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礼服规制的平等精神和欧洲的科学文明

礼服表现为善的特质，它的社会伦理和集团性是显而易见的。“礼”是社会生活中由于风俗习惯而形成的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仪规，即所谓约定俗成，它是伦理社会化、集团化的具体表现。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释“礼”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可见“礼”与古时人们日常生活中充满着对神的至尊而履行宗教仪式有关，重要的是这些崇神仪式都是为了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而违反了这种约定就有触犯神灵之嫌，其后果可能就会遭到神的惩罚。因此，礼服的实效价值不在物质上，而在精神上，这是人类商礼文明普世价值的所在。今天看来这种古老的文明，已经被集团化制约的人的行为规范所取代，相对古人而言，它似乎变得更加世俗和自私了。礼服语言格式似乎变得越来越单一稳定，但它很重要，这让现代人免除了当初英国使臣玛格尔尼面见乾隆帝时，是行单膝跪拜礼还是行九叩跪拜首礼而烦恼。如此解释礼服的意义和趋势是要提醒人们，穿在人身上的服装更多的不是为所欲为，我行我素，它还有一个更普遍的内涵，就是表现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和行为约束，那么社交中就应该有一个相对被公认的服装规制，这不仅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还是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现代时尚充满着矛盾，一方面人们接受时装无国界的观点，另一方面人们又极力追求时装个性。前者是讲趋同，后者是讲不同，但是，持两种观点的人都忽视了它的辩证性，客观上这两种观点应该有机地结合起来。趋同是绝对的，不同是相对的，不同总是在趋同的前提下人们才能认可。前者是道德意志（善），后者是创新精神（美），个性创造是要有社会基础的，否则它就没有生命力。也就是说，创造力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它是在规则的制约下展开创造的，只强调创造而无视规则，定会走向个性的极端化，就会被社会抛弃。仅用“艺术服装设计”是解释不通的。反过来，趋同又是由个性（不同）关系构成的，个性是趋同的社会细胞，国际服总是在某个特定（民族）服装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了解国际服装的格式语言是我国服装界亟待解决的问题^[4]，而礼服的格式语言又是整个服装语言的核心。

值得研究的是，礼服的格式语言，在国际主流社交中为什么偏偏接受欧洲的近代文明^[5]，也就是说，趋同是以欧洲为中心放射开来。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现代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古希腊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基石之上^[6]，换言之，是崇尚科学的实证哲学，造就了后来以英国为发端的欧洲工业文明，同时，也助长了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向世界范围进行文化、经济和军事扩张及殖民统治。我们抛开它的文化侵略因素，因为世界各国不会也不可能接受文化侵略。相反，恰恰是那些没有被殖民化的国家较早地接受了欧洲工业文明，重要的是国家的开放和维新的政府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美国和日本，它们较早地接受了欧洲的实证科学和工业文明。被动接受和主动学习其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后者是具有创造性的。因此，礼服的国际惯例发源于欧洲，但没有美国和日本的加入是不完备的，国际化也会大打折扣。然而，现代礼服格式语言的实证科学基础没有改变，这一点成为礼服趋同的重要保证。欧洲礼服形制的每个细节几乎都和功用有着密切的联系，当表现礼仪的样式和功能发生矛盾时，总是被功能战胜，可以说欧洲礼服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实证科学史。例如，燕尾服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为征战骑马的方便，选择了无前摆大衣或将大衣前摆去掉而成为燕尾状。到美国人手里则将燕尾全部砍掉成为塔士多礼服，这是一次纯粹的礼服（功能）革命。还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物资的极度匮乏，在使用布料上变得惜物如金，在设计上简约但极其有效，因此当代礼服的经典，西服套装（Suit）、黑色套装（Dark Suit）、巴尔玛外套（Balmacan）、堑壕外套（Trench Coat）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定型而成为绅士礼服永恒的时尚。这一切一定发生在欧洲，这要得益于它的“人本主义”传统和近代工业文明。

由此，我们得到对礼服惯例的新认识。创造力（美）不能无视社会的道德准则（善）；道德准则的形成是以科学（真）为基础的。引入对礼服格式语言的解释，即时装的创新是要依据服装规则进行的；服装规则（惯例）的确立应在生活实践中反复实证。因此，这里虽以欧洲服装文明介绍礼服的格式语言，但它科学的内核却是属于全人类的。值得指出的是它和地域性礼服并不产生矛盾。国际性礼服和地域性礼服可以和平共处，因为科学意识又受地域自然环境和区域文化的影响；惯例是尊重民族习惯的，惯例不是法律。因此，诺贝尔章程规定男士要穿着燕尾服或民族盛装赴会。这也是“礼服惯例”能够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平等精神”，即绅士着装规则（The Dress Code）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