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昙花一现的和平
蒋介石玩弄“和平”新花招——马歇尔来到中国——《停战协议》的签订——北平军调部——傅作义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艰难的整军谈判——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到来——晋察冀部队的精简复员——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和平之光的消失
蒋介石铁了心要打内战。然而，从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到这一年底，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局部进攻都一一失败了。先是我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战役中，歼灭入侵山西长治地区的国民党阎锡山军13个师3．5万余人，击毙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敏斌，生俘第19军军长史泽波及炮兵司令胡三余。接着，刘伯承、邓小平又率领晋冀鲁豫部队大战平汉路，进行了邯郸战役，歼灭了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第30军和第40军，争取了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万余人战场起义，生俘第11战区副司令兼第40军军长马法五以下2．3万余人，歼灭4．5万余人。蒋介石损兵折将，又做了一次“黄粱美梦”。平汉路大捷，令毛泽东十分高兴，他致电正在重庆进行谈判的周恩来等，告诉他们：“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1)紧接着，在绥远战役中，国民党军损失1．2万余人，给蒋介石又是沉重一击。与此同时，我山东军区部队进行了津浦路战役，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余人，粉碎了蒋介石限令11月底打通津浦路的企图。
四个月来，蒋介石在军事上连吃败仗，说明蒋介石要打全面内战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尽管美国帮助蒋介石运了两个军到秦皇岛，两个军到北平、天津，两个军到山东，但他的绝大部分部队还在西南，华北的兵力仍然不足。加之，全国人民反内战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使蒋介石在军事上不能继续打下去了，又重新高唱起“和平谈判”的调子来。
我军几个月来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也使大洋彼岸的美国政府深为不安起来。美国总统杜鲁门眼看着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还没有准备好，为确保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他不能再袖手旁观了。于是，便亲自出马，装出一副“中立”的面孔，关心起中国的“和平”来了。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声明说：“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应立即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并虚伪地向国民党政府发出警告说：如果国民党继续进行军事冲突，就停止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
就在杜鲁门总统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前不久，杜鲁门宣布调回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另派马歇尔以总统特使的身份到中国。
马歇尔1880年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他原是美国陆军参谋长。虽然，他说不上是一个中国通，但他于1923～1926年在天津的美国步兵第13团服务过，对中国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1945年8月20日，这位美国五星上将正坐在五角大楼的办公桌前，阅读完刚刚从远东发来的紧急电文。接着，他提笔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信是这样写的：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军队正积极复员，有关削减军备生产的重大军事决策已经做出，战后军事计划也进入了相当深入的阶段，在我觉得，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要求辞去参谋长这个职务了。
我在陆军部服务七年有余，其中六年任参谋长，深知任务之艰辛繁重，如能获得解脱，则幸甚矣。如果允许我提名继任人选，我推荐艾森豪威尔将军，其人于特殊时期之参谋长一职务最适胜任。
马歇尔辞去美国陆军参谋长后，杜鲁门即派他前往中国，并提醒他说：远东的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内战的战火正在整个中国蔓延，美国只有坚决进行干预，才能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一场可怕的悲剧。
对于马歇尔这时来中国，蒋介石高兴得很，忙不迭欢迎马歇尔的到来。
12月19日，上海天气潮湿，阴沉小雨淅沥不停，来自北方的寒流分外袭人，一架美国空军的大型运输机钻出厚厚的云层，降落在停机坪上，从飞机上走下了马歇尔。
马歇尔在上海只停留了一天，12月21日，便匆忙赶到了南京。蒋介石作为一国的元首，本来不必要专程去南京迎接。但为了讨好美国，蒋介石不惜从重庆来到南京恭候，并和马歇尔进行了短暂的晤谈。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也很兴奋，说：马歇尔将军获得杜鲁门总统的授权，足以使他对僵持的中国的问题，有达成迅速解决的希望，这样一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大有希望了。
12月22日，马歇尔飞抵重庆。第二天，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到马歇尔的住处与他会晤。
12月27日，中断了一个多月的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在马歇尔的主持下，再度恢复了。中共方面参加谈判的代表除周恩来、王若飞外，又增加了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仍然是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三个人。蒋介石曾急电张治中回来参加谈判，但当时他还在新疆，未能及时赶到。
在谈判恢复的第一次商谈中，周恩来就代表中共方面提出了无条件停战的三点建议：一是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均暂时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是避免内战的一切问题，均应于停止军事冲突后，经和平协商解决；三是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的地区进行考察，以保证前两项措施的实行。(2)
国民党对中共的建议最初的反应是不予理睬，采取了顽固对抗的态度。致使谈判无法进行下去。30日，马歇尔会见了国民党代表，要求他们放弃“相当不妥协的立场”。
由于马歇尔施加了压力，国民党才同意组织一个三人小组，由国共两党和美方各派一名代表参加，讨论解决与停战有关的问题。12月31日，国民党方面又对中共所提出的三条建议作出了书面答复。与中共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复文只是笼统地表示可以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却避而不谈双方军队均应各驻原地，并提出将“恢复交通”与停战并提，实际上是以恢复交通为停战的先决条件，确保停战以后国民党政府能够继续运兵。
可见，中共要求无条件停战，国民党则坚持有条件停战，这就成了停战谈判中的主要分歧所在。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6年1月3日，马歇尔分别向毛泽东和蒋介石送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他自己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停止一切军事调动，但国民党军队为接收主权而开入东北和在东北境内的调动除外；停止一切破坏交通的行动；一切军队维持其现时驻地。
这是马歇尔在明显地偏袒国民党。
就在马歇尔发出备忘录的当天，中共代表团复函国民党，同意建立三人小组进行谈判。1月5日，双方代表继续协商，就三人小组和实现停战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决定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继续磋商实施停战的具体细节。
1月7日，三人小组在马歇尔的重庆宅邸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张群坚持要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调动作为例外，并写进停战令上。他还要求，允许国民党军队接收热河、察哈尔两省的重要城市赤峰和多伦。
中国共产党当然不同意。1月9日，在延安的毛泽东致电中共代表团：必须坚决拒绝蒋介石占领赤峰、多伦的要求，同时向马歇尔声明，由于国民党军仍然向热河、察哈尔进攻，内战尚未停止，美军应同时停止向华北、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否则，一旦发生更大的军事冲突，中共概不负责。(3)
当天，周恩来便将中共的这一立场转告马歇尔。
经过十多天的反复磋商，1月10日，国共双方停战谈判达成协议。下午3时，张群、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两方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上签了字，作为调解人的马歇尔也签了字。协议规定：从1月13日午夜起，“一切战斗行动，立即停止”。
《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毛泽东依据协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停战通告：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令及声明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同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出指示：“国共停战命令今日已发表……。但蒋在今日又秘密命令各军尽快尽量秘密控制军事要地并解除日军武装以免共军利用之。为此，我各地部队应即遵守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但必须十分警惕，防止国民党的进攻，如彼来进攻应坚决彻底消灭之，并迅速报告延安。”(4)
在停战命令生效的前一天，即1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执行停战命令的通告：
各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
（一）停战命令已下，全国各地统限于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前停止一切战斗行动，过此时限的一切进攻行动，均属非法。此次停战有美国代表参加及到各地监督，我各地部队必须于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前停止一切向对方攻击的行动，特别是攻城的行动，不给对方以任何借口，违者将受到处分。
（二）停战包括对日军及伪军的战斗行动在内。对日军、伪军亦须依时停止攻击。但仍可对敌伪包围，以便交涉争取受降。
（三）我依时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但必须坚守阵地，严防对方背信之突然袭击。
（四）从一月十二日特别是从一月十三日二十四时以后，所有对方向我任何地方、任何部队、政府的进攻，特别是对城市的进攻，应将其进攻的时间、地点、番号、经过、死伤等完全准确的迅速报告延安及北平，以便抗议揭露。各地电台须与北平叶剑英建立联系。
中央
在国共停战谈判中，国共双方还签署了《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决议》，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设委员三人，其中一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政府。虽然，“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仅为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命令”，但美方代表仍被邀请充任主席。三委员各有否决权，一切事宜均须经三人一致通过。经三委员一致同意的正式训令，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公布。
为执行建立军调部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及美国方面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叶剑英受中共中央派遣，出任军调部中共代表，国民党政府代表为郑介民，美国方面的代表为美国驻华使馆代办罗伯逊。
郑介民，1898年出生于广东省海南岛（今海南省）文昌县，1925年毕业于黄埔军校，随即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广西省政府委员、国防部参谋本部上校参谋、少将处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罗伯逊，1894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青年时期曾专攻银行学、经济学及商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入美国航空学校受训，为驱逐机驾驶员。1922年任银行及信托公司经理、交易所长等职。1942年脱离企业界，步入政界，担任美国政府租借法案对奥执行处处长，后入国务院研究中国问题。1945年4月，随美国国务卿参加旧金山会议，与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商讨中国问题。同年5月来到中国，任美驻华大使馆经济事务参赞、代办。
这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的政客兼特务头子，一个是美国政府的所谓“中国通”。
1946年1月13日，军调部三委员及其各自的随行人员一行15人，乘上马歇尔的专机，离开重庆，飞往古都北平，住进了北京饭店。
当天，叶剑英在北京饭店会见记者，发表了简短谈话。他说：本人从未来过古都，适才于北平上空俯视我国最大的都市，深感其名不虚传，堪称我国最伟大的都市。这次我等三委员北来，负责执行部工作，决心本着合作精神，采取一致行动。他特别指出，今日和平建国乃为全国一致要求，我们当立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从事建设。(5)
三委员到达北平以后，立即着手建立组织机构。按照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军事三人小组在重庆最初协商的方案，军调部三方人员的配备名额为：美方125人，国民党方面和共产党方面各170人。在组织机构上，规定三委员各带助手、随员数人，下面各设一参谋部，配备若干参谋人员。执行主任由美国人白罗德担任。这一职务犹如三委员的参谋长，可直接指挥三方参谋人员。预定派出8个执行小组。但是，工作开始以后，随着局势的变化和调处任务的增加，组织机构随之不断地扩充和加强。首先确定在三委员之下各设一名参谋长，中共方面最初由耿飚担任，后由罗瑞卿接任；国民党与美方分别由蔡文治、海斯凯担任。在各自参谋长之下分设4个科：计划执行科、新闻发布科、总务科、通讯科。叶剑英为了加强中共方面的力量，利用军调部更多地开展工作，经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在机构和人员配制上又作了一些变化，在委员之下设一秘书长，由李克农担任；参谋长之下设计划执行科、新闻发布科、行政科；另外，还设了几名顾问，由饶漱石、滕代远、徐冰等担任，马海德则以卫生顾问名义参加工作。
军调部作为履行停战协定的机构，首要任务是实行军事调处。主要方法是，通过1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令，通过三方会谈，商定出关于停战原则的协议，予以发布，国共双方共同执行、遵守。对于发生冲突的地区，则派遣由三方代表组成的执行小组或交通小组，到实地调查双方争端的真相，就地解决各种问题，制定地区性的协定，使双方部队共同遵守，保证实现停战。执行小组不能解决的问题，呈报军调部处理。军调部不能解决的问题，上报军事三人小组。
在半年多的会谈斗争中，军调部先后向各地派出29个执行小组，7个交通小组。
军调部的第一个执行小组，是派往绥远集宁地区的。为什么呢？话还得从头说起。
谁都知道，蒋介石是一个阴谋家。他虽然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也发布了停战命令。但他心里根本就不想停止内战。因此，他在签订停战协议的前夕，于1月7日又秘密下达了“抢占战略要点”的进军令：“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区，已下令前进某地而尚到达者，应催促星夜前进。……行动希秘密迅速，勿资共方借口。”(6)
傅作义接到蒋介石的这一命令后，立即率部向绥东、绥南解放区进犯。1月12日抢占了陶林、和林两地后，13日进攻卓资山，遭到了我晋绥部队的沉重打击，暂编第3军军长袁庆荣被撤职。14日凌晨2时，傅作义部骑兵第4师和伪蒙军一部共3000余人，在停战令生效后，侵占了集宁。集宁被敌占领，就对张家口和绥东地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
为了从敌人手中夺回集宁，我军决定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率领晋绥军区第27团，由冀晋纵队第3旅，分别由卓资山、丰镇向集宁急进。冀晋纵队第4旅第6团，迎着塞外的大风雪，也从遇驾山赶来参加战斗。他们配合原在集宁外围的晋察冀部队八个连的兵力，经过彻夜的激烈战斗，占领了集宁外围的全部阵地。16日拂晓时分，我军从四面八方紧逼集宁城下，向集宁城发起总攻击。
就在我军猛攻集宁城的时候，敌人耍了个恶人先告状的伎俩，向北平军调部告急。郑介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提议军调部派一执行小组去集宁，监督停战。叶剑英根据我军集宁前线发来的情报，严正指出，集宁在1月13日前，为解放区军队驻守，是国民党军队进占，违反了停战令，必须立即退出。郑介民狡辩说，1月13日24时停战令生效时，国民党军队就在集宁城内。他反诬共产党军队挑起冲突，向集宁城的国民党军队进攻。
美方委员罗伯逊见双方争执不休，遂以“中间人”的身份予以调解。他判定，1月13日24时国共双方军队均在集宁城内。因此，要实现集宁的停战，双方军队均撤出集宁一日行程（60华里），划集宁为中立县城。但是，郑介民仍坚持要解放区军队单方撤退。叶剑英则严词拒绝。事情就这样僵持着。到了1月17日，叶剑英得到解放区军队在18日前有把握夺回集宁的情报，于是，表示同意国、美方面关于派执行小组去集宁的提议。
北平军调部派了由美军上校莱克、国民党军中校林光军率领的执行小组先来到了张家口，同聂荣臻会晤。
1月17日12时左右，执行小组乘坐北平军调部的一架飞机，到达了张家口，随即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他们向聂荣臻说明了来意后，要求晋察冀军区派人同他们一起飞往集宁，共同视察集宁的停战情况。聂荣臻当即向他们说明集宁的事实真相，并对执行小组中的国民党代表说，集宁是绥蒙军区所在地，归晋绥军区管辖，晋察冀军区不能指挥他们。但是，我们可以和晋绥军区取得联系，如果得到他们的同意，晋察冀军区可以考虑派人陪同前往集宁。听聂荣臻这么一说，执行小组的成员只好同意先与晋绥军区取得联系，然后再派人一同飞往集宁。这时，已经是下午3时左右了。执行小组看看时间也不早了，就飞回北平，约定第二天上午10时再来张家口，由晋察冀军区派人一同飞往集宁视察。
利用这一时间，聂荣臻立即命令冀晋纵队第3旅等部队，协同晋绥军区部队向集宁发动强攻，务于18日8时以前，歼灭集宁城内之敌，夺回集宁。
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急电姚喆，要求部队坚决执行这一命令。17日黄昏，我军各部队向集宁发起了总攻，用炸药把城墙炸开了一个突破口，在敌人一片慌乱之中，我军突入了集宁城内，经过激战，到18日晨，歼灭集宁城内之敌2000人，使集宁城又重新回到了人民手中。
这一夜，贺龙通宵未眠，时刻注视着战斗的进展。18日晨，当他接到夺回集宁城的报告时，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连忙命令参谋给姚喆发电报，命令他们马上打扫战场，准备迎接执行小组的到来。贺龙的命令一传到集宁，全城军民一齐出动，清扫街道，修补城门，使集宁很快恢复了战前的面貌。
1月18日上午11时，执行小组乘坐飞机来到了集宁。情况又怎样呢？当时，随执行小组进入集宁的记者这样写道：“执行小组抵集宁时，集宁已无战事，晋绥八路军驻防该地，社会安谧，秩序良好。”执行小组的美方代表看到这种情景，只好耸了耸肩，摊开双手，无话可说。国民党代表虽然窝着一肚子火，但也无可奈何。傅作义真可谓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三天后，当贺龙冒着塞外飞雪，从土台子赶到丰镇，以“中共山西司令员”的身份参加军调部大同执行小组会议时，他们又把集宁的问题提了出来。参加这次执行小组会议的有大同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温开和、中共代表李波、美方代表霍雷和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
会议开始，美方代表霍雷发言。此人站在国民党一边，闭口不谈国民党军队侵犯集宁的责任，只讲什么要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等等的题外话。贺龙衔着烟斗，冷眼旁观，察觉到霍雷是在故意回避会议主题，转移大家对国民党侵犯解放区的注意力，心里很不高兴，便打断他的话，问道：“你的权力有多大？你是军调部执行小组成员，我只知道你的权限是监督停战，调处冲突，没有什么恢复交通、自由贸易的权限。”
霍雷愣一下，马上又说：“我的责任是监督停战。你们共产党在集宁就违反了停战协定，侵犯了政府的地方。”
贺龙一听这话就火了，他大声地说：“集宁的事我们最清楚。”接着，他指出集宁是1945年8月22日由八路军从日本军手里解放的。以后被国民党军抢走。当年10月24日，八路军重新解放了集宁，一直到今年1月13日停战令生效前都在八路军管辖之下。1月14日清晨，国民党军队将停战令丢在一边，袭击集宁，被我们打退了，他们丢了几百具尸体。说到这儿，贺龙停了一下后，又冷冷地问道：“你说集宁到底是谁的地方？”面对贺龙的问话，霍雷无言以对。
事情还没有完。郑介民对在集宁调处问题上的失败一直不甘心，耿耿于怀，多次找机会进行报复。
1946年2月下旬，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军事小组决定乘飞机到全国，主要是华北、华中各地巡视一遍。
第一站是到北平。
2月最后一天的下午2时许，在北平西郊机场上，一大群欢迎者已翘首等待三人小组的到来。人群中有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还有北平军调部的三委员。
不一会儿，一架银色的美国C-54号巨型飞机出现在机场上空，降落在欢迎人群面前。
下了飞机，稍作休息，三人小组开始听取北平军调部三委员的工作汇报。
3月1日，三人军事小组在军调部三委员的陪同下，离开北京，飞往张家口、集宁等地。
到了张家口，聂荣臻设宴热情招待大家。吃的菜一律是中国菜，但也有刀叉乳油果子酱。第二天，军调部美方委员罗伯逊说，这顿饭是他在世界上所吃过的饭中最好的一顿。
几天以后，三人军事小组在军调部三委员和贺龙的陪同下，来到了集宁进行视察。这时，郑介民和张治中还没有忘记几个月前集宁调处的事。他们马上提出了集宁调处的是非问题来。周恩来、叶剑英当即给予了有力驳斥。马歇尔见此，只好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更重要的是今后的事情。”郑介民和张治中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就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正式揭幕。会议进行了22天，开了10次大会，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5项提案，确定了整编全国军队等原则，为军队的整编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是一个视军队为生命的人。十几年来，中共军队的存在对他的独裁统治威胁太大了，一直是他的心腹之患。他朝思暮想的一件大事，就是要吃掉中共的军队。他妄图通过这次整军的机会，达到他的目的。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心思早是了如指掌。毛泽东认为，人民的军队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和平与民主的保障，当然不能交给蒋介石，更不能让蒋介石“吃掉”。
国共两党的这次整军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1946年2月14日，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军事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拉开了整军谈判的帷幕。
这是一场艰难的谈判。
谈判一开始，国共双方首先为整军协定的正式名称争论了起来。
张治中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曲解重庆谈判时签订的《双十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把整军谈判说成是仅仅为了整编和统编中共军队。
中共方面当然无法接受。周恩来当即予以驳斥，指出整编对中共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同样适用。
最后，周恩来提议整军协议全称可用“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被三人军事小组所接受。
国共双方争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整编后双方应保留军队的比例。
在重庆谈判时，中共在军队比例问题上曾做过重大的让步。然而，即使如此，蒋介石也不同意，直到毛泽东离开重庆，此事仍未达成协议。
这一次整军谈判开始之前，马歇尔事先曾秘密地向蒋介石提交过一个建议草案，对国共双方军队的比例提出过意见。这个草案的内容，据张治中透露，有以下几点：
中国陆军应编成野战部队及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应包括由三个师组成之各军，再加不超过总兵力22%之直属部队。各军军长应经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至各条款所定复员时期结束之时，作战部队应有20个军，包括60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14000人。60个师中20个师应由共产党领导。
中国空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空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之官兵，使受飞行、机械及行政训练，其比率至少占30%。
中国海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中国海军接受来自共产党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实力30%。
从这个草案中可以看到，在全国60个陆军师中，中共占20个，国民党军占40个，国共之间的比例是二比一。中共本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但草案中也要在空军、海军中各给中共至少30%的编制。
马歇尔的这个草案，蒋介石当然是不会同意的。难怪蒋介石看到马歇尔这个草案时，大为震惊。他气急败坏地立即让张治中去找马歇尔，赶快修改。他还再三叮嘱张治中，此事千万不能让周恩来知道。
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马歇尔只好把比例修改为五比一，并取消中共官兵加入海军、空军的动议。
但是，国民党还是不同意，张治中要求把比例改为六比一，周恩来则强烈反对，坚持五比一，即整编完成后，国民党军队为50个师，中共军队应有10个师。
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了五比一的方案。
此外，在军队整编与统编的时间和实施程序上，国共双方也经过了好几个回合的争论，最后，才在马歇尔的调解下达成协议。
2月25日，三人军事小组终于在《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上正式签了字。
在签字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做好整编军队的准备工作，大意是：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关于整编全国军队的计划已经决定。第一期六个月，国共两党军队各自整编；第二期又六个月，国民党军缩编成90个师，我军缩成18个师；第三期再六个月，国民党缩编为50个师，我军缩编为10个师。并以我军8个师加国民党军4个师编成4个军，以我方人员任军长；另以国民党军4个师加我军2个师编成2个军，以国民党人员任军长。为将来国民党内反动派一旦对我进行突然袭击，我能有效地组织自卫起见，除将二分之一的主力部队改编为保安部队外，再保留大约三分之一的优秀军政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不去请求政府加委，以便在一旦受到袭击时，他们能自由行动。
尽管蒋介石在这个方案上签了字，但是，他还是不满意。他认为，中共保留的军队还是多了，而他的愿望是，中共的军队留下的越少越好。这样，只要有机会，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中共军队“吃掉”了。所以，在整编军队的方案签字后的第三天，蒋介石便在他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与中共商定统编所部为18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
蒋介石所说的中共18个师，是指整编一年后中共应保留的军队数字，此时，国民党应保留的军队则为90个师。
国共停战了，政协各项提案通过了，整军的方案也签订了，一丝和平之光终于穿透满天阴云，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人们无不额手相庆，期望着从此以后可以过上和平安定的好日子了。
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希望中国从此能实现和平，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新国家。从这个良好的愿望出发，中共中央早在2月1日，也就是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的第一天，发出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党内指示。当时，毛泽东虽然在生病，但是，他还是带着病认真地修改、审定了这份指示。这份指示，虽也提醒“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和长期的”，要求全党“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的万一被破坏”，但它着重强调的是“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指示中说：“武装斗争是一般的停止了”，“中国的主要的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改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指示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是真心诚意地渴望和平民主的到来的。刘少奇后来曾说过：“我们糊涂了一下，以为真的可以和，恐怕国际上也糊涂一下。现在证明是不可能的。无和的可能也要谈，因为人民要和平。”(7)
3月6日，即《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后的第十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精兵简政”的党内指示：
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荣臻、贺龙：
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这样是否妥当及采取何种具体办法，望于电到十日内开会讨论，制定方案，并派员来延报告，做成最后决定，然后立即实施。晋察冀方面前已提出大致的方案，望根据恩来所告，再行考虑，制定详细方案，由荣臻尽快携来中央讨论。晋绥方面，请贺立即筹划，并偕荣臻一道，乘飞机来延开会为盼。
中央
三月六日(8)
3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中又说：“除东北及热河外，各地第一期复员整军（即精兵简政包括党、政、军、民、学所有脱离生产人员在内），不论时局变化如何，均应力争完成，以裁减老弱及无职务、无武器人员，合并机关，减少单位，充实部队，减少财政支出利于作长期打算为目标。中央希望第一期复员三分之一左右，时间三个月左右完成，由各地自己做计划（此计划须能适应和平、战争两种环境），电告中央批准，即可实行。各地首长暂时不要来延，并不要远离部队。在复员工作中，要有充分政治准备与组织准备，须向一切人首先是干部说得清清楚楚，反复解释多次，由当地主要负责人出席解释，并发动复员者自己讨论，以便人人明了复员的积极意义及复员后的工作方向。”(9)
对于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各战略区在执行过程中是不一样的，并没有完全实行，至少没有一律按三分之一实行。郑维山在回忆时说：“值得庆幸的是，上述要求基本上没有实行，至少没有一律按三分之一实行。据知，中原只撤销了第二纵队第14旅的番号，主力部队由原来的七个旅编为六个旅；西北将教导1旅与2旅合并为教导旅，第385旅并入警备第3旅，即合并了两个旅部，裁减了10个团，12个营，67个连；其他战略区也不见有大量复员的。”(10)
但是，晋察冀军区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2月，晋察冀中央局就发布了《关于编制人数的规定》：全区共编22．5万人，按野战军和地方军2:1的比例，野战军共编15万人，地方军7．5万人，并规定“自3月15日，即按此发粮款。”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又发布《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据此，聂荣臻对晋察冀部队进行了精兵整编，野战军由9个纵队减为4个，地方军增加约5万余人，编为6个军区，21个军分区，13个独立旅，总计复员约10万人。精兵整编后的部队序列是：
第一纵队（原晋冀鲁豫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参谋长芦绍武，辖第1、第2、第3旅。
第二纵队（由两个冀察纵队合编）：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韩伟，辖第4、第5旅。
第三纵队（由两个冀中纵队合编）：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参谋长陶汉章，辖第7、第8旅。
第四纵队（由两个冀晋纵队合编）：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胡耀郁，参谋长唐子安，辖第10旅、第11旅。
地方军除张家口卫戍司令部外，另设六个军分区：
张家口卫戍司令部：司令员郑维山，政治委员刘秀峰（兼），副参谋长张挺，辖教导旅及警卫团、警卫大队。
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政治委员王平，参谋长张开荆，辖第1、第2、第3军分区及独立第1、第2旅。
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政治委员刘道生，参谋长萧思明，辖第4、第5、第6、第7军分区及独立第4、第5旅。
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政治委员林铁，参谋长黄寿发，辖第8、第9、第10、第11军分区及独立第7旅、第8旅。
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李楚离，参谋长王智涛，辖第12、第13、第14、第15军分区及独立第10、第11、第12旅。
热河军区：司令员段苏权，政治委员黄火青，参谋长舒行，辖第16、第17、第18军分区及第13、第14旅。
热辽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胡锡奎（兼），参谋长朱军，辖第19、第20、第21军分区及独立第16、第17旅。
另外，为统一指挥东部地区各军区的部队，仍保留了冀热辽军区指挥机构，并进行了相应的充实。程子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陈奇涵、黄永胜任副司令员，黄火青任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任参谋长，辖冀东、热河、热辽三个军区。
从这里可以看到，与其他战略区不同的是，晋察冀军区在精兵复员问题上，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复员三分之一的指示的，特别是在这次精兵复员中，约有5万多野战军编为各地方军区的独立旅，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一部分力量，但由于野战军数量的减少，地方部队又都处于分散状态，这对于部队的战斗力是有一定影响的。郑维山在回忆这一个问题时说：“在复员问题上，晋察冀是一个例外。它不仅如数复员了三分之一，伤了部队的元气，而且早在3月1日中央局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作了关于复员工作的决定。中央之所以指示晋察冀率先复员三分之一，恐怕意在给全国树立一个复员整军的榜样，以事实使设在北平的军调部看到，我党执行整军方案是切实认真的。晋察冀军区第一、第二两支野战军共九个纵队，除第一野战军的冀晋纵队和第二野战军的冀察、冀中纵队外，都是每个纵队3个旅，第一野战军的冀察纵队和第二野战军的热辽纵队各4个旅，共26个旅，77个团，215000多人，加上地方军10400多人，总计32万多人。复员整军后，野战军缩编为四个纵队，除第一纵队外，每纵队两个旅。”郑维山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关于复员整军的指示是必要的，适时的。但是，“第一期就复员三分之一，步子似乎大了些（第二期还要精简三分之一），而且光靠‘裁减老弱’等项又不可能达到三分之一，势必要大伤军队的精骨方能完成。”(11)
晋察冀军区在精兵复员中精简数量过大、过快，“伤了部队的元气”。《聂荣臻传》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这样写道：“聂荣臻在主持这项工作中，由于受和平思想影响较大，因此晋察冀复员人数较多，时间也较快，比起其他各区要突出一些。精简整编是中央的精神，本身并没有错，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问题是复员人数多了些，影响到晋察冀部队的战斗力和尔后的作战。”(12)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诚心诚意地渴望和平。但是，蒋介石对和平从来就没有丝毫的诚意。“和平”在他那里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欺骗的手段和进行大规模内战的准备步骤。《停战协定》规定，停止一切军队的调动，但是从1月13日停战令生效起，蒋介石就背弃协定，疯狂地为全面发动内战作准备，到5月底，仅四个多月的时间，就向内战前线运送和调动了42个军、118个师，共138万余人。在军事行动上，虽然大举进攻暂时停了下来，但对我各解放区的蚕食进攻却有加无减。6月14日，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发言人发表谈话说：“自1月10日停战协定起，到5月20日至，据我们现有资料统计，国民党军队向关内各解放区大小进攻达3675次之多，先后使用兵力共为258万余人，强占我解放区村镇2077个，县城26座。”“如能搜集全部材料，恐这个统计数字还不止于此。”(13)特别是国民党拒不承认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地位，利用关内休战的机会，抽调了大量兵力向东北我军大举进攻，造成了“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
在华北，国民党军从未停止过对我解放区的进攻。停战令生效以后，国民党为抢战略要点，在集重兵向东北进攻的同时，又以北平行营李宗仁所辖第11、第12两战区所属主力，在阎锡山第二战区驻大同部队协同下，发动了对张家口和承德的进攻。
1月10日，蒋介石密令傅作义于13日停战令生效前抢占集宁。何应钦通报阎锡山，在国共战事停止前，山西应该“保持有利形势”。
接到密令后，傅作义以第35军新编第31师、第32师，于1月12日分别占领陶林、和林，停战令生效，又以新编骑兵第4师等部，于14日凌晨，抢占了绥东要镇集宁，严重威胁我张家口和绥东地区的安全。
与此同时，阎锡山又以驻大同的骑兵第4师、省防第5军，分三路向我抢占战略要点。一路向大同南，省防第5军第14师，于12日偷渡桑干河，13日占我浑源，第13师进犯左云。另一路向东，骑兵第4师，于13日晨攻击我遇驾山冀晋纵队第4旅第47团阵地，企图进占阳高。第三路向北，12日晚，大同敌一部进袭我驻孤山的第四纵队第3旅第12团2营阵地，我丰镇驻军第3旅主力驰援，大同敌伪蒙军王英部及马占山部一部乘我丰镇兵力空虚，于13日拂晓突入城，我第3旅旅部被包围。
为此，我晋察冀和晋绥部队发动了晋北保卫战、集宁保卫战，先后收复了浑源、集宁。当时，贺龙在军调部大同执行小组会议上，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在绥东进攻卓资山、丰镇，在晋北侵犯左云的事实。他问美方代表霍雷和国民党代表温天和：“你们说，究竟是谁违反了停战令？这个责任要谁来负责？”温天和呐呐地说：“晋北是阎长官管辖的地方，出了事由阎长官负责。”贺龙马上指着记录员说：“好，阎长官负责，温代表说的，请把这记录在案。”温天和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言，立即转换了话题。
但是，国民党军又继续向我华北各解放区进行蚕食进攻。在热河地区，2月上旬，国民党军第13军第54师、第4师、第94军第5师等部，集中于平泉至朝阳铁路两侧和平泉南北140里地区，对我展开蚕食进犯，对承德形成正面战役包围，企图夺占承德，进而利用关内停战的机会，抽兵进攻东北我军。2月16日，敌第5师由冀东调热河进至平泉勃罗树地区，并企图向我党坝地区进攻；同时，第54师两个团由天义进占我平泉北黄土梁；第13军有正面进攻的企图。至此，国民党军已形成三路进攻承德的态势，企图首先解除我军对平泉的包围形势，尔后向承德进攻。
为坚持停战协定，保卫承德，我晋察冀部队于2月下旬发起了保卫承德战役，于27日将敌第5师包围。经三天激战，残敌第5师1300人，被我军压缩到一条长宽不到3里的山沟里。正当我军最后准备聚歼该敌时，军调部承德小组赶来，在美、蒋代表的袒护下，第5师逃脱了被我全歼的命运。
5月中旬，国民党军从热河抽调了三个师增援东北，我冀热辽军区于5月12日发起了辽西、热东破击战。至5月19日，在辽西，炸毁了北宁路山海关至锦州段的大部桥梁，占领了若干车站和据点，使北宁路交通一度中断；在热东，我控制了赤峰至叶柏寿间铁路260里，歼灭了敌第13军第45师第162团全部及炮兵营大部，迟滞了国民党军向东北增援，配合了东北我军的自卫作战。
敌我蚕食和反蚕食斗争的重点是冀中地区。由于冀中解放区位于华北各战略要点的中心，紧靠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大城市及平津、津浦、平汉、正太四大铁路干线，直接威胁着敌人华北的指挥中心和运输动脉。因此，冀中解放区是国民党军对我实行蚕食的重点。国民党军为占领华北，确保和扩张其占领区，首先对冀中解放区的周边地带展开了频繁的蚕食进犯。停战令生效后，4月15日，保定敌伪军向我唐河以西、漕河以南地区侵扰，强占我村镇十余处。5月下旬，石家庄敌伪军对石家庄、滦城间广大地区发动了蚕食进攻。
5月下旬，国民党军第16军、第94军、第92军各一部近万人，向我冀中解放区又一次发起进攻。进攻之敌分作两路，一路向永定河以北进犯，遭我坚决阻击后，不敢贸然前进；另一路约5000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津西重镇胜芳进攻。我军经9昼夜英勇作战，歼敌1500余人，将敌击退，取得了胜芳保卫战的胜利。聂荣臻为此专门写了《胜芳保卫战的经验总结》。自4月初5月底，我冀中军民对敌作战70余次，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蚕食进攻。
利用停战机会，蒋介石一方面进行“关外大打，关内小打”，不断向我解放区进攻；另一方面，他又积极为发动全面内战作准备。4月9日，蒋介石秘密接见美国记者说，他已经做好了打的准备，并说：“现在只看美国的态度如何了。”5月2日，蒋介石到河南新乡视察，在那里，他对郑州绥署所属各部队长官发表了讲话。他说：“你们大多数部队驻扎着陇海路上，与共产党相距很近，你们如果是有志气有血性的现代爱国军人，必定要提高志气，雪耻自强，扫荡反动派共产党，捍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14)为此，蒋介石在命令熊式辉、杜聿明等人在东北大打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关内的调兵遣将，把军队、武器弹药运送往内战前线，建立各种军事设施，调整指挥机构，制定作战计划等，到6月份，蒋介石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基本完成了，他要大打了。6月10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今天以前我是主张政治解决的，可现在我必须放弃政治解决了，已经给他们（指共产党）15天的反省期限。我在北伐时决定三年解决统一问题，结果不到三年便告统一。请同志们再次相信，我决于一年内完成军事，两年内恢复经济。”(15)6月17日，蒋介石又蛮横无理地向中国共产党提出5项要求：即要我军退出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胶济全线、承德和承德以南的一切地区，冀东沿海、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1946年6月7日以后我从山东、山西两省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蒋介石并声称，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退出这些地区，才能考虑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当然不同意这些无理要求，于6月21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等四项建议，并在此基础上继续谈判。蒋介石对此不加理睬，关起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于6月26日，以30万大军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揭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
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但和平之光在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的轰轰炮火声中完全消失了。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2) 《停战谈判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 转引自《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5) 《新华日报》1946年1月14日。
(6) 转引自荣孟源：《蒋家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7)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6年11月26日。
(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9)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10)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11) 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12) 《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551～552页。
(13) 《国共谈判文献资料选编》。
(14) 参见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
(15) 参见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