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学术的发展和律令的选定

一、郑玄学的感化

儒学属于现世的教义，包含政治、历史、文学，不适合教化男女和社会。《大学》的讲授始于应神天皇时的博士。钦明天皇朝时，朝廷聘请各类博士。这些博士讲文史、法学。到了圣德太子时期，学问越发兴隆。于是，神、佛、儒皆通的中臣镰足崭露头角。《怀风藻》的序中写道：“淡海先帝之受命也，建庠序，征茂才，定五礼，兴百度。”这时，《学令》已经完善起来。据《大织冠传》记载，“帝令大臣撰述礼仪，刊定律令，以通天人之性，作朝廷之训。周之三典，汉之九章，无以加焉。”中臣镰足从礼制、法律方面研究儒学，以此修订《近江令》。天武天皇以后是对《近江令》进行润色的时代。汉晋以来的经学到了唐朝，已经有《五经正义》等著作。日本在制定《养老令》之际，使用了以下著作：《易》使用了郑玄、王弼的注，《书》使用了孔安国、郑玄的注，《诗》《礼》使用了郑玄的注，《左传》使用了服虔、杜预的注。因此，日本主要用了《五经正义》以前的郑玄学。而从天武天皇时期开始，日本暂时中断了遣唐使的派遣。到了大宝二年，虽然朝廷派了粟田真人，但在第三年即庆云二年，粟田真人回国称：“初至唐时被问到汝是何处来使？”粟田真人答道：“日本国使。”粟田真人又反问：“此处是何州？”答道：“大周之楚州城县界。”因此粟田真人又问：“为何改称大唐为周？”答道：“永淳二年，天皇太弟驾崩，皇太后登位，国号大周。”此间二十年，日本朝廷没有派遣唐使。

二、做学术的人的实力

由留存至今的《五经正义》可知，汉唐之学和宋儒理学大相径庭。汉唐之学以讲究礼制为主，以正文为经，以纬候为纬。人们通过汉唐之学的这一机制来窥伺天下人之秘密，以此为学问。这是汉代以来的学风，接近于宗教方术。因此，当时的学者敬重纬书。我们从《日本书纪》中抽出部分年数来推算，制作出从神武辛酉到天智甲子的年历，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纬书这一思想与佛教和方术契合，出现诸多灵异之谈。儒学讲究平易，政治性、历史性、文学性很强。因此，从应神朝开始，日本的学问之士开始做云上人即高等贵族的书记和属僚，左右着政治实权。史氏、史部管理郡国之事。日本国史称之为官务。同时，史氏、史部收集史料，书氏掌管官厅政务的概要。日本国史称之为局务。明经家就是政治家。因此，看日本国史时，比起公卿来，更应注意公卿下级五位以下的学问人。在那一时期，学问人左右着官府及贵族的家政，令贵族盛衰消长。寻找这一轨迹至关重要。田边史大隅侍奉藤原氏，培养藤原不比等。在《大宝律令》的撰写人中，田边史排在首位。当时朝廷下诏让僧人通德、惠俊还俗。条件是让通德、惠俊分别剃度一人，赐通德阳侯史姓，名为久而曾，授予从六位下勤广四位，赐惠俊吉姓名宜，授予从七位下务广四位。吉宜是新罗的学问僧。后来，吉宜晋升到正五位下，任图书头，称吉田连宜。吉田连宜的诗文收录于《怀风藻》和《万叶集》中。

三、《大宝律令》的制定

就律令的选定而言，《格式序》中记载道：“至天智天皇元年，制令二十二卷，此乃世人所谓近江朝廷之令也。”圣德太子开创朝制之绪。中大兄皇子诛杀苏我入鹿后，开始实行此令，实行大化改新，以内大臣中臣镰足为主进行编纂整理，到天智天皇时期完成。虽然律令的文本没有流传下来，但结合流传下来的《养老令》和大化以来的政治情况来考虑的话，可以推测律令主要是保障了京师的宫中、府中及王公贵族的利益，纠正了秩序。国郡统辖的制度极其粗略，丝毫没有提及民间社会之事。《近江令》内容庞杂，多是没有实施的空文。因此，自天武天皇以来，根据社会实践，朝廷对《近江令》进行修改，逐渐削减。将现在的法令与其历史进行比较来思考的话，往往能够看出一些问题。文武天皇四年三月，文武天皇下诏：“令诸王臣习读令文，进而开始修撰律条。”文武天皇四年六月，文武天皇下诏选定律令。具体执行人是净大三刑部亲王忍壁皇子、直广一藤原不比等、直广贰下田真人、直广三下毛野古麻吕、直广四伊岐博德、直广四伊豫部马养、勤大一萨弘恪、勤广三土师甥、勤大四坂合都唐、务大一白猪史、骨追大一黄文备、田边史百枝、道首名、狭井尺麻吕、追大一锻造大角、进大一额田部林、山口忌寸大麻吕、直广四调老人等。大宝元年三月，朝廷才开始根据新令改革官名、位号，改了诸王十四人、诸臣一百零五人的位号，罢了中纳言。大宝元年四月，朝廷让右大辨下毛野古麻吕等三人讲解新令。大宝二年二月，新令开始颁布天下。大宝二年七月，朝廷让文武官读新令，世称《大宝律令》。以前的律令在京畿实行，如今，在试点修润的基础上，通过这次修订，颁行地方。据《格式序》记载，“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太政大臣藤原不比等奉敕撰律六卷令十一卷。”保留到今天的十卷是《养老令》。虽说颁行天下，但诸国与律令相关者只有国司、郡司及其他京师直接支配的公民，数量不是太多。

可以说，律令是根据儒学礼制制定的。就律令的起源而言，在日本与晋宋交流时，律令逐渐完善。到了大化年间，律令出现在日本的史书记录中，在《近江令》中得到完善，在天武天皇时期进行大幅重修。《近江令》的文本是六朝的官府体。看一下圣德太子的遗文就可以明白圣德太子对韩文的熟练程度。因此，《万叶集》用真名写歌词。题序用的是骈丽汉文。由此可以看出，在颁行律令前，日本文化人就尽心于文章的锤炼。可以想象，当时日本已经在致力于男女所写的文章的一致。虽然排在撰者首位的是藤原不比等和粟田真人，但粟田真人在实行官位后，被赐予节刀，被任命为遣唐使。因此，《大宝律令》是在藤原不比等的统辖下取得成功的。排在第二位的是下毛野古麻吕、伊岐博德、伊豫部马养等人。撰者都受到了封赏。天长三年的《大学寮解》中写着“制令博士六人”，大概是出自这些人之笔。藤原不比等之所以排在首位是因为藤原不比等师从田边史大隅，通晓法律，并不仅仅是因为藤原不比等的父亲中臣镰足的荫庇。

四、日本制定新的度量衡

这一时期，日本学问获得长足的进步。在大宝二年颁布新令时，朝廷首先将度量衡颁布天下。当然这并非日本最早的度量衡令，而是在新令中首次颁布了相关器具。在《杂令》中，度以十寸为尺，以一尺二寸为大尺；量以十合为一升，三升为大升；同时实行十进制。就权衡而言，二十四铢为一两，以三两为大两，以十六两为一斤。度量衡的铜样保存在大藏省，以此为标准。这就是汉代以来的制度。东洋各国都纷纷效仿、使用，没有太大差异。然而，经过九百年的风雨，随着铜样变长、变轻，民间通用之器就出现长短轻重的差别。因此，在大宝以前和以后，朝廷都尝试修改。具体修改的是器的制样，并非尺升斤的称呼。在这一尺升斤制度中，人们对大尺、大升、大斤制作了两种器皿。大小尺类似于今天的鲸尺、曲尺。升有一升、三升两种。两分成一两、三两。这是《大宝律令》的规定还是以后的规定，不得而知。《令》中写道：“银铜谷用大。”但当时的米谷一升并非今天的三升，一斛也并非今天的三斛。这是明白无误的事实。

五、藤原京的文学

当时，藤原京的文学正值盛时，《万叶集》的作者中有柿本人麻吕、山边赤人、山上忆良等，歌人辈出。但《万叶集》歌风是万叶集体，属于古风。到了平安朝，万叶集体改为古今集体。日本很早就开始学习诗和文了。《怀风藻》所收的是近江朝以来的作品。这些作品受到陈隋诗风的影响。《怀风藻》所收的主要用的是五言丽偶体。七言只有一两首而已。声调还不是初唐的近体。接近《万叶集》的《古今集》的作者中有藤原不比等、伊豫部马养、调老人、田边史百枝、道首名。文武天皇述怀如下：“年龄虽足以戴冕，智不敢垂裳，朕常夙夜叹，何以拙心匡，犹不师往古，何救元首望，然母三绝务，且欲临短章。”这完全是古诗。藤原不比等在《春日侍宴应诏》中写道：“淑气光天下，熏风扇海滨。春日欢春鸟，兰生折兰人。盐梅道尚故，文酒事犹新。隐逸去幽薮，无贤陪紫宸。”其中律句颇多。这些作品是初唐以前的风格。僧人辨正俗姓秦氏，滑稽善谈论。大宝年中，辨正留学唐朝时，正值武则天在位。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尚处潜龙之日。因辨正擅长围棋，得到李隆基赏识。在《与朝主人》诗中，辨正写道：“钟鼓沸城闱，戎蕃预国亲。神明今汉主，柔远静胡尘。琴歌马上怨，杨柳曲中春。唯有关山月，偏迎北塞人。”这是初唐律诗。在绝句《在唐忆本乡》中，辨正写道：“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这两首诗至今流传，可见辨正是有文才之人。

六、历术的发展

就历算而言，在推古朝，僧人观勒带来了刘宋的元嘉历。日本以元嘉历为基础制作了推古历，促进了历术的进步。虽说如此，日本尚未建立历法。据《日本书纪》中的《纬书》记载，从神武天皇时期到天智天皇时期，日本推出一部数书。编纪年则是在天武天皇时期。天武天皇五年相当于唐的仪凤元年。在天智天皇甲子年，日本引进了修改过的开元大衍历，称仪凤历。当时，日本又设立占星台。这是为阴阳家占验所设，尚未到实行历法的地步。到了持统天皇四年，朝廷才下诏实行元嘉历和仪凤历。日本国史称之为日本建历之始。自推古天皇以来经过了百年的风雨，历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迄今为止，学问大家多是沙门。大宝三年，僧人隆观涉足艺术，兼通算历。朝廷敕命隆观还俗。隆观本来的姓名为金财。看到金姓二字可以推测隆观是新罗王族之后。

七、新令和叙位

大宝元年，通过新令，日本实施了冠位服制和官制的一部分。这是因为这对朝政来说是当务之急。新令实施之初，朝廷并不滥授位阶。五位以上要比后来的公卿还尊贵。三位以上仅仅授予几位贵族的宿老。在太政官中，任辨官者从高级贵族中选出。大纳言属于权贵，可比后世的大臣。此时的大臣是正二位多治比岛。这一年多治比岛七十八岁。朝廷赐予多治比岛灵寿杖。不久，多治比岛去世。多治比岛的儿子数人都升任朝廷要职。接着是大纳言大伴御行。大宝元年正月，大伴御行去世，享年五十六岁。朝廷任命中纳言从三位阿倍御主人为大纳言。阿倍御主人晋升至正三位，年六十七岁。中纳言以石上麻吕为首位。石上麻吕是物部宇麻吕之子。起初，石上麻吕追随大友皇子，在壬申之乱中只剩石上麻吕一人逃亡山崎，当年石上麻吕六十二岁。接下来就是藤原不比等。藤原不比等四十三岁，升到正三位。大伴安麻吕是大伴御行的弟弟。纪臣麻吕是御史大夫大人的孙子，叙从三位。朝廷在此令中废除了中纳言，将大纳言增至四人。这四个大纳言分别是石上麻吕、藤原不比等、纪麻吕三人，缺员一人。朝廷让大伴安麻吕、正四位下粟田真人、从四位上高向麻吕、从四位下下毛野古麻吕、小野毛野五人参议朝政。日本国史称之为参议制度之始。官制容易受到人情扰乱。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中写道“为官求人，为人不求官”，以示训诫。然而，这一点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大宝三年，阿倍御主人去世。朝廷任命刑部亲王为知太政官事。庆云元年，石上麻吕晋升右大臣。庆云二年四月，朝廷下诏：“大纳言四人职掌类比大臣，任重事密，很难满员，应废掉二人，定为二人，进而设置中纳言三人，以补不足。职掌敷奏宣旨，待问参议，官封二百户，供给资人三十人。”朝廷任命藤原不比等、大伴安麻吕为大纳言，任命粟田真人、高向麻吕、阿倍宿奈麻吕为中纳言。任重而很难满员一事并非此时才知道，也就是说朝廷制度忽然废除忽然恢复，人为地废置官吏。

八、藤原不比等的优厚待遇

当时晋升公卿的人都出自真人、朝臣、宿祢家族。藤原氏也是其中的一个，但藤原不比等的官位较高。藤原不比等有学问，人格也是优等，并且有其父中臣镰足的荫庇。在文武天皇时期，藤原不比等就是大纳言。庆云四年，朝廷下诏：“汝藤原朝臣作为朕卿，以明净之心助朕。另在难波大宫朝廷，汝父中臣镰足为国效劳。故朕封汝为建内宿祢命，赐食封五千户。”藤原不比等坚辞不受，于是朝廷将封户减为两千户，三千户传给藤原不比等的子孙。在当时赐食封中，这是最重的赏赐。朝廷重视中臣镰足的功勋是其中一个因素，而藤原宫子生下首皇子，藤原不比等作为首皇子的外祖父也沾了宫廷后妃、女官的光。藤原不比等的妻子县犬养连三千代受到宠信也是一个原因。因此，藤原不比等才有如此的荣华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