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通往《仁学》之路

谭嗣同的《仁学》自1896年下半年开始构思，于翌年完成。不过他在1896年初的经历对他在《仁学》里使用的一些新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先简单地介绍这个过程。

甲午战争战败的那一年，谭嗣同在变法运动趋向高潮之际开始提倡以制度变革为目标的变法论，他主张推进变法的主要论据是王夫之（王船山）的道器（《易经·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论。在写给年轻友人贝元徵的书信《思纬氤氲台短书》（以下简称《短书》）里，谭嗣同在引用王夫之以道（形而上）器（形而下）不可分、无器则无道的道器论（《周易外传》五）的基础上写道：“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³⁾也就是说，他认为治“器”（现实的社会、制度、文物）之“道”（道德、政治理念）必须依据现实社会而改变。

当时的保守派认为“道”为旧有的“三纲五常之道”，必须加以维护，他们从该立场出发，反对变法的具体施行。谭嗣同的上述论断则作为对保守派的反驳而提出，针对的是极具实践性的课题。实际上他在这一年和同乡盟友唐才常、自幼师从的欧阳中鹄（号瓣姜［］，浏阳人，倾慕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与王夫之——尤其是与其同省的王夫之）等为了培养人才，一同策划在故乡湖南浏阳创办传授实学基础的算学格致（“格致”是“科学”的译名）馆，作为该计划的第一步，他们在私人层面上创立算学社，同年年底还直接参与了矿山开采计划。

1896年，在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担任巡抚的湖北省，前一年遭受水灾的灾民们苦于饥荒，然而司道对灾民的救济束手无策，在父亲手下工作的谭嗣同的努力也没能奏效，他既失望又愤怒。不久，谭嗣同不情愿地作为江苏知府候补（其父给他捐的官）前往南京。他在写给欧阳中鹄的题为《北游访学记》⁽⁴⁾的书信里记述了在这一旅程中的体验。

谭嗣同在北游途中结识了康有为门下的梁启超等人，开始受到康有为公羊学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各种各样的体验最终面临的是“心”的问题。出于对科学的兴趣，他拜访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中文名傅兰雅，二十年间在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从事翻译工作）。在和傅兰雅的交谈中，他重新认识到西方科学之进步、人类智力之伟大，但同时也开始感到科学难通“无理之理”，不能穷尽灵妙至极的人的奥秘。此外他还得到了由傅兰雅译为中文的乌特亨利（Henry Wood，1834—1909）著《治心免病法》（详见后文），“读之不觉奇喜”（《全集》第461页）。在天津，谭嗣同目睹了去年遭受水灾的难民的惨状，他抛弃了对毫无人道的大官僚的幻想（这些官僚声称水灾令北京免受侵略），结合自身境遇，“遂复发大心，誓拯同类”（《全集》第459页）。

此外，在北京救济难民的努力失败后，对自身的无力的反省也促使谭嗣同思索人之所以为万物灵长的原因——“心”。他还受到欧阳中鹄来信（欧阳中鹄在信中提及他在湖南为救济旱灾灾民而焚香告天，“尽了心力”⁽⁵⁾）的启发（《全集》第460页），开始着眼于“心力”。谭嗣同认为，凭借“心力”能救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一切众生的苦恼之心，拯救“机心”（《庄子》）所产生的劫运。此后他进一步探寻“心”的本源，深化关于“心”的思索。

对“心力”的着眼与对“教”、宗教的关心是分不开的，谭嗣同曾尝试信奉天津的在理教，并四处拜访新旧基督教传教士与吴雁舟、夏曾佑等在佛教方面造诣高深之人，反复研究此类问题。在他看来，所有宗教都讲慈悲（仁）和灵魂（游魂），五大洲之人在“心”的方面有如一体。他尤其对佛教抱有强烈兴趣，在任所南京也去拜会以佛学和西学闻名的杨文会（详见后文）。

经过了上述“北游”，谭嗣同终于带着“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写出此数千年之祸象，与今日宜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之故”⁽⁶⁾的想法构思并写作《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