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时装简史
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前）
中式裁缝与西式裁缝
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和当时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方一样，大部分人的服装都是在裁缝店制作的，而不是从商店买现成的。在旧中国，裁缝有两个派系——“本帮”与“红帮”。
“本帮”裁缝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裁缝，主要制作当时盛行的传统服饰——马褂与旗袍。
当清朝政府打开国门，向西方国家开放几座沿海口岸城市后，很多海外商人移居到上海、天津和广州这些城市。其中一部分海外商人从事裁缝生意。他们雇用中国本地人做学徒或者雇工，并教授他们西式服装的裁剪技术。而一些中国裁缝则通过帮外国人修补西装，间接地学会了西服的制作工艺。这些从事西式服装剪裁生意的人，就是日后在中国被称为“红帮”的裁缝。关于“红”字的意义，一个比较流行的解释是，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西方人有着白皮肤和红头发，因此“红”字就代表了外国人。
传统中式服装裁缝与西式服装裁缝的主要区别在于裁剪方法与技术。例如，裁剪方面的术语如“省道”、“分割线”等概念是由移居到中国的外国裁缝最早带入中国的。当时的本帮裁缝做衣服就是直接在一块布料上剪个洞作领口，剪两个口作袖口，这就算是做了一件衣服。尽管缺乏先进的裁剪技术，但是中式裁缝在手工艺上却独有特点。传统中式旗袍的“镶边”、“滚边”工艺以及领口、袖口、下摆及大身处精致的刺绣工艺，即使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也令人赞叹不已。
总的来说，大批从西方涌入的移民为中国裁缝带来了先进的西方裁剪技术，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式服装的裁剪方法。传统的中式旗袍从旗人骑马时穿的直线型褂袍演变成合体的现代旗袍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旗袍最早来源于满族人的服装。这种服装起初是没有省道也没有分割线的。根据中国第一家时装公司上海鸿翔时装公司创始人之子金泰钧先生所说，当中式裁缝从西方裁缝那里学习了先进的裁剪技术后，他们了解到省道可以解决臀围与腰围间量的差异问题，将这个差异量收起就可以让衣服变得更加合体。这就是新式旗袍的一个重要演变步骤。
西式服装的流行
新中国成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除了来自海外的商人，也有许多去海外留学或者工作的年轻人带回西方的生活习惯，从而影响了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更多的年轻人放弃原来的长袍马褂而改穿西式服装。
1911年的辛亥革命最终摧毁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转变也将西式服装文化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中。同时，西式服装作为区别于旧政府的标志之一，在这一阶段更加普及。
不久以后，西服的流行遭到了传统纺织制造商的反对。西服用的大多是毛纺面料，而传统中式服装用的大多是丝绸或者棉布。西服的流行大大影响了传统纺织制造商的生意。新的民国政府应该采用怎样的服装款式以区别于旧政府，但又不影响传统纺织行业的生意，这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最终，1912年10月民国政府正式宣布，“民国政府正式着装要求”是男装为燕尾服和/或中式马褂；建议女士穿着及膝长袍下配褶裙。（王东霞2003:92）
服装中心的形成及中国最早的一批时装设计师：上海及上海的设计师
女装裁缝的诞生
上海最早成为开放口岸，西方使馆和商人也较为集中，因而成为旧时中国的时尚中心。那时许多上海裁缝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使这些旧时代的裁缝从西方商人那里学到了先进的裁剪技术，也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而当时上海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也深受好莱坞电影、英文时装杂志、社交舞会和其他西方生活方式所影响。
西装的繁荣在更大程度上刺激了红帮裁缝的成长。对于本帮裁缝来说，做男装和女装在裁剪工艺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当这些裁缝从本帮转向红帮时，他们发现女装与男装的裁剪技术大相径庭。原因是西式裁剪很讲究服装的合体性，而男性与女性的体型截然不同。因此，从红帮裁缝中又分支出“红帮女装”。红帮女装裁缝主要做女装，包括女式西服套装、裙子和礼服；而红帮裁缝则主要做男式西服。
根据上海档案馆保留的资料，在中国第一个学习女式西服裁剪方法的人叫赵春兰。他被认为是“中国时装之父”。赵春兰1820年出生于一个上海裁缝之家，孩童时就被送到教会做侍奉工作。1848年，他随同一个牧师去了美国，在那里学习西式女装的裁剪技术。回国后，他又把裁剪技术传授给他的中国徒弟。
随着女装生意越来越红火，红帮女装裁缝逐步将生意从定制扩展到成衣领域，并在不同的商业街开了连锁店，同时把店铺的名字从“裁缝店”改为“时装店”。“鸿翔”就是当时被公认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时装品牌之一，也是了解中国第一批时装公司的最佳案例。
鸿翔：中国第一家有影响力的时装公司
鸿翔是1917年由金鸿翔和金义翔两兄弟在上海创立的，也是中国最早用“时装”命名的服装公司。根据其后人即创立者之一金义翔先生的儿子金泰钧所言，中文中“时装”这个词最早是由其父辈的一位文化友人启用的，意为“符合时代的服装”。
在人员配置方面，鸿翔公司学习了当时西方时装公司的做法，设立了设计师、试衣模特及橱窗陈列师这几个职位。根据金泰钧先生所言，这三个职位当时都由来自上海犹太难民营的犹太人担任。
另外，金氏兄弟也很擅长利用名人效应来推广自己的产品。每逢一些电影明星或者名人的生日，兄弟俩总会制作一些精美的礼服赠送给名人作为生日礼物。其中最著名的事例，莫过于他们在1947年向当时的英国公主伊丽莎白（即现在的伊丽莎白女王）赠送了一套传统的中式红色婚礼服。礼服上装是件小红袄，下配百褶长裙，用金线绣上中国人传统观念里象征皇后的图腾——凤凰。礼服包装在一个贵重的红漆木盒里，由弟弟金义翔及其子金泰钧通过当时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转送给公主。不久以后，鸿翔公司收到了公主亲笔写的一封感谢信。鸿翔公司随后复制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礼服，将它与英国公主的感谢信一同展示在店铺的橱窗里。这一新闻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凭借潮流的设计、精湛的工艺以及先进的管理方式，鸿翔公司吸引了当时众多如电影明星、官员夫人及富商等社会名流。鸿翔的名字时常出现于当时的流行小说、电影及报纸里。
不仅如此，鸿翔也是当时上海时装业的重要领导者。首批上海甲等时装公司由当时上海最好的八家时装公司组成，鸿翔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而另外七家公司的老板在创立自己的公司之前，都曾经是鸿翔公司的学徒工。在当时的上海，只有拥有一流的服务、精湛的技艺并且在市场上具有影响力及良好口碑的公司才可得到“甲等”称号。这些甲等公司的商铺均处于上海南京东路这样的一级商业地段。根据当时的政府规定，也只有甲等时装公司才有资格在南京东路这样的主流商业街道开设商铺。这八家甲等时装公司还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他们定期聚会，调研商讨时尚潮流，可以说是一个引领当时全国时尚潮流的聚会。
1928年，兄长金鸿翔在朋友和政府的支持下，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时装行业协会。协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协助政府贯彻执行相关政策、做市场调研、从会员公司收集对政府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协调劳资纠纷或者公司之间的问题等（根据上海档案中心档案Q243-4-1）。新中国成立后，此协会也随之解散。
鸿翔公司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时装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公司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鸿翔公司被收购为国有企业。之后金家唯一还在服装行业工作的只有创始人金义翔之子金泰钧先生。泰钧先生也是新中国最早一批服装设计教育专家，是中国时装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之一。
金泰钧：中国最早的“时装”设计师
1930年，当时金泰钧13岁，刚从上海一所名校初中毕业后就进入父亲的公司工作。在公司的头几年，泰钧从学徒做起，跟随老师傅和父亲学习服装打板和制作工艺。随后几年，又向公司里的犹太裔设计师学习服装设计和绘画。
当被问及当时是如何具体做设计工作时，泰钧先生回答说和当时西方设计师的工作方式差不多。为了产品的设计能与时共进，公司订购了英文版的服装杂志Vogue和Harper’s Bazaar，还从海外购买大量的纸样（pattern）。好莱坞电影是当时鸿翔公司服装设计的另一灵感来源。金先生常常去电影院看最新的好莱坞影片，研究戏中女主角的着装。他常常提前到电影院找个角落坐下，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观察来往人群的衣着，以便掌握人们日常着装的动态。
做设计时，泰钧先生先画出设计稿，然后利用立体裁剪和平面裁剪的方式裁剪面料。“纸样裁好后，我都要放在人台上仔细观察，以确保比例适中、造型漂亮。”他说，“检查时要和人台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很容易忽略服装的整体造型和比例。设计是创造力、艺术、裁剪技术和工艺的结合，这一点很重要。我很难相信一个不懂裁剪的人可以成为优秀的设计师。”金先生来自一个裁缝背景的家庭，同时又是中国最早一批服装设计教育专家之一，他很反感设计师将艺术当做服装设计的全部。
与鸿翔同时代的时装公司除了八家甲等服装公司之外，较有名的还有一家由犹太人创立的“朋街”时装公司。这家公司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被收为国有。另外还有一家“云裳”，由三位当时上海滩有名的社交名媛创立。
总之，“时装”这一诞生于西方的产物曾经在旧中国繁荣一时。随着中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时装的命运也随之改变。
1949～1970年：“时装”禁期
“制服”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开始对历史遗留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凡像鸿翔一样在新中国成立前创立的私营企业，在此阶段大多被收为国有或者并入国有企业，中国经济市场进入一个完全由政府主导控制的时代。
由于物资短缺，政府于1955年正式推出了“票券”制。根据该政策，政府根据家庭人口数量及状况定期定量发放布券、肉券、粮票等。人们只有凭这些票券才可以购买日常必需品。票券制实行了30余年，于1993年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一系列持续的政治及经济改革以及客观上存在的物质匮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价值观，人们的日常穿着也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意义。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装”及“列宁装”成为当时最普遍的着装。
毛泽东主席成为新中国领袖后，红帮裁缝田家桐受政府委托为毛主席定制服装。田师傅以中山装为基础，为毛主席制作了一套更符合其高大身材及国家领袖形象的新制服。他加宽了领部，将领角从圆形改成方形，同时加大了整个衣服的尺寸。又根据毛主席的要求，在右上口袋加了插笔孔，以象征中国人视教育为传统美德的思想。
由于当时中国与苏联的特殊关系，苏联领导人列宁所穿的“列宁装”也成为一种流行着装。列宁装与中山装很相似，只是增加了双排扣及腰带。直到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前，中国许多人都穿“列宁装”。
20世纪50年代末，战争的阴影及各类政治经济运动的影响逐渐淡化。根据上海市档案馆珍藏的报纸及文件记述，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人们的日常着装已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根据档案记录，随着经济逐步恢复，1956年在中央及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上海举办了一届妇女儿童服装展览会。展会的目的是给妇女儿童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服装选择”，因为一直以来妇女儿童都穿着和男性几乎一样的“制服”，这“不符合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形象”（王东霞2003:175）。根据上海《新民晚报》1956年2月29日的报道，展会展示了由工艺美术家、服装设计师和高级技师所提供的600多套服装设计稿（朱叶，1956年2月29日，第2版）。其中250幅设计稿被选中制成女装，50幅被选中制成童装。女装包括日常装、假日装、晚装、运动装、孕妇装及工作服。也许为了体现工人阶级作为无产阶级先锋的形象，工作服成为展会主要展示的作品。
时至20世纪60年代，从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出人们的着装选择更加丰富了。西服又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女性可以穿长裙，发型也更加多样化。但是正当一切逐步走向正轨时，一场巨大的灾难笼罩了中国——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突然间，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人们的一切日常生活行为都被贴上了政治标签。“文化大革命”期间，无论是发型，还是衣服、裤子，都必须保留在“恰当”的长度。即便是裤口的宽度也必须尺寸“精确”。西服、布拉吉衬衫和长裙则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只有军绿色制服、深蓝色或灰色制服及毛主席装才是“正确”的着装。
时装公司及设计师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时装公司要么破产，要么改成服装加工厂，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因为出产的服装做工好、价格低廉，加上拥有丰富的劳动力，中国开始逐步成为服装出口大国。
外界普遍认为，1950～1980年中国是没有什么服装设计师的。其实，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也是有服装设计师这一职业的，比如有为舞台戏剧和电影电视设计制作服装的戏剧服装设计师，还有在服装技术研究所工作的服装设计师。本书前文中提到的金泰钧先生，在鸿翔公司被国有化后，加入上海第十五服装厂，专门负责对苏联的出口业务。几年后他被调到上海服装研究所工作，这是当时上海唯一可以接待外宾及经营出口业务的服装单位。此间，金先生曾设计了一些服装，放在研究所展示橱窗内供外宾参观。他也曾为全国性的服装展会设计过服装。
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服装设计师的日常工作可以从以下故事中窥得一斑：
根据在上海档案馆所查到的资料，由于当时的经济体制完全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无论劳动多少工资都一样，所以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并不高。当时政府的观点是不同的酬劳会导致贫富差异，而这不符合社会主义体制的精神。
在上海市档案馆发现的一篇上海服装集团1956年的《工作报告》，颇能反映当时服装设计师的工作状况。上海服装集团并购了当时上海大多数新中国成立前的私营服装企业并改制为工厂，属于至今仅存的几家大型国有服装企业之一。报告指出，经济体制转为计划经济后，设计师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积极了解市场动态，或者去服装工厂学习工艺，而是开始“闭门造车”。设计部是个形同虚设的部门。原材料及市场需求的匮乏、毫无竞争力的激励机制、受限的经济体制，这些都禁锢了设计师原本活跃的思想。
时尚回归日常舞台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22日结束）。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也是新中国正式步入改革开放的起点。1979年法国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应邀来到中国，同时带来了一场在当时极具象征意义的时装秀。这是中国政府首次邀请一位国际级时装设计大师来中国演出——标志着政府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当中国的大街小巷依然充满着军绿色和灰色调制服般的服装时，皮尔·卡丹先生所带来的时装犹如一阵春风吹入了人们的眼帘。人们对未来重新燃起希望。
改革开放时代：时装重返舞台
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全民经济建设充满艰辛，即使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在人们的生活中也许还遗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阴影。
经济改革一向与行业发展、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长期以来，在当时的中国有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否应该走市场经济道路？是否应该鼓励更多的私有企业发展、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当时许多人认为私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社会主义就应该是政府统筹的计划经济。20世纪80年代，国有经济是主导的经济形式，大部分行业依然归国有企业所有，经济流通完全依靠政府计划安排。
1992年初，当时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计划和市场不应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应当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于讨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段著名的讲话，为日后经济市场的开放扫除了人们的思想顾虑。1993年，中国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激发了更多的人投入经济改革的浪潮之中。现在中国许多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创立的。一批颇有前瞻性的时装设计师也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和公司。
中国的服装专业教育
1950～1960年，北京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组织了几次服装设计与工艺培训，学生大多来自服装加工厂。这些培训课程为日后中国开展全日制服装本科教育打下了基础。1980年该校开设了全日制三年服装设计专科课程，1982年增设了四年本科服装设计课程，可授予学士学位。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州丝绸工学院（现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浙江丝绸工学院（现浙江理工大学）、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以及上海的中国纺织大学（现东华大学）、西安的西北纺织工学院（现西安工程大学）均陆续开设了服装设计本科教育课程。
服装设计专业成立初期，被置于染织系下面。这是一个以纺织设计及工程为主的系级部门。后来在积累了更多生源及教育经验后，服装设计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级部门。
服装设计专业早期的师资主要来自于两类人：一类是艺术及工艺美术类的老师，他们主要教授服装绘画、纺织印花设计等偏向于艺术类的课程；还有一类则是裁缝或者工厂的技术型师傅，他们主要负责服装教育的技术部分。
在学生招募及教育方式方面，中国的服装教育专业也颇具“中国特色”。在西方，招募服装设计类的学生时，一看学生作品，二通过面试考查学生学习服装设计的动机及潜力。在中国，除了大学入学考试必考的公共课程外，服装设计专业课方面主要考核素描与水粉画。其考试模式主要参考美术专业的考试，两者的主要差异是服装设计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低于美术专业。因此，如果一个考生会制作服装却不会绘画，那么他基本上无缘于服装设计专业。而即使学生被服装设计专业录取了，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热爱服装设计。考入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除了真正热爱服装设计专业的以外，通常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热衷于美术，但因为该专业竞争较为激烈并且专业录取分数线更高，考生便退而求其次，选择同样能接触绘画课程的服装设计专业；还有一类学生则完全把服装设计专业当做获得本科文凭的一种途径。因为服装设计专业录取分数线较其他文科类专业都更低，许多高中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学生觉得考其他专业无望，便在高考前几个月临时抱佛脚，去美术强化班突击训练素描和水彩，然后报考服装设计专业。
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和其他专业一样必修的公共课程——大学语文、政治经济学、哲学及公共英语，四年服装设计本科教育要学的专业课程还包括素描、水粉画、平面设计、设计原理、色彩原理、服装绘画、服装款式设计、配饰设计、纺织印染、服装心理学、服装史、面料学等，基本上很少有专门制作服装的机会。
服装工程是中国服装本科教育的另一相关专业。这门专业的招生方法采用理工科标准，因此除了公共课程外，学生还需要参加数学考试。这个专业主要教授服装制板、缝制工艺、立体裁剪、计算机辅助设计（CAD）、面料工程等偏向技术工程类的科目，涉及服装设计的课程并不多。
按“艺术”与“技术”分类的服装设计课程，导致学生最终也分为两大阵营——擅长绘画的学生属于“艺术阵营”，另一组以技术工程为专业的学生则属于“裁缝阵营”。两者互不欣赏，“艺术家”总以为自己高“裁缝”一等，而“裁缝”也不满意偏向艺术类的设计师自以为是的骄傲态度，认为他们只是一群会画衣服却不会做衣服的设计师。
在传统的中国服装设计专业里，服装绘画占据重要地位。教学大纲里少有关于服装创意或者灵感调研的课程（这一现象现今已逐步得到改善）。许多学生毕业时依然不大了解究竟何为服装设计。在中国教育传统中还有另一特点，就是许多教师是本校的毕业生。或许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考虑，许多大学每年总会从本校的优秀毕业生中挑选几个留校。这种建立师资队伍的方式曾在20世纪特别盛行。通过“近亲繁殖”方式培养出的老师再去教育新一代学生，常常使专业教育处于闭塞循环的状态。这也成为中国教育长期存在的诟病之一——教学内容与就业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学生缺乏动手实践能力，他们毕业后进入企业，常常需要重新培训才能上岗。在服装行业，企业需要的不是一个只会画衣服的设计师，而是一个能设计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的设计师。如今，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优秀院校也开始注重从校外甚至海外寻求优秀教师。
可喜的是，一些一线服装院校都在不断改进其教学大纲与课程内容。例如，他们会不定期邀请行业内的企业家或者职业经理人来给学生作相关讲座，邀请国外同行前来交流，重新设计教学大纲以平衡各科目所占比重（例如服装技术与设计课程的平衡）。不过，受限于中国的教育制度，学生的入选考试与录取方式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尽管如此，服装设计课程的建立依然对中国服装设计师的成长意义重大。尽管还有许多方面有待改进，但正规的本科教育标志着中国职业服装设计师的诞生，同时也为中国服装业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
1994年，新加坡莱福士教育集团在上海通过与东华大学的合作，在中国建立了第一所国际服装教育学院。学院的大部分师资来自海外——欧洲、美国、新加坡或中国香港。他们采用与中国传统教育完全不同的模式和教学大纲。学生入学前并不需要具备一定的绘画基础（当然，这种几近无条件的入学条件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学生选择该校）。进入该校也没有入学考试，唯一的条件就是昂贵的学费。与同期其他同类专业院校的三年制服装教育课程相比，其学费几乎是同行的数倍之多。该校也不具备授予学位的资格，但允许将学分转入其海外的分校。就读的大多是没有考进正规院校，但热爱服装设计，同时具备良好经济能力的学生，也有学生将此作为出国留学的跳板。尽管学费昂贵，但由于其教育方式比较创新，教育内容也比较新颖与实际，学院的毕业生颇受当地企业欢迎。
海外院校的进驻标志着国内传统教育方式正在被逐渐打破。自此，更多的海外院校开始进驻中国市场，并成为中国服装教育界不可小觑的力量。
从服装贸易展会到“时装周”
大连服装节
1988年8月，位于中国东北的海滨城市大连举办了中国第一届服装节——大连服装节。这是中国官方首次高调地将时尚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引入百姓的生活。服装节共八天，举行了贸易展会、服装秀和其他一系列歌舞表演娱乐活动。据其官方网站（www.ycb.dl.gov.cn）报道，本次服装节吸引了数百万人参加。三年后该服装节更名为“大连国际服装节”，以吸引更多国际服装设计师与品牌参与。尽管是新中国最早的服装节，但大连服装节今日的影响力已远不如北京与上海的时装周。然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举办服装节的城市，大连依然在中国服装发展史上留下了值得纪念的印迹。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CHIC）
1993年5月，由中国服装研究中心、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中国纺织进出口公司联合主办，法国女装与男装协会、国际羊毛局与香港贸易发展局协办，在北京首次举办了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首届展会邀请了三位国际级服装设计大师：瓦伦蒂诺·加拉瓦尼（Valentino Garavani）、奇安弗兰科·费雷（Gianfranco Ferré）及皮尔·卡丹。时装秀后，三位大师还得到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
首次博览会的另一亮点是启动了首届“兄弟杯”国际青年服装设计师大赛。该大赛由日本服装缝纫设备公司——兄弟公司赞助，这也是第一个在中国长期赞助青年服装设计师赛事的大型企业（他们共赞助了十年）。吴海燕，如今中国服装行业的一位佼佼者，正是首次大赛的冠军得主。大赛的第二届冠军得主马可则创立了“例外”——该品牌被普遍视为当代中国服装设计师品牌的典范。“兄弟杯”的历届冠军得主后来几乎都成为行业内的标杆性人物。
1995年，CHIC决定在中国推选“十佳设计师”。首次评选时，主要标准一是产品，包括款式设计、采用面料、色彩、工艺等，其次是设计师负责的品牌前一年的销售业绩。评委主要是来自中国一线服装院校的老师。在他们初选后，再由公众通过投票方式选出最受公众欢迎的“十佳服装设计师”。首次评选出的十佳设计师都是当时在服装界已颇有名望的重量级人物。本书就包括其中四位（以姓氏字母为顺序）——刘洋、马可、王新元和吴海燕。
如今的评委成员包括企业与媒体。因此也有人质疑现在评判模式的公正性——例如只有参展企业的人员或者参展设计师才有资格参加评选，这就使一些有才华但无财力参加展会的年轻设计师可能被埋没。尽管如此，全国“十佳设计师”的称号依然在中国服装行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金顶奖”则是“十佳设计师”中的最高荣誉奖。“金顶奖”授予“十佳设计师”中总分排名第一的设计师。张肇达是首届“金顶奖”得主。
CHIC如今已是亚洲最有影响力的服装盛会之一。这再次证明了中国服装行业从服务出口转向满足内需，从服装加工转向自主设计与自创品牌的决心。
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
1995年，上海继大连与北京之后也启动了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服装文化节主要包括“中华杯”服装设计师大赛、模特大赛及相关论坛活动。相对于“兄弟杯”注重设计的“现代感与创意感”，“中华杯”则更注重服装设计中创意与实用性间的平衡。
中国时装周
1997年，为了充分鼓励中国服装业自主设计及自创品牌的精神，中国时装周——一个完全属于中国服装设计师及设计品牌的活动诞生了。中国时装周采用国际通行的时装周模式——一年举办两次，一次是3月的秋冬发布会，一次为11月的春夏发布会。与中国其他服装展会不同的是，中国时装周更倾向于成为一个真正向市场传递流行趋势及各品牌产品发布会的商业平台，而非一个娱乐观众的表演性娱乐活动。
优秀设计师的评选是中国时装周的一项重要内容。原属CHIC的“十佳设计师”评选及“金顶奖”评选转变为中国时装周的部分活动。与此同时，中国时装周将评奖延伸到模特儿、时尚摄影、媒体编辑、服装企业家等类别，以表彰那些支持服装设计事业的专业人士。
扶持优秀服装设计学生也是时装周的一个重要活动内容。“威鹏”牛仔服设计大赛和“三杯”针织服设计比赛都是旨在鼓励及扶持学生设计师的比赛。
如今，各地的时装周已成为推广设计师及设计品牌的重要平台。从服装贸易展会到时装周，从加工中心到自主品牌设计，文字的变更也标志着中国的服装业正走向更加国际化、专业化及商业化的道路。
当代中国时装设计师的成长
20世纪80年代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1993年实行了30余年的票券制度终于结束，但总体经济依然由国家统一计划调配，许多人依然缺乏财力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对许多人来说，拥有一件漂亮的衣服几近奢侈，很少有人知道服装设计究竟是什么，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关系。
1979年皮尔·卡丹的时装秀与1985年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 Laurent）的时装展览犹如一股清风注入人们的脑海里。为了加强与世界的互动，当时的轻工业部，也是当时服装行业的主管部门，于1985年派代表出席巴黎第50届国际女装展览会。本次展会中国共推出94件由中国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服装。1987年9月，上海设计师陈珊华代表中国设计师前往巴黎参加第二届巴黎国际时装节，同行的还有八位中国时装模特儿。在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前，陈珊华与中国模特儿们向西方观众献出了一台令人惊艳的时装秀。中国时装设计师在国际舞台上的首次亮相，成为中国服装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新建立的服装教育院校为中国培育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服装设计师。那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年轻学子将为行业乃至中国未来的服装业带来怎样的冲击与变革。而如今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为服装行业的中流砥柱，为中国服装行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书中所采访的十位设计师中有七位就是从中国一流的服装院校毕业的。
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80年代末，从服装院校毕业的学生数量可以以千计。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学生毕业后是由国家统一安排分配就业单位的。原则上，学生应该遵循“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所以通常他们会被分配回原户籍的国有企业。由于不满意当时国有企业缺少激励机制、效率低下的管理模式，一些不安于现状的设计师开始自己创业。
现实总是残酷的。年轻的设计师脱离国营企业的束缚后，却又陷入了另一陌生的困境。建立一个成功的服装品牌，其内涵远大于设计本身。资金短缺、政策限制、整体消费市场的不成熟，最重要的是缺乏创业及企业管理的经验，这些最终导致许多先锋者不得不放弃最初打造自己时装帝国的梦想。
不过，虽未能自己成功创业，但机遇却促成这批设计师与一批服装企业家的合作。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企业家借机走近他们，希望与有名的设计师合作，既能提升自己品牌的知名度，也可增加产品的设计价值。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许多外贸企业都面临着价格竞争、配额限制及贸易壁垒等一系列挑战，而内销市场也充斥着各种真假洋品牌，本土企业只能依靠复制洋品牌产品以低价竞争获取微薄利润。长期以来一直困扰中国企业的普遍问题是：为什么自己加工出来只能卖5美元的产品，贴上某一国际品牌的标签运到市场上，就可以卖到50美元？如果同样的产品没有贴上某一品牌标签，那就只能廉价销售。最终中国企业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因为自己长期以来卖的是产品，而非品牌。品牌本身具有价值。服装企业家因此意识到设计师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依靠设计师提高产品的设计水平，从而增加产品的竞争力及品牌附加值。
1996年，杉杉服装集团在报纸上公开以百万年薪招募首席设计师。而那时在上海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普通职员的平均年收入不过是一万元左右。这一薪酬数打破了服装设计师年收入的纪录，并从此拉开了设计师与企业联姻的帷幕。首先是王新元与张肇达成为杉杉集团的首席设计师，随后刘洋与雅各尔，吴海燕与中国服装集团，也都开始了“联姻”关系……一夜间服装设计师的地位似乎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报考服装设计学院的学生数量也剧增。人们相信，也许有朝一日，中国的服装设计师也能像西方的设计大师一样，成为明星般的人物。
就像现实中的婚姻一样，设计师与企业的联姻并非一帆风顺。两者都没有类似的合作经验。企业家希望通过设计师来提升品牌价值，最终当然是为了提升产品的销售与利润；而设计师同样希望通过实践证明他们对企业的价值。两者虽然有着共同目标，实际上却缺乏共同语言——设计师需要懂设计语言的企业家，而企业家却认为设计师缺乏商业头脑。当时一个普遍现象是，设计师设计出的产品并没有明显改善销售状况，企业却因为支付了设计师高额薪酬，导致经营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利润下降。
媒体随后开始批评设计师只会作秀，却不会为企业创造利润。企业家花费重金帮设计师作秀，提升设计师的名气（其实也是提升自己企业的名声）；设计师在服装圈内赚足了名气，却始终难以进入消费者的心中。因为缺乏消费者基础，所以早期的中国服装设计师们更像个自娱自乐的圈子，很难给企业带来真正的商业价值。
尽管许多企业与设计师的联姻在此期间大多以“离婚”告终，但这些经历为后来者带来了宝贵的经验。进入21世纪后，企业与大牌设计师的合作明显顺畅了很多。企业家意识到设计师需要更多独立空间来发挥自己的才能，同时也需要一个强大的后援团队来支持并实现设计师的创意；而设计师也意识到，要为企业带来经济价值，仅有创意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考虑产品在目标市场的接受度。
21世纪
进入21世纪，好像进入了“中国年”。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年赢得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2003年中国发射第一艘载人太空飞船；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数年高位增长；相对和平的政治氛围及宽松的经济政策也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大量的国际品牌涌入中国，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胡笑红，人民网网站，2011年5月6日）。
进入21世纪后，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代设计师中绝大多数人已逐步退出舞台，但依然有少数人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在这个舞台上奋斗。刘洋、王新元、吴海燕这几位早期最有影响力的设计师，依然坚持活跃于服装设计领域，同时在各服装院校以教育方式影响更年轻的设计师。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第二代年轻设计师正在迅速成长。与前一代设计师相比，第二代设计师更加专注于自有品牌的建设，例如马可与她的“例外”、梁子与她的“天意”、王一扬与他的“素然”等。如今他们是中国服装设计师品牌市场的中坚力量，而生于20世纪80年代及更年轻一辈的设计师则被视作中国服装设计的未来。尽管他们年纪尚轻，缺少阅历，但中国国力的发展，以及年轻人特有的追求自由、创新的精神，或许会使他们的未来有着更加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