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礼服的TPO原则是怎样炼成的
时间、地点、场合TPO原则（Time、Place、Occasion）是将何时、何地、何目的的着装明确地表示、规定方向的目的性，其中“明确”、“规定方向”这些极为确切的用语，显然对礼服更有指导意义，更准确地说这是针对男权社会提出来的社交行为准则（包括装扮行为和设计行为）。对这一点我们认识不足，通常是对TPO持各自的主观理解，甚至出现“TPO就是白天穿白天的衣服，晚上穿晚上的衣服”这类笼统和无任何意义的解释。因此，探究TPO的历史根源和作用，不仅对TPO原则本身的认识有帮助，而且便于掌握礼服的格式语言。
2.4.1 从绅士着装规则到TPO原则
最早提出TPO原则的并非是现代礼服规制源发的欧美国家，而出现在当时并不发达的日本[7]。该原则是1963年，由日本的MFU即日本男装协会（Japan Men’s Fashion Unity）作为该年度的流行主题提出的“TPO国民计划”，旨在日本公众的头脑中尽快树立起最基本的现代男装的国际规范和标准（男装の定番），以提高国民整体国际素质。这不仅给当时日本国内服装市场的细分化趋势提供了指导，同时也为迎接1964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做准备，让国民在国际各界人士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TPO原则不仅在日本国内迅速推广普及，始料未及的收获是也被国际时装界所接受，并成为国际社交的基本着装准则。事实上这个“TPO国民计划”并不是空穴来风的一时冲动，而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早在明治维新时期，除了推翻德川幕府还政于天皇的政治改革之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其核心是全面实现西方的工业化，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在步骤上有计划地从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聘请学者、政治家和其他领域的顾问，并大力提倡去西方工业国家留学，实行强化科技训练计划。服制改革从政府官员到社会精英、实业家全盘引入英国贵族式的服装规制成为日本上层社会的共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与工业化同步系统引进绅士着装规则（The Dress Code）的社交制度，为了便于其在国民中推行，将“Dress”（内涵有特定集团约定的着装规则）建设成日本国民都可以理解的TPO原则（有特定时间、地点、场合约定的着装）而成为非西方国家的西方成功案例。今天我国从综合国力到开放的程度比1963年的日本要好，2008年也举行了北京奥运会，但无论是民间组织，还是行业组织，以至官方，对于在世界面前如何树立中国国民的着装形象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更没有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行动。男装礼服TPO原则及其知识架构究竟有多重要？一个社会秩序的建成，取决于上层社会的秩序设计，因为中、下层会一层一层地效仿，顶层服装规范便是整个社会秩序示范的风向标。
社会角色的分工决定了男女装的社会功能。男性为理性职业居多，女性以感性职业居多，故在礼仪规范和形制上男装具有隐秘性和规定性。因此，在国际服装界礼服的格式语言更多的是指男装，对女装基本没有约束力。这就是为什么在正式场合里男士礼服显得整齐划一，女士礼服丰富多彩的原因。这也表现在称谓上男装更确切、具体，女装则笼统、模糊。如“晚礼服”只用于女装称谓，而男装的晚礼服根据TPO原则有不同等级界定，像燕尾服、塔士多礼服、梅斯礼服、装饰塔士多礼服等所表示的社交取向有很大不同，而女装几乎可以一以贯之。因此，TPO原则针对男装礼服要把握两个要点：一是T、P、O各因素之间是关联的、配合的，T起决定性作用；二是TPO语言是具体的、确定的和有可操作性的。
2.4.2 礼服时间的界定与风格取向
礼服具有传递时间信息的功能，这是由于现代礼服沿袭贵族时代不同时间换不同的装束，以此规范不同时间行为的习惯而来。19世纪以前的欧洲诸国贵族，就有早、中、晚换装两到三次的习惯，而且地位和等级越高换装越严格，也越频繁。崇尚优雅和传统习俗是礼服存在的文化价值，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规范人的日间和晚间的社交行为，因为日间主要以公务、商务社交为主，晚间主要以娱乐宴会社交为主，这样不同时间礼服的加入及其所具有的时间符号的指引，以规避不合时宜的行为与话题。所以换装一直以来成为主流社交的惯例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国际主流社会的社交中通过礼服去判断时间和社交主题是很有效的。礼服的时间界定是以夜幕降临的时刻为准，大约在18时。18时之前为日间礼服（Formal Day Wear），18时之后为晚间礼服（Formal Evening Wear）。具体到某个国家时间界定有所不同。在日本是将18时作为礼服时间上的界限，如燕尾服和塔士多礼服一定是在18时之后穿的。在欧美诸国以17～18时，即掌灯时分作为礼服时间上的限定，比前者增加了灵活的因素，这也是趋势。因此了解礼服时间变通的方法是必要的。如在下午到傍晚的聚会上，可以提早穿上晚间礼服，诺贝尔颁奖仪式中男士着燕尾服出席，但仪式并未在晚间举行，其中的玄机就是下午颁奖仪式后要举行盛大晚宴。因此在社交界就形成了“就高不就低，就晚不就早”的潜规则。礼服时间除了它的微观概念，还包括它的宏观概念，即它的季节性，如白色塔士多礼服和梅斯礼服多用于夏季晚间礼服，卡玛绉饰带的搭配也被视为夏季晚礼服风格，但这不能作为严格的季节限制，必须结合地点（P）和场合（O）的综合考虑，如婚礼中的新郎有时也用白色区别于来宾普遍适用的黑色礼服。时间还对礼服的形制有所影响，日间礼服适应白天以严肃的仪式居多；晚间礼服适应以晚宴、娱乐为主。不同时间礼服造型和配饰的不同，还有关键的一点就是照明问题。在阳光、自然光与灯光照射下对礼服的材质和对饰品的要求不同，这是燕尾服、塔士多礼服采用缎面驳领，而晨礼服采用素面驳领；蓝宝石饰品更适合晚间，珍珠饰品多用于日间的原因所在。总之晚礼服追求华丽，日间礼服崇尚朴素，时间便是决定因素。
2.4.3 礼服级别的机制与走势
礼服的时间确定在男装中并不能指导准确的选择，如晚礼服、日间礼服仍不能确定是哪种礼服，它还必须结合级别的因素才能准确地把握。级别是根据地点（P）和场合（O）确定的，是以礼仪正式的程度、社交场合所处地理位置、环境气氛以及宾客的构成所决定的。礼服分第一礼服、正式礼服和标准礼服三个级别。对于礼服级别的理解，首先要明确的是，级别并非阶级性、等级性。它本身不具有社会地位高低的概念，社会中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选择礼服是自由的，不存在礼服这个阶层可以穿，那个阶层不可以穿的规定，这也是礼服国际惯例“平等精神”的体现。当今随着专制社会的消亡，人治社会逐渐被法治社会所取代，人无贫富和等级之分，无论贫富，人格都应该得到尊重，这越来越成为国际交往的普世价值。那么，礼服为什么会有级别性？这里有两点重要原因：一是识别作用。礼服的级别一定是通过格式符号加以识别，即什么样的场合、规格都有相应的礼服形制，这样就可以避免着装失误而处于尴尬境地。男装礼服的级别表达，表现出细分化和专属性特点，每一种级别的礼服都用专用名词涵盖级别的表达方法，如都表示晚礼服的燕尾服和塔士多礼服不仅在等级上有明显界定，在构成要素和搭配方式上也有各自的套路。因此，简单地把“时间”和“级别”组成一个礼服的词汇仍会产生误导，如“正式晚礼服”的级别和时间都给了，但仍不能确定是哪种晚礼服，因为根据级别要求燕尾服和塔士多礼服都可以理解成“正式晚礼服”，但根据细分化要求前者高于后者，而且后者除准塔士多外，还分化出梅斯、装饰塔士多等若干适合不同场合、风格的塔士多礼服。因此，男装礼服的惯例规定，采用礼服的专用名词更易识别它们的级别性。最为典型的是，在接受重要的邀请时，请柬上注明诸如“In White Tie”（系白色领结意为穿燕尾服前往，表现正式的最高级）、“In Black Tie”（系黑色领结意为穿塔士多礼服前往，表示正式级）、“No Dress”（意为请着便装，属于礼服之外的特定装束，即非礼服级）。如果缺乏对礼服等级符号的识别，凭空想象，主观臆断往往会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甚至被劝阻。二是规范行为作用。穿上燕尾服和穿上西服这对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是同一种感觉。可见礼服的级别越高对人行为的约束性越强，这是礼服等级的基本功能。礼服级别规范行为的作用还表现在礼服自身。礼服的级别越高，自身的组合要素和形式构成的程式化越强。如“请系白色领结”这本身就决定了燕尾服的领结是唯一性的，也暗示着它的组成因素是程式化的，包括应用的面料、款式、色彩、加工手法、上下内外衣组合形式、配饰的选择与搭配的方式等。同属晚礼服的塔士多礼服以系黑色领结为标准，由于级别低于燕尾服而组成的因素和手法就灵活得多，如美式风格、英式风格、法式风格等。而黑色套装几乎成为全天候的礼服，级别也就降为准礼服，适用的范围也更加广泛。这也预示着，在现代休闲化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占据更多生活空间的今天，礼服的级别更加淡化，通用性、综合性、变通性的黑色套装（Dark Suit）会升格为正式礼服恐怕只是个时间问题。
2.4.4 礼服趋同性的时尚把握
就TPO原则指导下的礼服而言，尽管它有相当的稳定性，但把礼服视为一成不变的，无论对使用者还是对设计者都是不明智的。礼服也是伴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只是它相对女装表现出明显的秩序性和传承性，并一定跟礼仪的改变有关：一方面礼仪根据社会的文明进程本身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礼仪变化越来越表现出“趋同性”，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礼服随着便捷、迅速的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这种趋同性一定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如果在现今的社交场合中出现维多利亚时代的礼服那将是滑稽可笑的，而各行其是没有捕捉到时尚的脉搏最终也会与时代格格不入。今天穿着燕尾服的人也仅限于特定的典礼、大型古典乐队的艺术家、古典交际舞中，在婚礼和结婚照中还偶尔见到，如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就会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因此，此类礼服通常被视为公式化服装或作为设计元素使用。就是在可以使用燕尾服的场合，也能够反映出拥有者对其时尚性把控的修养和智慧。晨礼服的命运也是如此。这说明现代简化的礼节和全球化交往更需要简洁通用的礼服语言。因此，原属半正式晚礼服的塔士多礼服和全天候通用的黑色套装已成为现代男装礼服的主流，“趋同性”成为礼服的大趋势。这并不说明礼服缺少时尚性，往往是原系便装发展成今天的礼服，这已成为礼服发展的普遍规律，其中背后的推手就是“实用”，这种历史更迭的驱动力几乎在所有的礼服中都有同样的表现。
再以晨礼服为例，在产生之初，它是弗瑞克礼服大衣的简略型。礼服大衣盛行于18世纪末，进入19世纪后，当绅士们不坐马车（交通工具的进步）而更多骑马时，礼服大衣前身双门襟显得十分碍事，在1830年一种散步服的加入，这可说是当时以单排扣为特点的休闲服。于是简化前门襟的设计，将其变成单门襟，衣长也有所减短。1838年将其作为外出服使用，1860年称其为短外套，1870年则正式定名为晨服。进入20世纪后，晨服上升为正式日间礼服，这就是今天晨礼服的由来（图2-5）。然而这时弗瑞克外套并未消失，而是和晨礼服并行，成为当时弗瑞克外套表示传统风格的日间礼服，晨礼服则暗示现代时尚和未来风格的日间礼服，这种充满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实用博弈的礼服格局，就是在当时中国的上层社会和精英也以此粉墨登场打造了一幕时代的正剧（图2-6）。这种有关绅士着装密码（The Dress Code）重大的“中国史证”却被我们忽视了。可见中国的“时尚史”清末民初是个不可超越的重要节点。从上述晨礼服的演变看，都是从原属便装变成后来的礼服，在今天塔士多取代燕尾服的情形中重演着历史的那一幕，越来越多地被男人社会所接受。可见趋同性的礼服国际惯例，能否表现时尚的关键取决于它是否更加实用和方便。
图2-5 从福瑞克到晨礼服的前赴后继，散步服（实用）是推手
图2-6 20世纪初中国的上层社会和精英们与西方同样出现了弗瑞克和晨礼服同场竞技的时尚奇观，最终晨礼服良好的功能把弗瑞克送入了历史
2.4.5 礼服地域性的文化契合
惯例不是法律，它只有指导性，没有指令性，惯例通常是大多数人的道德准则，它虽然不是强制性的，而一旦有失惯例或违反惯例，也会遭到冷落甚至指责。因此，无视礼服惯例的存在，在当今社会是不明智的，重要的是要掌握将地域性因素融入到惯例中的变通方法，这就是将国际惯例本土化的过程。这在历史上和今天都有可借鉴的成功例子。号称产生现代礼服惯例的英国与无过多历史可言的美国相比，英国文化始终支配着美国。然而，强烈的美国民族意识（冒险精神），又要极力摆脱英国传统的束缚，同时，它又不希望放弃给美国带来巨大实惠的这种文明，那么这个结合点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为我所用，变礼俗为功用，这就形成了超越英国文明的美国文化。因此，当今社交秩序所形成的形态与格局的服装生态基本上是沿着发端于英国发迹美国的路线展开的，仅以塔士多礼服为例，众所周知，塔士多礼服产生于19世纪美国纽约北部的塔士多公园，这是当时美国贵族的一个社区，由于到塔士多公园游玩的绅士们穿的燕尾服（欧洲传统）尾部出现了皱褶，使得来这里聚会的年轻绅士们产生了将燕尾去掉的冲动，这种实用主义动机正是因为美国没有沉重的历史和文化包袱，而战胜了英国传统的礼制，奠定了塔士多礼服诞生的基础，并在全美迅速推广。让美国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一小小的礼服革命动摇了欧洲近一个世纪的燕尾服传统，并影响国际社会直至今天。相似的事情也在英国发生了，不同的是英国人并不想以此取代燕尾服的传统而派生出与塔士多相似的考乌兹套装（后来的英式塔士多礼服）。维多利亚女王一到夏季就到英国南端的怀特岛避暑，在休养地，她提出穿无燕尾的礼服出席聚会的主意。这种礼服后来在围绕怀特岛的考乌兹地区盛行，最终在全英不断地被上流社会所推崇，不过它只限在夏季的休闲场合使用，这就是今天塔士多礼服有季节的区分和低于燕尾服级别的礼服的历史依据。考乌兹的英国格调又和来自美国的塔士多旋风相结合而形成历史上的英国型塔士多礼服而被固定下来，这就是现在所称的塔士多礼服的两大风格，即美国型的塔士多采用青果领设计，这是美国人大胆借鉴了当时在欧美都流行的晚宴休息室中吸烟服的青果领，它后来与卡玛绉饰带组合取代了背心，十足地表现出美国人的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使塔士多的影响力和作为主流晚礼服的地位至今还没有动摇的迹象[8]。英国型塔士多礼服基本代表了欧洲贵族的风格，它最终放弃吸烟服的青果领是因为它作为吸烟服的标志不能登大雅之堂，而采用戗驳领与背心的组合，其根源是要让它保持燕尾服某些高贵的传统。无论是美国型塔士多还是英国型塔士多，它们都来源于一个祖先——燕尾服，但它们又没有丧失个性，由此不难理解国际惯例和地域性的关系。
当然，如上所述，英美国家的服装由于同属一种历史、文化传统而沿袭下来，现今又在服装的国际大环境、大潮流影响下，自然会彼此相互作用，并呈现更为多彩的局面，这就是英美两派礼服可以融合又可以独立的地域文化作用的结果，并使其成为国际通用的礼服语言。
对于礼服惯例非发源地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引进、借鉴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各国的民族传统、生活习惯、地理环境等因素，也必须融入地域文化，以避免其生根时水土不服，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日本是采用礼服国际惯例早且规范的亚洲国家，并在它的影响下紧随其后的是韩国和新加坡。事实上它们都经历了类似明治维新式的学习西方文明的社会变革。最具有标志性的就是日本在保持大和服饰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日本特有的国际化礼服规范。以塔士多礼服为例，除全盘接受英美风格外，在使用上强调日本习惯。日本是在18时以后穿，而欧美诸国则在17～18时的掌灯时分灵活掌握。因为欧美正统古典音乐会或宴会的举行时间是在20时之后。因此下班之后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换装，多以塔士多礼服前往，这说明他们更注重夜生活，而在日本等亚洲国家，音乐会、宴会多在18～19时举行，下班之后已难以改变装束，因此即使是在正式的古典音乐会上也很难见到盛装的夜礼服，而多以黑色套装替代，这说明亚洲人的生活习惯更注重日间活动。晨礼服在日本受重视的程度要远大于欧美国家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日本新首相在就职仪式上均要穿晨礼服，这在欧美国家早已成为历史，而在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现在这个传统始终没有改变，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日本特有的文化。事实上这是一种“文化契合”，就像佛教传到中国与中国本土文化契合得天衣无缝一样。在民间，晨礼服也被日本化了，日本人穿晨礼服或简晨服（董事套装）时，其配穿的背心V字领口带有白色包边，可以自行装卸，仅在祝贺喜庆场合佩戴，而非喜庆场合必须解下来，不过这种习惯也源于英国，只是在形制上日本化了，这和日本人“一服多用”勤俭的传统不无关系，这一点可以说是日本人的发明，这已成为日本地域性的典范，但它又是由国际惯例演变而来的。因此，礼服的TPO原则是有地域性的，引入礼服惯例需要本土化改造，为我所用，由此体现出国际惯例的尊重民族习惯和个性平等精神。
在我国和阿拉伯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基本是部分接受男装国际惯例，礼服未被广泛接受。各国采取的办法是采用与国际惯例同级别的传统礼服。如我国领导人参加邀请国元首的正式宴请，如果主人穿塔士多礼服（或燕尾服），而我国领导人没有穿塔士多礼服的习惯，但也不能穿黑色套装，因为塔士多礼服和黑色套装在礼服中不在同一等级上，这样就有主宾不平等之嫌。因此，我国领导人穿黑色（或深蓝色）中山装是最合适的，这也是我国国际交往中应对礼服国际惯例尊重地域性的社交智慧。
总之，在把握礼服TPO原则的基础上，不能忽视礼服的地域性。由此提醒我们，在引入现代礼服国际惯例时，要循序渐进，切忌生搬硬套。同时，在建立我国礼服规制的初期，要考虑实际国情，既要提高国民的国际化着装素养，又要考虑国民经济的现实水平和文化的接受度。
[1] 燕尾服是从将军的骑马外套演变而来的第一晚礼服；晨礼服是从散步服到乘马外套演变到今天的日间第一礼服；塔士多是从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吸烟服演变成为今天的正式晚礼服……
[2] 在美国以《布鲁克斯兄弟》杂志和专卖店作为正统男装的标志。这一对传统的发展，丰富了以欧洲为核心的男装语言，又渗透了美国常春藤文化，而成为具有国际性现代绅士的标签。
[3] 人民制服和军服当时在形制上几乎相同，只是在面料上有所区别。后者以国防绿为面料颜色。
[4] 我国现实的民族服饰架构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开放的深入和国际化的进程，需要引进和建立国际化服装规制的架构，并进行本土化，这是时代的必然选择。
[5] 现代礼服格局均是19世纪末定型的，而主要来自工业文明最早的英国。
[6] 当今世界通行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设计，包括建筑、环境、产品、纺织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发展和延伸。
[7] 日本提出男装的TPO原则，事实上是伴随着日本的幕府政治、明治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和现代日本崛起的痛苦过程形成的日本化的礼服国际惯例理论系统。因此，我们说如果没有日本对现代男装格式语言加以总结，礼服惯例是不完备的。TPO原则又被欧美为主导的国际社会所接受。
[8] 类似的服装革命在美国还有一次，就是牛仔裤的旋风，把世界范围的时装格局引进了一个休闲化、运动化的时代，加重了纽约时装中心的砝码。今天看来这个时代与其说是快要结束，不如说是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