不久，荈叔纥壮年早逝，家道中落，所以孔子自称“吾少也贱”。不过作为士大夫子弟，孔子还是受到了良好的传统武士教育。传说孔子从小喜欢祭祀礼仪，长大善于射箭御车。他勇武有力，却虚心好学，曾在鲁国执政季氏手下充任委吏（管理仓储）、乘田（管理牛羊）等小吏，都能恪尽职守。同时，孔子时时事事注意学习，“子入太庙，每事问”。他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通过向社会广泛求教，到三十岁左右，孔子已成为当时知名的博学大师，并开始招收门徒，传授《诗》、《书》、《礼》、《乐》等古代文化典籍。

孔子为了推行其政治思想奔走各国，他出门总带着拜见君主委任为臣需用的贽物，每到一国总要积极参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希望能有赏识和信任自己的明君，干一番事业。他曾非常自信地宣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见，三年有成。”可是他在周游卫、宋、陈、蔡等国的十多年中，却从未得到重用，最好的也不过是以优厚的俸禄把他供养起来，装点门面，更多的时候则备受冷遇。有时甚至处于饥寒交迫，生命危险，狼狈不堪的境地。但是，无论生活安乐或困苦，都不能使孔子放弃自己的政治抱负。公元前４８４年，在政治上不断碰壁的孔子已年近古稀，情知理想已无法实现，决心返回鲁国，终老于教育。这时他的一些弟子已在季氏手下任职，并取得了政绩。季康子便礼聘孔子返回，让他以政界元老、社会贤达的荣誉地位从事讲学并整理文化典籍。晚年的孔子被尊为“国老”，有权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议论，个别重要的改革还特别事先征询他的意见，有时他也主动提出重大建议。公元前４７９年，孔子病故。鲁哀公专门写了悼辞，弟子们更举行隆重的葬礼，并为他守孝三年。孔子墓和故居从此相沿成为鲁国儒生讲习诗书礼乐的场所。

试　析

在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儒学的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占据统治地位。而作为儒学创始人的孔子和孟子，其著作是儒学的经典，是蒙学读物，是必读之书，所以对人们的教育和影响又最深、最普遍。毛泽东作为中国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出生在１９世纪末，成人于五四运动之前，所以他受的基础教育和全面教育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那么，他对孔孟的熟悉是不言而喻的。幼年学习孔夫子，成年运用孔夫子，晚年批判孔夫子，对孔夫子有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也有出于政治斗争需要的简单否定，总之，毛泽东一生割不断与孔夫子的联系。他对孔子的评价是多次的，多角度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价。

毛泽东自幼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这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较多时间仍然花在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这从现存的文件、文字、读书笔记等可以看出。１９１６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指导的新思潮和二元论哲学等吸引去了。但从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来说，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儒家学术，而是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是自己读书和研究国情方面应当做到的。

例如，１９１５年６月２５日毛泽东在致湘生的信中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这即是说，要有奇杰才能救国，而奇杰必通中西学术，首先要通国学。

毛泽东于１９１５年９月６日致萧子升信，开头即说：“仆读《中庸》，日博学之。

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信中建议萧子升读《群学肄言·缮性篇》，谈专通之先后与各科研究法等，然后又谈到“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强调了国学的重要性。在次年２月２９日致萧子升的另一信中，毛泽东开列了应阅览的经、史、子、集７种书目：“右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可以断定，这７７种书目，必定是综合了前人和师友的意见，根据自己的经验而严格筛选过的，能够代表他对“国学大要”的见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经残缺，他所开列的书目没有保存下来。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多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五四运动的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想为职志的《湘江评论》上有较多反映。在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出版的创刊号上，“创刊宣言”中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找什么是真理。”在另外两篇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接着是７月２１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潮，予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指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于孔老爷，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论，‘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

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由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缘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这是毛泽东较早的批孔言论。

１９２０年４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的途中，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此后他记得很清楚，以致１６年后他同斯诺谈话时仍然讲得十分细致，他回忆道：“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去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研究和倾慕之心的。

当毛泽东已接受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人以后，虽然马列主义已成为他的指导思想，但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对自幼熟读理解的孔孟学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按照时势的需要，而随时古为今用。对毛泽东素有研究的专家李锐作过统计，通观《毛泽东选集》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名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这些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的：３０条以上者有《左传》，２０至３０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１０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

１９３０年，为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照搬照抄，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１９４２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还有其他名言，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等，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两封信中谈到孔子的哲学思想。关于名实问题，从所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说来，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观念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则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

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谈到。”对于“知仁勇”，对于“忠实”等，毛泽东说，“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毛泽东还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４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临时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他赞同郭沫若的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的观点。认为：“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孔子是批评的多，肯定的少。１９５３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进行批判时说道：“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劝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１９５７年１月２７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在这里，孔子的学说被看作“反面的东西”，批评的调门很高了。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５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毛远辉、毛远翔兄弟。毛泽东在谈话中回忆着童年的生活和故乡的往事，又谈了国内外不少大事。最后，毛泽东说：

“孔子说，七十不逾矩。我说，不一定。因为人的经验总是不足的。孔子又说，三十而立，我说也靠不住。三十几岁还吊儿郎当。缺乏帮助别人的思想，是不正派的人，别人犯了错误，你去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的尾巴翘得太高了。” ［１］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谈到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一度肯定孔子的教育方式。他说：“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孔夫子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也教出了颜、曾、荀、孟四大贤人。”毛泽东说，现在这个办法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的方法是对付敌人的方法，害死人，要终止。孔夫子不是这个办法，孔夫子只有六门。毛泽东还说道：孔夫子出身贫农，放过羊，也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年轻时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做过会计，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从小就从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做了大知识分子，大概是有个子路是他的保镖，使对方不敢接近。孔子有六门是礼、乐、射、御、书、数。御是指开坦克、开汽车。书是什么？

（转向章士钊，章说：大概是指书法？）不是，书是历史，数是数学。乐是大提琴、小提琴、大喇叭、小喇叭。现在把孔夫子的传统都丢掉了，只是死读书。毛泽东谈教育时想到了孔学的可取之处，但马上又转为批判的口吻，说道：孔夫子教学也有问题，孔子没有工业、农业劳动，因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在１９６４年，毛泽东还曾多次谈到孔子和秦始皇。在６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人超过他的。

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江青等人在林彪住所发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的文字，报送毛泽东后，林彪的政治路线于是与孔学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由此又引发了“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

１９７３年８月５日，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２］。于是，评法与批儒相结合，迅速波及全国。直到１９７５年底至１９７６年初，毛泽东还曾经这样说：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尽管毛泽东愈到晚年批孔的调门愈高，但整个来看，他对孔子的历史地位还是作了必要的肯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１９３８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正式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１９５９年８月２９日，李敏和孔令华举行婚礼，毛泽东请孔令华父亲孔从洲到中南海来为儿女们完婚。在叙谈中，毛泽东听孔从洲自己讲数学很差时，说：你先人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 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 他老人家提出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门学科就有数学，你是应当学好数学的［１］。

毛泽东这段话讲得朴实、自然，从一个侧面肯定了孔子对他的帮助，也评价了孔子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