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大同、集宁战役失利
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重兵攻晋察冀——中共提出“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阎锡山妄图重做“山西王”——贺龙发起晋北战役——“进大同吃月饼”——蒋介石走出一步毒棋——“煮熟的鸭子飞了”——傅作义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一线和平之光很快消失了。
1946年6月，蒋介石在完成了大规模内战准备后，扯下了“和平”的假面具，撕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以围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饱受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渴求在和平之树的绿荫下建设自己家园的美好愿望落空了。
全国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约有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3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解放军的总兵力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约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约66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是解放军的3．4倍。
蒋介石对其一手发动的这场内战的性质与规模，在战争初期就有明确的表述：“今日之共匪，其装备训练与作战指挥，比较江西时代，均相当进步。”“剿匪之成败，关系我国家之兴亡。故应正视此严重事实，而确认‘剿匪’乃堂堂正正之‘战争’，非局部之戡乱与绥靖也”。(1)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一开始就把这场内战看成是正规的、全面的战争，是关系到国共两党生死存亡的决战。
为了尽快赢得这场战争，国民党军统帅部决定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以193个旅（师）约160万人的兵力（约占其全部正规军的80%），向山东、华中、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以及中原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在3至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各战场的解放军，占领解放区；然后再集中力量解决东北问题。对于这种“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蒋介石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曾在一次高级军官集训中做了如下解释：“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匪军则绝对没有”，“如果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2)
蒋介石在确定战略方针的同时，提出了战争初期三个“战略目的”：“第一是要占领匪军的政治根据地，使他不能建立政治中心，在国内外丧失其号召力。第二是要摧毁其军事根据地，捣毁其军需工厂与仓库，使其兵力不能集中，补给发生困难。第三是封锁其国际交通线，使之不能获得国际的援助。”(3)
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蒋介石及国民党军统帅部的其他要员，多次在军事会议上强调在作战中要以占领城市及交通线为基点。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的一次讲话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说：“现代作战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城市”。“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一切人才、物资集中之所，而且在地理形势上，它一定是水陆交通的要点。我们占领重要都市之后，四面延伸，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交通线。交通线如果在我们控制之下，则匪军即使有广大的正面，也要为我们所分割、所截断，使军队运动的范围缩小，联络断绝，后勤补给都要感到困难，终至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不能掌握交通要点和大城市，对于政治经济以及宣传号召，也有莫大的影响”。(4)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确定国民党军的“作战纲要”是：“第一步，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匪军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第二步，要根据这些据点，纵横延展，进而控制全部的交通线”，“使我军运输方便，进退自如，一个兵即可当十个兵之用”；“匪军方面则因占领地区被人分割，兵力便无法集中”。因此，“我们作战的纲领可以说是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使匪军没有立足的余地。”(5)
面对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确定了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以恢复国内和平的正确方针。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作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6)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我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乐观的，从而为解放军制定了一个以主力向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力争“以打促和”的战略计划。
6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关内各战略区首长，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并强调，“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7)。
中共中央在6月21日的指示中，对争取和平前景的可能性作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大城市人民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各省灾荒严重；杂牌军动摇者多；美国舆论已开始批评美国；如果重新爆发内战，估计打不长久，半年之后，可能议和。
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自6月19日至28日，先后对各战略区作出了当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后，立即向国民党统治区举行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部署。
对北线（指当时的晋察冀、晋绥战场）的作战部署：中共中央于19日指示：大打后，我晋察冀辽主力应对付热河及平津方面蒋军主力，以一部协助贺龙、李井泉部对付傅作义及夺取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又一部协助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部夺取正太线；贺龙、李井泉统一指挥晋绥主力及晋察冀军区一部准备粉碎傅作义之进攻及夺取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一部协助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部夺取晋西南及同蒲铁路太原至蒲州段；晋冀鲁豫主力应对付河南方面蒋军主力，其余用于夺取正太线、同蒲南线及晋西南，最后协同晋西北、晋东北夺取太原。
28日，中共中央又对北线作战作出进一步的部署，指示晋察冀军区：“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三路，指平汉路北平至石家庄段、正太路和同蒲路；四城，指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当国民党军进攻承德时，“乘敌北进，集中杨（得志）、杨（成武）、郭（天民）、赵（尔陆）四个纵队及冀中、冀晋全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指石家庄）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平汉胜利后，即以主力三个纵队不少于二十个团四万人入晋，充当夺取山西之主力，首先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两线，扫清太原、大同以外一切敌据点，使冀晋、晋绥、吕梁、太行、太岳五区打成一片，然后相机夺取太原、大同”；“夺取三路四城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
对南线（指当时山东、华中和晋冀鲁豫战场）的作战部署：中共中央于6月22日指示，全面内战后，“太行区（指晋冀鲁豫军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民权、兰封、封丘、宁陵、睢县、杞县、陈留、通许、太康、柘城、淮阳、商丘、鹿邑、西华各点，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指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徐州至蚌埠之间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华中军区主力对付长江以北之敌，配合晋冀鲁豫和山东两大主力的作战。并提出：“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强调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一大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
两天以后，中央军委对南线作战又作出了进一步的部署：为使作战有重点起见，（一）开封和徐州间陇海线之占领及豫东、淮北各城之占领，全当晋冀鲁豫负担。（二）山东军区全力担负占领徐州和蚌埠间铁路及调动徐州之敌出击而歼灭之。（三）以苏中地方兵团吸引并牵制南通和扬州线上之敌，粟裕、谭震林率华中部队主力占领蚌埠至浦口间铁路线，歼灭三、四分区之敌，策应北面作战。
不难看出，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为解放军制定了一个在关内的南、北两战场举行外线作战、全面出击的战略计划，即“北线夺取三路四城”，“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
1946年7月，晋察冀解放区含冀中、冀晋、冀察、冀热辽解放区。南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相邻，北与东北解放区相接，东南与山东解放区相依，西与晋绥解放区相连，地跨晋、察、冀、热、辽五省。境内西倚五台山，东有冀中、冀东平原，物产丰富。晋察冀解放区包围着国民党军占领、控制的北平、天津、保定、太原、大同等大中城市和以平津地区为交通枢纽的北宁、平汉、津浦、平承、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交通干线。整个解放区的面积为54．95万平方公里，2655万人口，拥有96座城市，首府设在张家口。晋绥解放区含吕梁、雁门、绥蒙、解放区。东抵同蒲路北，与晋冀鲁豫、晋察冀解放区相接，西临黄河，与陕甘宁解放区隔河相望，南至汾河，与太岳解放区相接壤，北越平绥路，抵山西北部和绥远东南部。境内吕梁山脉横贯南北。晋西北地处黄河沿岸，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很低。全解放区的面积为16万平方公里，人口为389万，拥有城市19座，首府设在兴县。
蒋介石对我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早已虎视眈眈。全面内战爆发后，他立即从四面八方调集重兵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蒋介石的计划是：首先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尔后以主力夺取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控制平绥、同蒲铁路及平汉铁路北段，分割我晋绥、晋察冀和东北解放区，然后，集中兵力分别消灭晋绥、晋察冀的中共军队。第十二战区在关于各部队任务中提出：“维护华北治安及保护平汉、津浦、北宁、平绥交通线之安全。”(8)
针对蒋介石的这一进攻计划，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19日发出指示：华北方面要首先消灭阎锡山各部，控制山西高原，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作战步骤为：第一步夺取太原、大同间的同蒲铁路北段。第二步以晋察冀和晋绥两军区主力会攻大同，第三步夺取正太路，相机攻占石家庄、太原。
山西，是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老巢。
阎锡山，号龙池，字伯川，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永和堡（今属定襄县）人。1883年10月8日，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他六岁丧母，由外祖母抚养。因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养成了刁钻顽猾的性格。辛亥革命后，他总揽山西军政大权，实行封建割据，把山西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独立王国”，成为独霸一方的“山西王”，人称“阎老西”。他在统治山西时，巧立名目收捐派税，居然连农民进城挑粪也要上捐。当时有一个名叫刘师亮的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而今只有屁无捐”，横批是“民国万税”，讥讽阎锡山对山西人民的残酷剥削。
阎锡山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1946年1月，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生效后，他便利用暂时停战的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加紧扩军，准备内战，妄图实现重新恢复旧日“山西王”美梦；另一方面不断蚕食解放区，捕杀地方干部。从5月中旬起至5月底，阎部占领了汾东地区。6月中旬，又占领了晋北的崞县、忻县等12座县城，并将其划分为北岳、关南两个作战区：以大同、怀仁、山阴、应县、朔县等五个县为北岳区，部署1．5万人，由第43军军长楚溪春为总指挥；以宁武、崞县、代县、繁峙、五台、定襄、忻县等七县为关南区，驻有1．53万人，由第19军军长于振江任总指挥，日本人今村为副总指挥。阎锡山大修据点，北起大同，南至黄寨（今曲阳），沿交通线建立大小据点140余个，以收编的日伪军驻守，并且不断地向解放区进扰。
阎锡山的企图是：扩大其占领地区，缩小解放区，为发动全面进攻和消灭解放军创造条件。在晋北地区，阎锡山部的兵力分布是，第19军暂编第40师第2团一部及地方团队其1000人驻守繁峙，伪军1200人驻守代县，暂编第40师第2团1000人、伪军1000人、日军20人驻守崞县，暂编第40师第13团驻守忻县，第37师一个团及保警队一部驻守五台县，第39师一个团及保警队一部驻守定襄，总兵力约1．8万人。
对于阎锡山部的种种倒行逆施，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发表声明，义正辞严地警告阎锡山：“我方忍容已至最大限度，如还不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并撤出侵占地区，我方为保护边区人民之生命财产土地之安全，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力，并防止内战继续扩大之我见，定将坚决实行反击，因此而招致任何严重的后果当由阎锡山方面负责。”
为打击阎锡山部的进攻，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9日电示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一）你们可以同时或先后攻取朔县、宁武两点，得手后再考虑攻取山阴、岱岳两点。（二）对大同、口泉、怀仁三点不去惊动。（三）不要调动北线主力，不要惊动傅作义”。(9)23日，又致电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唐延杰：“必须于最近期间攻取怀仁、岱岳、山阴、宁武、应县、繁峙、代县、崞县、原平、忻县、五台、定襄，然后相机夺取大同”。(10)
根据中央军委提出的任务，贺龙和李井泉分析了山西的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感到晋绥部队同时北要对付傅作义、南要打击阎锡山，兵力不足，必须在傅作义部尚未进犯之前，争取时间，迅速消灭阎锡山部的1至2个师，首先夺取晋北同蒲路沿线及两侧的岱岳、宁武、崞县、代县、五台、定襄、忻县等地，完成任务后，即挥师北上，再取应县、怀仁，控制同蒲路以北，切断大同与太原的联系，孤立顽之阎锡山部，使晋绥、晋察冀两解放区连成一片，获得人力、物力的补充，以利于尔后会攻大同。目前，对傅作义部控制区暂时采取守势，集中力量对阎锡山所占领区采取攻势。贺龙说，这就叫“远交近攻，睦傅打阎”的方针。他把这一想法报告了中央军委，考虑到晋绥军区兵力不足，并建议从晋察冀军区调一个旅，共同完成这一任务。中央军委批准了贺龙的计划，并由晋察冀军区调第四纵队第11旅和地方部队一部协同作战。
6月下旬，晋绥军区在兴县蔡家崖成立了晋北野战军司令部，由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炳炎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王绍南任参谋长，统一指挥晋绥野战军独立第2旅、雁门军区的地方兵团和晋察冀军区第11旅作战。
6月16日夜，我军对朔县县城发起了攻击，拉开了晋北战役的序幕。
朔县是敌北岳区南端一城，也是敌北岳区与关南区的接合部，守敌约1300人。攻取朔县，就截断了敌防御体系的中间一环。我军由独2旅第36团和雁门军区第3团、第1团担负攻城任务。
16日夜0时30分，我军攻城部队隐蔽而迅速地摸到城下，突然竖起云梯，攀上城墙，守敌这才惊觉，仓促抵抗，但已来不及了，我各攻城部队迅速发起攻击，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第二天晨，我军攻克朔县，歼灭敌1200人，并乘胜沿同蒲路南下再战宁武。
宁武位于内长城以南，属敌关南区第一城，由保安第12团和第40师3团一部约1400人驻守，保安第12团团长辜仁声兼宁武总指挥。敌为防我军直接攻城，在四周200～300米处构筑了碉堡和护城墙。
6月29日夜，天下起了大雨，我军在独2旅旅长唐金龙、雁门军区副司令员孙超群指挥下，冒雨接近城周围敌据点，发起了外围战斗，至30日先后扫清了外围敌据点，又于当夜发起攻城。城内守敌1100余人不敢抵抗，趁着天黑下雨，分两个梯队弃城突围，纷纷向原平逃窜，沿途遭到了我军的不断袭击，敌人跑的跑，散的散，最后只剩下300余人跑入原平镇。
我军连克朔县、宁武两城，切断了同蒲铁路，分割了北岳区与南关区之敌。接着又攻克了繁峙，代县守敌闻风窜向崞县。这时，中共中央军委电示贺龙、李井泉、聂荣臻、刘澜涛：“宁武、繁峙夺取后，两部应即统一指挥、协力夺取代、崞，打通两区联系。”
7月8日，周士第司令员、贺炳炎副司令员率晋北野战军司令部及独2旅、雁门军区部队抵达崞县附近。
崞县城坐落在大同至太原公路上的崞阳镇，驻有敌第40师第2团、崞县“爱乡团”和几天前刚逃窜而来的代县“爱乡团”，共约2270余人，工事坚固，防守严密。
为了进攻崞县，我晋北野战军司令部在崞县西北的驻地召集了独2旅、第11旅干部讨论了进攻崞县的计划。决定以独2旅对崞县城实施主要攻击；第11旅位于崞县城南，担负阻击原平方向之增援部队和截击崞县城逃跑之敌；以雁门军区地方部队一部袭击阳武之守军，以另一部破坏忻县到太原的交通线，警戒太原方向阎锡山部的行动；以冀晋军区第二军分区部队在五台、定襄之间牵制阎锡山部。独立2旅还推广了第36团战士张八的爆破经验。在进攻朔县的战斗中，张八独身从敌人火线下往返4次，连破两道城门，自己却毫发未损，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技巧。
7月11日晚，我独立第2旅在扫除了崞县城外围碉堡后，于23时发起了攻城。各团将仅有的一门山炮与迫击炮、轻重机枪、掷弹筒集中起来，抵进到敌前沿阵地只有300～70米内，在统一时间一齐开火，猛烈的炮火打得城头上的敌人根本无法抬头，爆破队员和突击队员们踏着弥漫的硝烟一起扑向城下。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我军歼灭阎锡山部第40师第2团及地方团队2200余人，我军仅伤亡71人。对于这次攻坚战斗的胜利，贺龙极为重视。他和李井泉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将其经验归纳为4条，即一，集中火力，突破一点，使我火力在一定时间与空间占优势；二，登城后，有准备地击退敌人的反冲击；三，预先划分各部队进城后的作战区域；四，敌人将肃清时，我军主力应迅速集中，以便打援和追击。中央军委通报了攻克崞县的经验，毛泽东批示说：“攻崞经验甚好，望通报张垣、太行及陈赓，以供参考。”(11)
崞县解放第二天，晋北野战军以第11旅为先头部队继续南下，向原平、忻县两个敌军支点挺进。
晋北野战军的胜利，使阎锡山甚为惊恐不安，他立即变“分兵把守支点”为“集中固守支点”，急忙收缩兵力，令原平、五台、定襄、河边等地之守军迅速向忻县集中。当我军冒着连天大雨，涉过涨水的阳武河时，原平守敌4000余人已于前一天晚上抢修了铁路，乘火车南撤了，使忻县的守军一下子增加到8000余人，包括第19军军部、暂编第37、第39和第40师各一部，以及一些保安团队。
此时，久旱的晋北已进入雨季，道路泥泞，河水暴涨，给部队行军作战带来了很多困难，敌军大量收缩、集中到忻县，更给我军的攻城作战增加了不少的困难。
忻县城下必有一番苦战。
忻县堪称太原的“北大门”，是敌关南区总指挥部所在地。我晋北野战军兵临忻县城下，威逼太原，令阎锡山非常惊慌。7月15日，阎锡山连忙派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从太原赶到忻县，安抚城内守军。赵承绶一到忻县，就向守军训话说：“如果忻州失守，太原将不保，守忻必守城，否则忻州尤难守。”训话以后，他不敢久留，第二天就匆匆地跑回到太原。太原城里的阎锡山对部下连丢数城更是十分恼怒，一气之下，他竟然下令枪毙了首失朔县、只身脱逃的朔县指挥李义龙，禁闭了连丢宁武、繁峙、代县、崞县的第40师师长王乾元。阎锡山用这一杀一关，企图以儆效尤，稳住军心。
我晋北野战军于7月18日进抵忻县城附近，即以第11旅、独2旅向外围之敌进攻，分别夺取了忻县西北和南面的几处据点，雁门地方部队在忻县与曲阳间开展破路战斗，晋察冀军区第2分区部队由司令员曾美率领从定襄前来助战。这时，贺龙告诉周士第说：阎锡山怕丢了忻县，危及太原，很有可能要调兵前来增援，那时，你们可以打援，在野战中消灭敌人的援兵一部，并力争将敌人各个击破。
果然不出贺龙所料，为了确保忻县，阎锡山急忙调驻黄寨（今阳曲县城）的第68师师长许鸿林率两个团共2000多人，附山炮四门，北上前来增援忻县。我晋北野战军立即作出“围城打援”的部署，留一个旅在忻县外围监视敌人，主力八个团迅速南下打援。22日夜，黑沉沉的夜幕笼罩着大地，我打援部队向平社东面敌山头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相继夺取了六个阵地，敌军于次日晨向南逃窜，正好遇到我预先布置在那里的第36团的坚决堵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四处逃散，敌师长许鸿林仅率200余人逃脱。
平社战斗的胜利，使太原之敌再不敢派兵前来增援，震撼了忻县的守敌，切断了忻县至太原的铁路交通。在这种情况下，我雁门部队继续南下，独2旅回师忻县。
忻县守敌盼援无望，只得做困兽之斗，一面固守城池，一面向城外我军阵地反击，以图打破包围；阎锡山眼看地面救援失败，改派飞机一日数次向我轰炸扫射，并向城内空投物资补给。在飞机的配合下，忻县守敌接连出动千余兵力向我军疯狂反击，都被我军打了回去，丢下了几百具尸体。
为了加强进攻忻县的力量，贺龙决定调原在吕梁一带的独立第4旅由旅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带领，冒着连天大雨赶来忻县，参加作战。
7月28日，晋北野战军司令部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攻忻县的部署。这时，忻县城内守敌共有8000余人，由第19军副军长于振河、日本军官少将今村指挥。敌人把日军经营多年的城防工事增修加筑，配以重兵把守，构成了一套纵横交错、内外相连的防御体系。根据敌情，前委扩大会议决定，31日晚对忻县城发起攻击。
又是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我军各部队冒雨向预定方向运动，经过激烈的战斗，独2旅将南关之敌扫清，并拔掉了城外的几个碉堡，第11旅进入匡村、营盘敌军阵地，但因雨大路滑部队运动困难，加之敌人的工事坚固进展较慢，待接近城墙时天色渐亮，不便继续攻城，晋北野战军司令部决定各部队撤出战斗，返回到原出发地休整。
不料，待天亮以后，敌人的一架战斗机乘我军攻城部队返回，不断在我部队的头顶上盘旋、骚扰。第11旅的战士们立即架起机枪迎着敌机一通猛打，当即将敌人的飞机击落在城西我军驻地附近，战士们欢呼着跑过去，发现两名敌军飞行员已被击毙。晋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干部们也到敌机坠落现场看了一番。这一天正是8月1日，这个意外的收获，一扫部队攻城未果的情绪，鼓舞了大家的斗志，也为我们人民军队建军纪念日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看飞机去！”成了这一天部队和驻地老百姓的主要活动。
经过十多天的休整，8月11日夜，我军对忻县再次发动进攻，我攻城部队接连摧毁数个敌人的碉堡，突入敌部分阵地，与敌军展开了数次冲锋与反冲锋。但是，凌晨3时许，天降大雨，我军攻城部队的速度明显迟缓下来，至天亮时再次撤出了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贺龙认为我们对忻县再打下去，成效可能不大。经过五十多天的作战，这次的战役任务基本完成，不必再为攻忻县多费时日。于是，于8月15日，下令结束晋北战役。
历时近两个月的晋北战役，虽然没有攻下忻县，但收复了九座城池，歼灭阎锡山部8600余人，切断了大同、原平之间敌军的联系，控制了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使大同成为了一座孤城。
大同位于山西北门口，北接绥远，南连察哈尔，是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会点，为山西省北部的战略要地。大同的城东北及西北山岳环抱，城东面有御河障碍，城南面地势平坦，这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晋北战役后，大同是阎锡山在晋北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晋察冀与晋绥两解放区联成一片的惟一障碍。
阎锡山对大同是十分重视的，他以重兵把守。当我晋北野战军发动晋北战役后，阎锡山就判断我军将会进攻大同，遂积极修筑城防及外围工事，大肆抢掠粮食，征抓壮丁，准备坚守大同。7月14日，国民党军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和阎锡山还亲自从太原飞往大同部署坚守事宜，并陆续空运大批粮弹到大同城内。
早在晋北战役前夕，毛泽东曾命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罗瑞卿赶回延安，派他到晋察冀部队去工作，并当面指示晋察冀部队的任务是先出平汉路，消灭弱小的敌人，扫掉敌人的小据点。
但是，还在晋北战役期间，我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就曾考虑到晋北战役胜利后，大同已成为孤城，如果用15天至20天的时间攻占大同，使两区完全连成一片，将有利于下一步集中更多的兵力用于平汉线作战。因此，7月5日，聂荣臻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如对大同城、平汉路、正太路同时动作，则不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所以在作战步骤上提议：第一步，先攻大同；第二步，大同攻下后，约须半月集中三个纵队挺进平汉路；第三步，再向正太路进攻。”25日，中央军委致电聂荣臻：同意先攻大同的计划，望令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同时准备歼灭傅作义向我进攻之部队。8月1日，中央军委来电询问聂荣臻、刘澜涛、贺龙、李井泉：你们对攻大同把握如何？攻大同计划如何？你们准备以多少时间扫清外围及攻下大同？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应当估计到。
8月2日，聂荣臻从张家口来到了阳高，主持召开了晋察冀和晋绥军区联席会议，具体讨论和研究了如何部署攻打大同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罗瑞卿、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张家口卫戍司令郑维山。
会上多数同志认为晋北战役后，大同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尽管大同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但守敌建制不统一，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我军如能在外围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再用坑道作业爆破城墙，大同是能够攻克的。但也有一些同志认为，当时敌强我弱，特别是我炮兵不足，又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因此应先打平汉线保定南北段敌人薄弱环节。会议估计进攻大同以10天作准备，20天扫清外围，再10天即可拿下大同。张宗逊在会议上提到我军进攻大同时，傅作义部可能从归绥派兵东援。但大家又认为，大同属阎锡山管辖，不属于傅作义所管辖的战区，估计我攻击大同进展顺利，傅作义可能不会出援；如果我攻击的时间拖长，傅作义即使出援，兵力也不会很大。因此，会议决定：晋察冀军区以第三纵队周彪的第7旅，易耀彩的第8旅，第四纵队邱蔚、傅崇碧的第10旅，第二纵队肖应棠的第4旅，军区教导旅李湘部，第1军分区刘苏部的第12团、第13团，炮兵团进攻大同；晋绥军区以第358旅，第5军分区两个小团协助晋察冀部队进攻大同西北方向的任务。进攻大同的总兵力约1．6万余人。
当时，攻城任务原准备交给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但杨成武要求由第三纵队来承担，聂荣臻同意了这一要求。
为便于统一指挥，晋察冀和晋绥军区组成了大同前线指挥部，以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为副政治委员。
阳高会议以后，聂荣臻即打马返回张家口，将会议和打大同的准备情况向中央军委做了报告。中央军委同意了攻打大同的部署，要求“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并准备歼灭傅作义可能派出的援军。
7月31日，正是酷热的季节。这一天，我攻城部队打响了扫清大同外围的战斗。第三纵队第8旅和第1、第5军分区的部队扫清大同城南和城西的怀仁、口泉等据点；教导旅攻击御河以东地区。大同外围点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第8旅在应县进展迅速，一举攻克白家窑子，并预计到敌人会争夺这个要点，乃以一营兵力固守，主力在两翼布阵准备歼敌。次日，敌人果然调集两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对白家窑子实行猛攻。守卫白家窑子的这个营，在团长徐信、政治委员李克忠指挥下，利用村前沿阵地，顽强防御，击退和消耗敌人。当敌人逼近村前沿阵地，打得相当疲劳时，第8旅主力从两侧出击，首歼敌人一个整团，残敌向磊同溃逃，第8旅乘胜追击，逼近南大庙。
南大庙在大同城南，离大同城只有几里路，是敌人的重要据点。每当我军向南大庙进攻时，敌人就从大同派出援兵，还伴随二三十辆坦克。我军没有炮弹，对坦克缺乏打击力量，几次形成僵局。要攻下南大庙，就必须切断来自大同的援兵。在困难面前，第8旅发扬了冀中子弟兵打地道战的传统。一天夜里，第8旅副旅长宋玉琳率几个营的兵力，到南大庙背后300米的地方，拉成5里长的横队，就地展开土工作业，待到天亮前，挖出一条5里长的反坦克壕，把南大庙与大同隔开了。敌人的坦克在沟前一筹莫展，跟随在后面的步兵遭到大量杀伤。敌人再不敢从大同城里派援兵了，南大庙成了孤点，经围困后攻克了南大庙，部队从南面逼到大同城下。
大同外围战斗，在各个方面都是逐点争夺。阎锡山收编的几百名侵华日本炮兵，对我争夺各据点制造了很大的困难。至9月3日，我第120师第358旅与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第7旅的两个团并肩战斗，占领了大同北面的东大街和北关车站，接着又攻占面粉公司和酒精公司，完成了城北的外围战斗。我第19团在打到北门时，把团指挥所安在火车洞子里，踏响了地雷，一个团的领导干部只剩下了两个人。与此同时，晋察冀第四纵队第10旅攻入东关。至此，拿下了大同周围的全部据点，部队开始坑道作业，准备向大同发起总攻。
向大同发起总攻的时间预先定在中秋节。我攻城部队提出了“进大同吃月饼”的口号。
总攻前夕的夜晚极其宁静。当一轮明月升起之时，杨成武走出了大同前线指挥所，踏着皎洁的月光，巡视着总攻前的阵地。
他来到坑道口，看到通往城墙下的、长长的坑道，看到担任引爆的战士们。他们枕戈待旦，见到他们的首长时，都由衷地笑了。杨成武握着他们的手，拍打着他们的肩膀道：“怎么样，有把握吗？”
“没问题！准能把城墙给他端了！”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当杨成武来到突击队的出发阵地时，他看到突击队员们身上蒙着征尘，军装上挂着口子，眼里布着血丝，旷日持久的外围争夺战，使战士们的体力有了很大的消耗，但战士们一个个仍然是精神抖擞的。
几万人马都在等待着一声冲锋号令。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战局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南京，蒋介石坐在他的行宫里，也时刻注视着大同的战况。他实在不愿丢掉大同这个重要的战略要点。我军围攻大同时，蒋介石曾多次催促傅作义发兵前往增援大同，但傅作义却迟迟不动。这并不是说傅作义不想要大同，而是因为大同是阎锡山第2战区管辖的地域，傅作义岂肯为圆滑的“阎老西”做嫁衣。傅作义不愿出兵增援大同，蒋介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也没有用。一名幕僚看到蒋介石为此苦恼，就献计说，傅作义并非不肯用兵，而是不想同阎锡山打交道。如果把属于阎锡山第2战区的大同划归为傅作义的第12战区管辖，那傅作义就不会不调兵增援大同了。
蒋介石8月10日，签发一道命令，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第12战区管辖，并派参谋总长陈诚亲赴归绥面授机宜。
蒋介石的命令一下，就使对大同觊觎已久的傅作义积极了起来。他一面假借和谈之名派周北峰到解放区，与我大同前线指挥部谈判；一面马上命令自己赖以起家的王牌嫡系部队第35军新编第31师、暂编第3军两个师和四个骑兵师，共3万多人，于9月3日，以平绥路为轴，分南、中、北三路。北路由陶林向集宁进攻；南路由归绥进犯凉城；主攻是中路，傅作义集中3个师的兵力向卓资山、集宁进犯。
傅作义吸取了前次攻击卓资山和集宁失利的教训，这一次进攻比较谨慎。他以董其武、孙兰峰分别担任第一线主攻部队的指挥官，预计攻下卓资山后，继续向集宁进攻。以第35军第101师第105榴弹炮营为第二线部队随后跟进，支援攻城部队，着第35军（欠两个师）与卫景林机动兵团向三义堂一带推进，与第101师保持密切联系。以孙兰峰为骑兵总指挥，指挥各骑兵部队向集宁东南迂回攻击，策应主力部队作战。
部队出发前，傅作义特地召开了参战部队团以上军官会议。各师将领如董其武、孙兰峰、郭景云、安春山、杨维垣、刘万春等都参加了会议。傅作义在会上讲述了作战要旨和部队部署，并鼓励大家振作士气，努力完成任务。
9月5日晚，傅作义部进袭卓资山。
我军原来估计傅作义部不会出动那么快来增援大同，即使出动少数兵力进攻卓资山，我独立第1旅最少也可以守三天，到时派部队打援也来得及。不料，傅作义部来得如此快，兵力也大。我独1旅苦战了几个小时，损失很大，卓资山便告失守。在得知傅作义部出动时，张宗逊即同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一道，率晋绥军区第358旅和晋察冀部队的肖应棠旅等部驰援卓资山，但我增援部队还没有赶到，卓资山就已失守了。
面对突变的情况，我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首先歼灭傅作义的增援部队，然后再攻打大同。由杨成武指挥晋察冀第三纵队和晋绥独2旅等部队，继续围困大同；张宗逊、罗瑞卿指挥第358旅和由晋察冀第二纵队的第4旅、教导旅临时组成的陈正湘纵队北上打援，并急调杨得志、苏振华的晋察冀第一纵队向集宁增援。
傅作义部占领卓资山以后，中央军委发来电报说，估计敌人可能有三种动向：一是在卓资山呆着不动，二是向凉城推进，三是进攻集宁。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在麦胡图附近集结部队，以观敌人的动向。
集宁地处绥远东部，是平绥路上的战略要地：东南出兵丰镇、隆盛庄、大同，可控制晋北地区作战；向东可出兵尚义、张北直下张家口，以左右察哈尔之军事。傅作义为挺进绥东，径取张家口，集宁势在必夺，已多次攻打过集宁。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傅作义即从八路军手中抢去了集宁，这是傅作义第一次攻打集宁。1946年1月，傅作义受蒋介石密令，于1月13日国共宣布《停战协定》生效前夕，又派暂编第3军袁庆荣偷袭卓资山，同时派孙兰峰指挥骑兵部队攻打集宁，结果以失败告终，这是傅作义第二次攻打集宁。这一次，则是傅作义第三次攻打集宁了。
从当时的兵力来说，我军在集宁地区占有明显的优势，只要指挥得当，是可以击退傅作义部的这一次进攻的。可是，我军在撤出卓资山之后，未能继续严密监视傅作义部的行动，派出的侦察不够得力，通信联络也不顺畅，致使傅作义部暂编第11师、暂编第17师、新编第31师，于9月7日从平绥铁路北侧绕经火石坝秘密东进，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集结，直到第二天晚上，我大同前线指挥部才得知这一情况，遂决定把部队主力转向集宁。
9月10日晚，我军与傅作义部会战于集宁城下。
“凉秋九月，塞上草衰”。塞外集宁的9月，已经相当冷了，夜晚气温常在零摄氏度以下。我军战士身穿单衣，不畏风寒，从四面八方奔往集宁。
我打援部队即急速转向集宁前进，指挥部和先头部队于9日赶到集宁南郊。第二天上午8时，敌以三个师的兵力在空军的配合下，从西、北两面向集宁发起攻击，我守城部队只有绥蒙军区由游击队编成的两个小团和配属作战的第27团。集宁城没有完整的城墙，我军只能依据工事，英勇抗击攻城的敌人。当天，我第358旅和独1旅经过上百里路的急行军赶到集宁城外，立即投入战斗。
11日，陈正湘纵队四个团也到达了。当夜，第358旅、独1旅和陈正湘纵队包围了攻城的敌军，并发起攻击，经过一天两夜激战，击溃了敌人，歼敌5000多人，敌西退的道路被切断，电台被我军炮火打坏，陷入了走投无路、呼救无门的绝境。此时，我杨得志、苏振华纵队也到达集宁附近。我军包围了傅作义的三个师。在激战中傅军伤亡惨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军乘势再猛攻一下，就会全歼这股敌人。这样，既能消灭赴援的傅作义部主力，又能使大同守敌最后绝望。
可是，由于我军前线指挥部距离战场较远，不明了前面战场的情况，在一天的时间里，竟没有组织连续进攻，从而给了敌人喘息和整顿的机会。
到了12日下午，我军才再次向集宁城下之敌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激烈。这时，敌第31师和第11师在空军的配合下，再次发起攻城，并攻占了集宁城的西南角，城内情况非常危急，我军急调杨得志、苏振华纵队一个团打进城内增援。与此同时，敌人的后续增援部队第101师和新编第32师逼近了集宁。此时，我集宁前线指挥部下令停止了对围攻集宁之敌的攻击，掉转主力部队西进，求歼赶来增援集宁的敌第101师，结果给围攻集宁之敌新编第31师、暂编第17师及第117师残部以机会。不但打援的计划未完成，也失去了聚歼集宁城下傅作义部的机会。
第二天拂晓，集宁城下之敌乘我军主力西进打援之机，夺回了集宁城外的阵地，并策应第101师东进。敌新编第31师经过激战，趁烟雾弥漫之际攻入集宁城内，暂编第11师也由城西南角与我军展开了争夺战，新编第32师、新编骑兵第4师，又尾随第101师前来增援，敌人六个师的兵力在集宁地区扭成一团，更使我军处于不利的境地。同时，我军各部队经过几昼夜的鏖战，特别是一整夜的往返调动，既疲劳，又饥饿。这样在集宁附近歼灭敌人已无可能，我军前线指挥部决定，于9月13日晚放弃了集宁，撤出了战斗。
我军在集宁一战失利，使傅作义能够集中主力急忙向大同增援，大同也不宜再攻了，我军忍痛撤围大同。
大同、集宁一战，对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都带有初战的性质，在一个半月中，我军虽然歼灭敌人1．2万人，但未能达到攻城、打援的预定目的。
傅作义这次侥幸取胜，得意极了。9月20日，他授意新闻处少将处长、归绥《奋斗日报》社长阎又文起草并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信中说：
……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的全部主力。
字里行间露出得意洋洋的神态和对解放军的极端轻视。国民党的报纸、电台为此还真是大肆喧嚣了一阵子。
晋察冀军区的指战员们从敌人的广播中听到这封信时，人人怒火中烧，愤慨之极。在西北，当我军撤出延安时，朱德总司令拿着电台人员抄收的这封信，对一位部队领导同志说：“把它向连以上干部宣读一下，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作为反面教材，这封信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编者还引用了陶渊明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两句诗来重点介绍。
9月15日，晋察冀召开了中央局干部大会。聂荣臻在这次会议上对大同、集宁战役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一方面看到了这次作战失利后的不利局面，认为“集宁战役是带有战略性质的。这个战役我们没有消灭傅作义的主力，形成了目前的形势，必须在战略上重新部署，集结兵力，寻求机动，找机会打敌人，才能改变对我不利的形势”；“西线战役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今后当检讨其经验教训。还要估计到我们的困难也可能增大，要准备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家树立必胜的信念。他说：“我们绝不要悲观，也不可骄傲。有些同志满腔希望打下大同，大同没有拿下就有些失望。但必须认识形势发展的曲折是很多的，就是解放了大同也还可能撤出。这次没打好，得了经验教训，今后就会打好。对于有些因为目前形势引起波动，尤其没有经历过内战和抗战的同志，告诉他应该把全国的情况看清楚，坚定下来。《解放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蒋军必败’，他的困难是没法克服的。”(12)
聂荣臻还特别指出：“西线战役中，我军全体将士都非常英勇，不怕一切牺牲克服困难，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战例与模范的英雄不断涌现，这种新英雄主义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发扬。”(13)
几十年以后，聂荣臻又回忆和总结了大同、集宁战役。他说：“我军虽然在大同、集宁之战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先后歼敌八千多人，对部队也是个很好的锻炼，但是，从实践的结果来看，发起大同战役，有考虑不当之处。因为大同敌人的兵力虽不雄厚，而城防设施是颇为坚固的。当时，我军既没有重武器配备，又缺乏攻坚战经验，哪里有把握攻下大同？……
在大同、集宁战役之后，傅作义在一次讲话中曾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101师参加战斗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31师，而去全力打第101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31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这话还是有些道理的。(14)
(1) 蒋介石：《关于匪军战术之研究及对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2) 台湾国防研究院：《蒋总统集》第2册。
(3) 秦孝仪：《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4) 台湾国防研究院：《蒋总统集》第2册。
(5) 台湾国防研究院：《蒋总统集》第2册。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6页。
(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页。
(8) 《敌军进攻解放区汇编》。
(9)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90页。
(1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290页。
(11) 《中央军委致贺龙、李井泉电》1946年7月26日。
(12)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13) 《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14)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