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最早使用藏文雕版印刷，开创回鹘文活字印刷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王朝，境内除党项族、汉族外，还有藏族、回鹘族等，他们都有悠久的历史，发达的文化。

藏族在7世纪时已经创制了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并形成了很多文献。20世纪初敦煌石室中出土了大量文献，其中就有很多藏文文献。但这些文献中未发现藏文刻本。

对于藏族使用印刷术，有不同的提法。过去一般认为明代永乐版大藏经《甘珠尔》的刊印，开创了藏文木刻印刷大藏经之先例。明朝永乐八年（1410年）以藏文《蔡巴甘珠尔》写本为底本，在南京付梓刻印，称为永乐版藏文大藏经，共108帙，为朱色印刷。这是目前保存最早的一部刻印的藏文《大藏经》。

在后世的一些著述中也有关于藏文雕版印刷记述，如“吐蕃王朝崇奉佛教，曾专设译场，宋代自内地传入雕版刻经，其典籍著述之丰富可与汉族媲美”。也有的提出：“十三世纪后又引进了雕版印刷术，大规模地刊印佛经译本等。”但这些提法都未载明资料出处和具体内容。

2000年，我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整理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文献过程中，惊喜地发现其中有多种藏文刻本，使这一问题有了新的突破。黑水城出土文献有60多号藏文文献，其中包括刻本文献。这些刻本藏文文献有不同的印刷装帧形式，其中有蝴蝶装《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和梵夹装《般若经》等经。据著名藏学家黄明信先生审阅，黑水城出土的藏文刻本文献具有古藏文文字厘定前的特征，如有反i字和未省略的下加ya字。从其文字形式、装帧形式都可以确定这些刻本佛经属西夏时期。

图版14 黑水城出土藏文刻本《顶尊胜相总持功德依经录》

上述藏文雕版文献发现于西夏的故城，它们反映着当时、当地的藏族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属于12—13世纪藏文印刷品，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藏文刻本，反映了藏文早期印刷出版的特点，有重要文献和文物价值。

近年新出土的西夏文刻本《大白伞盖陀罗尼经》残经卷，为蒙古时期坐镇凉州的皇太子阔端发愿刻印，卷末发愿文记：“皇帝太子阔端福盛无病长寿，并欲利治诸有情，灭罪得安，请匠令雕印羌、番、汉各一千卷施僧俗处。”“羌”指藏文，“番”指西夏文，“汉”即汉文。后有年款，记“大朝国甲辰岁月日谨施流行”。“大朝国”为未建立元朝时期的蒙古国的称谓，“甲辰岁”是乃马真称制时期的1244年。可知在13世纪中期，西夏灭亡后，驻守西夏故地的阔端雕版印刷的《大白伞盖陀罗尼经》，不仅有西夏文本、汉文本，还有藏文本。此外，有一件稍后刻印的另一版本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残经，其发愿文也记载了阔端刻印番、羌、汉三千部佛经，两者可相互印证。这些刻本也是藏文较早的雕版印刷品，可以看作西夏灭亡后在西夏故地刻印藏文文献的延续和发展。

回鹘也有发达的文化，有自己的文字——回鹘文。在敦煌和黑水城出土的文献中都有少量的回鹘文佛经，其中多未记明时间。但从当时回鹘在西夏社会的具体状况、佛教流行时间和文献发现地点分析，其中可能有西夏时期的回鹘文佛经。

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除掘获的大量珍贵遗书外，还在莫高窟北区西夏始建的181窟发现了960多枚回鹘文木活字，收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近些年，敦煌研究院又在莫高窟洞窟中发现了数十枚回鹘文木活字，使存世回鹘文活字共达1000余枚。显然，回鹘民族以本民族文字制作活字，排印书籍，成功地使用了活字印刷术。这些活字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回鹘语是黏着语、回鹘文是拼音文字这一特点，创造了包含字母活字在内的混合类型活字，开创了字母活字的先河。回鹘文木活字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含有最小语音单位的活字实物，为世界其他地区借鉴和使用字母活字打下了基础。其创造和使用于12世纪下半期和13世纪初，这段时间正是敦煌属于西夏的时间，早于德国谷登堡使用字母活字200年左右。西夏时期的回鹘文活字是西夏境内印刷出版的大事，在印刷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为中国乃至世界印刷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版15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木活字

作为多民族王朝的西夏，不但将印刷术用于主体民族党项族文字，用于使用人数多、文化传统深厚的汉字，还用于处于西夏西部的藏族和回鹘族文字的印刷，有时同时用两种或三种民族文字刻印同一部文献。

西夏时期境内的党项族、汉族、藏族、回鹘族等各民族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在印刷领域也进行深度交流，衣钵相传，争奇斗艳，充分体现出西夏在文化和印刷术领域对中华民族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