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断面
——谭嗣同的以太（ether）论⁽¹⁾

序

18世纪末，版图扩大、以长治久安著称的清朝的支配体制发生松动，产生了各种矛盾，到了19世纪初还发生了白莲教起义等大规模民众叛乱。19世纪中期，清朝因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而被迫开放港口，在新型外交关系的确立迫在眉睫的同时，还不得不应对甚至导致南京失守的太平天国起义。于是，致力于振兴工业（以军工业为首）的洋务运动得到推进。尽管如此，从当时的信息传递方式来看，关于战败、开港的消息无法成为众所周知之事，与起义同样甚至只是地方性事件。因此除了当地以外，其他地区缺乏紧迫感，尽管拥有高度专业化的实学知识的幕僚就有关洋务的具体方针向大官僚献计献策，洋务运动的进展仍有不如意之处。

那么，在王朝体制下，原理上由受天命的天子和天下人民构成的天下观与牵涉到族群性的华夷之辨等等关系到世界观的意识结构的情况又如何呢？西方的科学知识等在一定程度上被引入这种意识结构中，加之以经官方认可面向外部世界开放的广州为中心的广东省知识界的研究和信息积累，⁽²⁾到了19世纪，上述意识结构也发生松动，可以说其自身赖以成立的根据的自明性已开始松动。这一变化因打开国门而进一步加速。

即便要在这种松动形成的浪潮所带来的变动中寻找现代性（modernity），这种极其不均衡的现代性强劲地显露出来的条件大致到19世纪末期才趋于成熟。以甲午战争战败等事件为契机，志在振兴地方工业的同时又抱有强烈的亡国危机意识的地方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登场，这些知识分子和清廷的开明派也有相通之处，他们发起请愿运动以追求某种不停留于洋务进展层面的政治改革，引领运动的读书人与支持该运动的在野群体开始形成。而且，在地理上不仅是北京和上海、广州这样位于沿海地区的大城市，通过在湖南省这样的内陆地区也建立新政据点，他们如同引发连锁反应般地将变法运动由点向面推广。

本书首先论及的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省浏阳人）也是一个生活在这一变革期的人物。《仁学》几乎是其唯一一部大作，他在该著作里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哲学，此后在故乡湖南以时务学堂、南学会为活动基础，在推进新政的运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在进行这些活动时，受光绪帝之命进京并参加了康有为等人的戊戌维新（1898年），但这只持续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不久后他遭遇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而被处以极刑。虽然谭嗣同的人生只有短短的三十三年，但他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如同“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之“彗星”（梁启超）般的冲击，在思想和行动上给此后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家带来极大影响。其政治思想包括对君主专制及名教的猛烈抨击、对后来成为一股革命势力的会党的同情（实际上他和哥老会有接触），甚至还能看到“反满”思想——该思想鼓舞了辛亥革命（1911年）时期的革命思想。很多关于谭嗣同的评价称他是变法时期的激进派、左派，表达了一种从变法向当时刚刚出现的革命动向的过渡性政治思想。

在谭嗣同的主要著作《仁学》中，令其思想、哲学独具特色的三个基本概念是：“以太”（ether的音译）“心力”“通”。“以太”被设想为充满虚空的物质或媒体，该概念也被用于相对论出现以前的物理学领域。那么，“以太”与谭嗣同的哲学究竟关系如何？他是如何使用这个概念的呢？

其实不仅是谭嗣同，从同时代的严复与康有为直到秋瑾，晚清有不少思想家运用这个概念表达自己的思想，连“心力”“通”也是多为变法派所用的词语。在变法时期，“以太”为官民之“通”“一体化”提供论据，基本上集中出现在主张合力实现富强的观点中，但谭嗣同的思想则带有超出变法思想的一面，在他的论述里，“以太”除了与上述意义有共通之处外，应该还带有他独有的新颖内容。此外，笔者认为对“以太”这一外来概念的接受是以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思想基础为前提的，这对于从世界史角度来探讨中国近代思想的特质而言也是耐人寻味的。

例如，谭嗣同和同时代的人们使用的“以太”一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中国传统的“气”的概念，而且既然谭嗣同主张“以太”贯通万物为一体，笔者认为我们还可以将中国固有的“万物一体之仁”观——以仁为天地生生之德，“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颢）——视为其思想的土壤。这几点都是以往的研究已经指出的，但均未超出一般性论述的范围。谭嗣同先驱性地意识到性别问题并提出“通”这一主张，而以往的研究并未结合他自身思想的形成来具体分析“以太”“心力”“通”这三个概念的特质。因此笔者认为，谭嗣同的思想在思想史上的定位和对其中国式独自性的阐明也是不充分的。

所以，笔者在此将一边介绍作为谭嗣同“以太”说的直接来源的一本译作（详见下文），一边从其佛教思想与杨文会（详见下文）的关联来探讨谭嗣同佛教思想的特质（以往的研究对谭嗣同的佛教思想虽有言及，却没有深入内在的考察），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上述三个概念，由此揭示其思想结构里的那种可称之为中国特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