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厉以宁

［演讲者小传］

厉以宁，男，江苏仪征人，1930年11月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留校工作至今。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还担任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等职。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上、下编）等。1998年获香港理工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2006年荣获北京大学首届“蔡元培奖”。厉以宁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证书、“金三角”奖、教育部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最高奖）等。

主持人：

为传播先进文化，丰富市民生活，展现首都北京的人文风采，提升首都市民的人文素养，为人文奥运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北京公益讲堂计划自2005年5月起隔周举办一次，届时我们将邀请各领域的学术领军人物，走出校园走出社会，为更多的北京市民带来丰富的精神文化大餐。

今天厉老师将为我们带来一场题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讲座，在讲座的最后，会有半个小时的交流时间，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写在提问条上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大家。那下面就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厉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座。

厉以宁：

第一个问题——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新思考。

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很旺盛，这是全世界都公认的，而且这个势头看来是挡不住的。为什么能持续高增长？大概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投资的惯性。大家都知道，一个大的工程项目，绝不是一次投资就能完成的，往往需要连续投资好几年。所以项目一旦启动就要连续地投资，这叫投资的惯性。

第二个原因，消费的升级。现在人均收入到了1000美元以后，消费开始多样化——人们的需求多样化了。

第三个原因，非公有制经济大概占到国民经济总值的一半。计划能控制的是国有企业的投资，而民营企业的投资是挡不住的。

这三个不好懂，还有第四个原因——我们当前正处在固定资产更新的阶段。因为很多设备都是20世纪90年代初购置引进的，那时对环保的要求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对原材料消耗率也不像现在这么重视。现在对环保的要求更严了，而且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原材料消耗过大都不利于竞争，所以企业都面临着要更新固定资产的问题。这样，这个阶段就必然要求很多新的投资来替换、淘汰落后的设备。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经济增长固然是势头很好，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可能更重要。而前一阵子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注意是不够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实际上涉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

经济增长用什么来衡量呢？大体上用四个指标来衡量。

第一个指标叫做资源消耗率。就是增长过程中，资源消耗率是上升还是下降。资源消耗量，即比如炼一吨钢，需要耗多少电、多少焦炭等等。而资源消耗量的下降，代表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第二个指标是环境受损害程度。任何经济增长都要排废水、排废气，对环境是有影响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应尽量减少这些污染，使环境受损害能够减少。

第三个指标叫国家安全。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要注意到国家的安全，现在有两个产品一般认为是需要重视的。

一个是石油。去年我们石油的进口量超过一亿吨，对外依赖性增大了。而且石油90%是从海上运进来的，海运的安全系数比陆上相对就小。所以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继续大量依赖国外进口海上运输石油对我们国家安全构成一定风险。

另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产品是粮食。根据国际标准，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取决于三个因素，或者叫三个条件。第一个是粮食自给率在95%左右。如果粮食自给率太低，表明国家的安全有风险。第二个是国家储备粮要占到当年粮食消耗的18%。如果国家储备粮多，就表明安全系数大。第三个是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衡量一下这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和第二个指标没有太大问题，而且这是我们可以调控的。关键是第三个指标。现在我们人均占有粮食还不到400公斤——13亿人口人均400公斤的话，我们的粮食产量应该到5.2亿吨；但是现在还不到5亿吨，才四亿多一点。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我们计算粮食的办法，是按照过去的惯例计算的，即把豆类放进粮食范畴。而国际上是不把豆类放进去的——黄豆是用来榨油的，不是用来当粮食吃的；豆子拿来做豆腐、做豆皮，是做副食品吃的，不是粮食。因此如果把豆类剔出来，我们的人均占有量还要低。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关系到经济增长质量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应该让国家安全系数得到考虑。

第四个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是自主知识产权的掌握程度。要有自主知识产权，这样才能够抵挡得住一些风险。

经济学界流行一个笑话，不知大家听过没有。说有两个人到郊外旅游，这两个人在树林里玩得挺高兴，忽然听到老虎叫。一个人赶快蹲到地上，从背包里把运动鞋取出来换上准备跑。第二个就觉得奇怪——老虎跑得比人快，换运动鞋有什么用？第一个就说——当然老虎跑得比人快，但是只要我跑得比你快就行了。他就换上运动鞋跑了。第二个人不慌不忙也坐在地上把鞋脱掉，爬到一棵树上去了。老虎果然到了，但是它不会爬树，没办法吃树上的人，于是它就往前追，把换运动鞋的人吃掉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大风大浪是难以避免的，躲是不行的。关键在于要有绝招，要有过硬的本领。对企业来说，就要有自主知识产权。你会爬树，老虎不会爬树，这就是绝招。如果你更有本事，你是武松，老虎来了，你一棍子把它打死，那不是更好嘛！所以说一定要记住，经济增长的质量、表现与我们抵御大风大浪的能力在于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有了自主知识产权，我们才能够走向世界。所以我们说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是更重要的。

由此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不要迷恋或满足于报上所谈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世界工厂等等，这些说法是不妥当的。从90年代开始，我们的确在珠江三角洲，还有福建、浙江一带引进了很多外商企业。可是这些外商企业主要搞来料加工，是“三来一补”型的，对当地的好处是可以增加地方税收，可以增加当地就业。然而利润是它们的，自主知识产权是它们的。它们消耗的电力是我们国内紧张的电力，而把环境的污染留在了国内。所以我们说这只是我们工业化开始阶段的一个必经过程，但是不能以此满足。我们不能满足于一种低水平的世界工厂，我们要做一个高水平的世界工厂。这就是说，要从世界制造中心转为世界创造中心，要做世界的研究开发中心，要有更多的知识产权。

在经济学界最近讨论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一定要经过重化工阶段。我们不妨从西方国家经济史谈起，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一般走过这样的途径：第一个阶段是轻工业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重化工阶段，现在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信息产业阶段，或称IT阶段。重化工阶段是它们经过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给环境造成了损害，因此有些经济学家就想，既然发展可以是跳跃式的，为什么我们也要和它们一样，亦步亦趋，也走过一个重化工阶段呢？我们能不能从现在直接过渡到IT阶段呢？也就是说，绕开重化工阶段。这个问题经过经济学界争论，现在大多数人有了这样的看法：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绕开重化工阶段是不行的——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应该有自己的重型机器制造业，应该有自己的钢铁工业和石油化学工业。

我们的钢产量现在是2亿6000万吨左右，而我们的需求量大概是接近3亿吨，每年还有三四千万吨的钢铁进口。假定我们现在停止发展钢铁工业，而我们的需求量每年还以10%左右的速度增加，那将来全世界谁可以供应我们这么多钢材？那时世界的钢价必定会大涨，吃亏的还是我们。我们自己没有重型机器制造业行吗？如果没有大型发电机和水电站设备行吗？我们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

所以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绕不开重化工阶段。阶段是绕不开的，但是技术可以跳跃式发展。这就是说，我们不能走它们过去的道路。要么不搞，要么搞最先进的——降低资源消耗率的，减少环境污染的，这样我们的工业化才能够满足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

这就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重新思考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第二个问题是和谐社会的含义。

在讨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时候，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为了我们可持续发展——包括生产商的可持续发展，也包括生活上的可持续发展。

比如我们要保留更多干净的水源，不然人们都没有干净水喝，怎么能行呢？现在水在中国是个大问题，简单地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中国水的情况——南方水多了，年年闹洪涝灾害；北方水少了，长期干旱；全国水脏了，环境污染；不少地方水土流失了，因为不注意水土保护。水多了，水少了，水脏了，水土流失了，这就是中国在水资源上遇到的问题。这不仅是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没淡水生产能发展吗？还涉及生活问题——13亿人口的饮用水问题怎么解决？这就是说，可持续发展问题既影响生产，又影响生活。

更深入一层次考察，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建设的目的是什么？不都是为了人的幸福吗？不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让人们的生活质量能不断提高吗？假定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结果是人跟自然的不协调，是各种资源的枯竭，是环境的破坏，是生活质量的下降，那就是说不以人为本，就违背了我们革命和建设的目的。所以和谐社会问题是这样提出来的。

而生活的质量不仅有自然方面的内容，还有社会方面的内容。所以今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用28个字概括了什么叫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非常有远见、非常深刻的关于构建什么社会的一种概述。经济学界经过认真的讨论，认为实际上可以把它浓缩成三句话，即安居乐业，可持续发展，民主法治。安居乐业包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社会的安定有序。安居乐业加上可持续发展，再加上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把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统一到一起了。在当前我们考虑中国工业化道路也好，考虑长远发展也好，一定要懂得安居乐业加可持续发展加民主法治的重要性。

如果具体再分，和谐社会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城乡协调发展。因为我们城乡长期在二元结构体制之下，城市跟农村之间的差距和不和谐，处处都会表现出来。

第二个方面是区域协调发展。因为由于自然条件的原因，由于历史发展因素的影响，我国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差距很大。

第三个方面是社会协调发展。社会的协调发展指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收入阶层的人，都能够在和谐的环境中共同发展。

第四个方面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那就是说，构建和谐社会包含着这样一些内容：城乡要协调发展，区域要协调发展，社会要协调发展，人和自然要和谐相处。

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含义上是一致的。我们明白了和谐社会的意思之后，就一定要认识到它的深刻含义——这样我们就站得更高了，我们就看得更远了；我们想到的不仅是我们自己，还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想到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我们周围的人。假定我们社会不停地朝这个方向发展，我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充分地显示出来。

接下来我们讲第三个大问题，提高农民收入是关键。

刚才讲过城乡要协调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相对较低；区域要协调发展——西部特别是西部的农民收入较低。提高农民收入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确是一个关键问题。

提高农民收入的办法是很多的，现在国家采取很多措施，比如说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减免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这是全国都很重视的问题。另外，国家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比如说，两种基地的建设，农田水利的修建，等等。技术方面我们的确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仍然是制度创新。

去年一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们在全国各省市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村的制度创新有了新的情况。现在我把光华管理学院调查中发现的新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

第一是新型农业合作组织的建立。

为什么说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呢？因为它和我们过去印象中传统的农业合作化不一样。传统的农业合作化是自上而下的，是政府强制推行实施的，先是建立了高级社，后来又搞人民公社。结果它得不到农民的真心拥护，而且对生产发展也不利。但从去年开始——有的地方更早一点，新型的农业合作组织已经在全国开始建立了。它是农民自发组织的，是自下而上的。它不叫合作社，很多地方起的名字都不一样，比较多的叫专业协会，比如在甘肃定西市，协会名字多种多样——马铃薯协会、花卉协会、苹果协会、养牛协会、养鸡协会、蔬菜协会等等。在有的地方，还起了比较特殊的名字，叫经济共同体，还有的干脆叫农工商公司。

农民为什么要建立合作组织，比如专业协会呢？三个原因。

第一，现在农村普遍实行的是订单农业，即公司下订单给农民，农民按照公司的规定种，随后公司收购，这叫公司加农户。可是农民有不满——公司是强者，单个农户是弱者，强者和弱者打交道，弱者总是要吃亏的。比如说公司到收购时，可以评等级，降价格，他们判断不合格，农民无话可说；还有的时候，公司告诉农户没现金，不然就拉回家，不然就打白条，等公司有钱再偿还。农民没办法，就只有打白条了——过去是交粮给政府打白条，现在是给公司打白条。所以农民就想办法，要维护自己的权益——组织起专业协会就好办了。协会包括几百户人家，有的包括上千户，因此也就成为强者。强者和公司打交道，就是强者对强者——要打官司就打吧，我可以聘律师，咱们按法律处理。所以第一个好处就是农民维护了自己的权益。

第二，农民感觉到自己只在生产领域内得到一些好处，流通领域的好处却全没拿到，于是就想分享流通领域的好处。但是单个农民力量太弱，因此就组织起来了。组织起来之后也搞流通，就不再搞公司加订单，而是自己找销路。有些协会自己有车队，自己有仓库，自己有信息源。农民分享了流通领域的好处。不但如此，协会还可以组织进行初步加工业，把产业链延伸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为下一步农民进城就业开了门路。

第三，这些新型合作组织可以作为新技术向农村推广的基地。比如在甘肃，马铃薯种子要退化，这个问题农民没办法，但是协会就请来了专家帮忙。怎样能把牛养得更肥呢？协会来想办法。这样农民就感觉现在组成的新型合作组织，完全符合农民利益，因此自愿，而政府起的是推进的作用。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农业变化的第一个——新型合作组织。第二个是科技特派员制度。

科技特派员和过去的科技下乡是不一样的。科技下乡是某一天科技人员到农村，张贴些图片，卖些书，放场电影，举办个讲座，告诉农民怎样嫁接树木，怎样养鸡等等。这对农村有作用，但影响不大。现在的科技特派员制度是另外一回事情。全国的农业科研单位有很多科技人员，农业的高等院校、中专也有很多有经验的老师——他们知道怎样来种某种作物，怎样来养某种牲畜。他们自愿报名，担任科技特派员，被分派到各乡里去，在那里和农民一起搞农牧业。而最后利益分享——或者可以说，他们用知识技术入股了。

在科技部介绍这个经验的时候，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有一个地方种葡萄，可是农民不知道怎么种，不知道改良土壤，结果葡萄很小，也很酸。怎么卖啊？五毛钱一簸箕。这样农民有什么收入啊？他们没赚到钱。科技人员去了，就告诉农民改良土壤、种好葡萄的方法。农民都照他说的种，葡萄就大了，甜了。科技特派员又说了——葡萄不能一簸箕一簸箕地卖。怎么卖呢？要定做纸盒，要有自己的商标，三块钱一盒，这样收购的人也容易买。每卖一盒葡萄，科技人员提成一毛钱，也就是卖三块钱提成一毛钱，这样农民富了，科技人员也富了，这叫利益共享。这个科技人员最后要走的时候，农民都挽留他，但是他不得不走——还要帮其他村搞生产呢！不过他又说以后他还可以帮忙。

还有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棉花收获后，棉田里的秸秆是没用的，只能当柴火烧掉；如果运不回去，农民就放一把火烧掉——这样就污染了大气。科技人员懂这个道理，他到农村时说，棉秸秆是有用的，可以作饲料。为什么现在不能做饲料呢？主要因为其中有毒素。排掉毒素以后，将它们粉碎做饲料，效果很好。农民于是照他的办法做。三亩田的秸秆可以喂一头牛，这样农民收入就增加了。现在新疆也采用了这个办法。新疆有5000万亩棉田，三亩田的秸秆可以喂一头牛，5000万亩棉田可以多喂1700万头牛，而目前全新疆才有500万头牛。

农村生产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农民就感觉到科技特派员这种办法好，所以这种制度是当前在中国农村中进行体制创新的又一条路子。

第三个叫异地开发。这是什么意思呢？树挪死，人挪活——要挪个地方。虽然现在树也不一定都挪死了，只要有科学办法，树也能挪活；而人就是要挪活，即异地开发。

中国现在最穷的人大概有2000多万——绝对贫困，都是山区的农民，而且以少数民族为主。山上的自然条件也坏，生活条件也差，砍几棵树，砍点草皮，洒几颗老玉米，一年就过去了。这是不行的，要异地开发。

北京市怀柔县最北边一个乡——喇叭沟门乡，8000人，300多平方公里土地全是树，是国家自然保护区。照理说应该很富，但它是北京市历来最穷的乡。这个乡是满族自治乡，应该有好几百年了，当年为给皇帝看树林才在山上住的，代代如此。后来北京市下决心，在山底盖新村，要把他们全部迁下山来——要封山育林。新房子盖得比原来要大，为什么呢？除了要给家里人住以外，还多出一间房子作为家庭旅馆，作家庭饭店等等——有游客旅游，就在家里住，在家里吃，办成了农家乐。我到那里看了，家家都有电冰箱，都有彩电、手扶拖拉机、摩托车，有的还有小汽车。

那天在乡政府开座谈会，农民的话非常多，说愚公要移民，不要移山——愚公移山把山上的植被都破坏了，这怎么行呢？我就插了一句话，说愚公移山讲的是一种艰苦创业的精神，这种精神咱们在平原上要继续保持下去。农民说，你的话也对，可是你不了解情况——山上的女孩全嫁到外村去了，没有人愿意留在山上；外边的女人不往山上嫁，山上的小伙子长大就变成光棍，就没儿子就没孙子，还子子孙孙开山不止呢，不可能了。

所以必须迁移，迁移就富了。现在有些地方也在这样做，做的过程中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年轻的都愿意迁移，但是年老的都不愿意走。过好日子去吧——不行，在这里过惯了。结果要孩子动员年老的一起下山——异地开发。

古村落也要迁走一部分人。我到过安徽南部的黟县，那个县有两个村子，一个叫西递村，一个叫宏村。西递村全是宋朝建筑，宏村全是明朝建筑，保存完好，所以前几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但是那个县长说老百姓意见很大。我就很奇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老百姓怎么意见很大呢？县长说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根据联合国的规定，一切保持原状，不能有丝毫的更改。现在天气比较热，有的农民想装个空调，得不到批准——空调放在外面，村子还像宋朝村子吗？农民有钱买摩托车，但是只能夜晚骑，白天不准——如果白天骑，摩托车在村子里来往，村子就不像宋朝村子了。但是夜晚谁骑啊，掉进沟里怎么办？所以老百姓意见很大。宋朝、明朝的江南一带，盗贼是很多的——在屋檐下面、墙顶上挖几个洞，用几个木栏杆糊上纸，就是窗子，所以窗子开得很高，可以防盗贼。但是屋里光线很暗，小孩子想做作业，白天还要点灯。农民就想把窗子开在下面，开大点，但是得不到允许。农民意见就很大——你们过现代生活，要我们过宋朝生活？而且村子作为旅游点，他们却说什么钱都赚不到。游客买门票进来，但是自带矿泉水，自带面包，或者到外面吃饭去——因为村里已经住满人，只要进去看看就行了。

后来政府考虑要迁走一部分居民到山后去——哪家愿意盖房子就到那里盖吧！装空调装暖气，买汽车买摩托车都行，把窗子改成现代化建筑都行；同时村里的房权还是原住家的，可以收房租。这样就空出一部分房子来。一方面，迁走的农民选择自愿，生活水平也可以提高；另一方面，以前的住户换上宋朝的衣服变成宋朝的店小二，把剩下的房子变成宋朝的茶馆、宋朝的酒楼或者宋朝的旅店、商店，这样游客就有地方住，有地方吃，有地方买东西了。

所以说要异地开发，北京市门头沟区，包括有的其他区，如果有些明清的房子，就要留下一部分人居住，搬走一部分，留点房子出来，保证原貌，这样旅游更旺，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都能提高。

第四是退耕还林问题，或者叫退耕还林、还草。这是在农村最近发现的一个新现象，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

我们以甘肃定西市为例子。这个市全年降雨量才300毫米，非常缺水，是全国最贫穷的市之一。山上修梯田种粮食，但是没有水——靠天吃饭，肥料也不足，农民还非常累——上山刨一片地又回来，这样一天就过去了——全年产量才一二百斤。怎么办呢？退耕还林、还草。稀稀拉拉地种些树，当中的空地种草。我去看了，他们从美国引进了一种牧草，叫紫花苜蓿草，这种草的特点是耐旱，而且它是多年生的，砍了还可以长。这样农民家家都养牛羊，也用不着天天都上山，只需要隔几天上山去砍一次草，回来养牛羊。有了牛羊，农民家里就建起沼气池，用沼气点灯、做饭，也就用不着到山上砍树作柴火了。

第五是农业的经营要搞规模经营。现在承包搞了那么多年，一个现象是，农村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的地没人种，中国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要好好利用。另外，农业的现代化和家庭联产承包有矛盾。我去年到吉林考察，吉林是中国生产玉米的大省，农户承包每家十来亩、二十亩地，跟公司签合同，种玉米，公司收购。玉米在吉林至少分成三大类。一类是糖分比较多，是宾馆里吃的，老百姓买回家是甜玉米。第二类是蛋白质含量比较多，适合作饲料。第三类是淀粉含量比较多，适合作酒精。老百姓知道分类，可蜜蜂传花粉不知道，到处传，这样都变成杂交了，公司收购时就都不合格。这能怪谁呢？怪蜜蜂——是蜜蜂传花粉传乱的。但结果是农民收入受影响。

还有，玉米田里有一种虫，叫玉米蝇，非常有害。怎么来消灭玉米蝇呢？要到农科站花钱请人来放赤眼蜂，这种蜂专门消灭玉米蝇。有一家人田里被玉米蝇危害了，忍痛花钱请他们来消灭。放了赤眼蜂以后，它们不认得哪家田，就到处吃，到处消灭，于是把周围一片地的玉米蝇都消灭了。这家农户心理就不平衡——我花了钱，大家的虫都被消灭了，应该分摊点费用吧？别的农户却不干——又不是我请来的，它吃我田里的虫，我也没有办法。这在经济学里面叫什么呢？“免费搭车”理论。这样那家农户就非常生气，回家就赌咒发誓，说明年宁可让虫把玉米吃光，也不再请人。这样好技术就没办法推广。

我们搞承包制搞了这么久，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农业要现代化，新技术要推广，的确需要规模经济。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法》，这里面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农业承包制长期不变，第二个要点是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土地使用权可以合理流转。怎样合理流转呢？《农村土地承包法》提到五种方式——转包、交换、出租、转让、入股。五种办法都属于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这个是当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的一项体制创新。

湛江市最南面一个县叫徐闻县，是中国大陆的最南端，隔着海峡就是海南岛。那里土地倒是很平坦，但是非常干旱，因为没有大河，所以靠天吃饭——来台风就下雨，台风少了就干旱。农业产量很低，一亩地大概才200—300块钱的收入。一些公司，其中有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还有港资企业，和农民谈判——一亩地你一年能收200—300块钱，那别种了，我出300块钱一亩地，你把土地租给我种；你如果愿意出去打工就打工去，如果没地方打工，或不愿意出去打工，就可以签合同当我公司的合同工，每月根据出勤情况和技术水平发工资，一月有好几百的收入。这样，农民的收入就提高了。土地连成片以后，公司就投资，打深井，用喷灌，引进国外新品种。在徐闻县西面有一片地我们去看了，上万亩的一片地，种的全都是菠萝，连地名都改了，插个牌子叫“波罗的海”（菠萝的海）。其他还有的地方种香蕉、火龙果、荔枝等等，都是成片的。这就是农村中搞的一种体制创新，也是农业要走的规模经济道路。

第六个叫能人经济。先从一件事情讲起，有一次我坐汽车从兰州到平凉去，路上看到有个村子道路两边刷着大标语——“开展双培工程”。我没弄懂，什么叫“双培”呢？到平凉问了才知道，这是由甘肃省委的文件来的：第一个“培”，是把农村中的党员培养成脱贫致富的典型——党员必须致富，大家帮他们致富，党员致富说话就硬了，如果党员是全村最穷的，那就没有说服力。第二个“培”，是把农村中的能人培养成党员——能人中有够条件的就培养入党。这两个“培”实现以后，农村的党支部就强了。

我去年夏天到了甘肃、陕西，有的地方正在选村长。其中有一个村，选谁做村长呢？农民要选一个会养牛的人。村委会就去找他，想选他做村长。但是他说不行，因为只会养牛。村委会又说了，就因为你会养牛，才选你做村长，你帮助大家养牛吧！那人推不过去，就真的当了村长。当村长以后，他就教大家养牛，而且他知道牛肉往哪里销，牛往哪里卖，牛皮有什么用——后来办了皮革厂，等等。这样这个村就富了，成为养牛村。

在陕西有一个村子，大家也是在选村长，选谁呢？村民要选一个会种花的人。这个人倒不推辞，说你们要我做村长可以，但是我要在村公所门口挂两个牌子，一个说明是我们村的办事机构，另一个要说明是我们村的花卉公司——要办花卉公司，就是要全村统一种花；不同土地要种不同的花，花有各种季节的，花谢花开，这样村子一年四季都有花卖了——为了统一调配，所以挂两个牌子。大家同意之后，按照村长的话做，村子果然就富了。

所以这里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邓小平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第二句话是“先富帮后富”，第三句话是“实现共同富裕”，现在我们一定要把三句话统一起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是第一句话，先富帮后富，起带动作用带动后富，即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最后才能达到目的，实现共同富裕。

对中国的前景，大家应该了解——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要我们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关键在于农民的收入能不能提高。

只要农民收入提高了，这就是全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全世界最大的金矿在哪里呢？在中国，在中国的农村。9亿农村人口，2至3亿农户，如果农民收入提高了，每家买一个电冰箱，每家买一个电视机，每家装一个空调，这市场多大呀！每家为大人或孩子买一台电脑，那市场多大呀！我们现在去打开一个拉美国家市场、非洲国家市场……充其量也就1000万人口，或者几百万人口，还不一定能全开发出来。中国自己9亿农村人口市场，所以这个市场才是最可观的。只要每个农民每年添几套新衣服，纺织机一天三班倒还来不及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农民富裕起来。

三周年了，过渡期是不长了。跨国公司准备在中国登陆，所以中国过渡期还没有结束。所以巨人正在过河，这样就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就是我们必须加快国有资产的重组。如果我们不通过重组建立自己强大的公司，就不能和它们跨国公司竞争——要势均力敌才能竞争啊！你要和它们合作，也要它们认为你有价值，实力相当才能合作，不然它们就会把你兼并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很严峻的，国有资产重组实际上体现出一个重要的看法，最近国务院公布的《加速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里面就谈到了领域的开放——让民营经济能进入，还有加快国有资产重组。过去不让民营经济进入的一些领域，譬如说铁路、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石油，还有国防科技等，都可以进入。

民营经济进入，参与国有资产重组，形成有民营经济参股的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是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国外有的不理解，会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私有化——不对，这叫私有化吗？大力建设混合经济所有制是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有制的新形式。“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既然着眼点是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竞争过程中都是有升有降，有起有落的，所以说用进退两字是不妥当的。正确的提法是：国有资产和民营经济平行发展。因为我们的重点是国有资产，所以经济的基础是公有制，是国有资产和公有资产，不是一个个企业。通过资产重组，使国有资产得以保值增值，发展得更快，这不是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吗？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非常清楚。

中国有句老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个观点已经太旧了，现代管理观点不是这样的。现代管理观点是一个和尚没水吃，三个和尚水太多，吃不完。

大家都知道，庙离河一般很远，小和尚挑一担水就累了，把水往水缸里一倒，大家凑合凑合用，一天也就挑一担。

有三个庙。

第一个庙，三个和尚商量了——咱们干嘛那么累呢？咱们分成三段，接力挑吧！第一个和尚挑一段路交给第二个和尚，自己就坐下来休息，第二个和尚又挑一段路，交给第三个和尚，这样水就挑到庙里了；空桶回来了，他们再接着挑。三个和尚一协作，很快就把水缸装满了，所以第一个庙靠的是协作。

第二个庙，老和尚把三个徒弟叫来，说——咱们今天立下新规矩了，谁挑的水最多，晚饭就给他加一道菜；谁挑得最少，就只能吃白饭。于是三个小和尚你追我赶，一会儿就把缸里的水挑满了。这叫体制上作了改革，引进了新的机制。

第三个庙，山上有很多竹子，三个小和尚就想把办法把它们打通，连成一条输水管道，在河边上装一个簸箩，第一个和尚在下面舀水，水桶上去了，第二个再灌入水槽，第三个和尚就在庙里，把装满的水缸移开，把空水缸移过来，一会缸里的水就全满了。这叫技术创新。

任何企业遇到困难，无非都要用这三个办法——第一是协作；第二是体制上作改革，引进新机制；第三是技术创新。三管齐下，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北京市的工业要站得高一点，看到全国。深圳、上海的企业占领了很多市场，我认为这是静态地看问题。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关键要有自己的品牌，自己的营销网络，自己的营销队伍。市场是可以创造的——这句话对我们企业非常有用。

在光华管理学院深圳MBA班讨论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一个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找了四个推销员，要他们带着样品和订单去推销梳子，并指定要到庙里去推销。

晚上第一个推销员回来了，他一把都没有销掉——和尚说没头发，所以梳子没有用。

一会儿，第二个推销员回来了，他销了十几把，公司说不错，要他谈经验。他说他告诉和尚梳头发是梳子的第一功能，第二功能是经常用梳子刮头皮可以止痒、清醒头脑、明目、美容养颜，因为这样可以活血。这样他就销掉了十来把。

第三个营业员带回了一摞订单，他销了几百把。他说他到庙里仔细观察了一番，香客都很虔诚，可是磕了头之后头发就有点乱，香灰掉到头上之后头发有点脏。他看在眼里，就直接去找方丈了，说——你看你们庙里香火多旺啊，你要关心你的香客们。如果每天早上放几把梳子在佛堂前面，这样他们头发乱了就可以梳一下，香灰落上去了就掸一掸。梳子很便宜，断了就断了，脏了就再买一把，但是这样香客们就会感到庙里很关心他们，他们就会来得更勤快，这里的香火也就更旺了。方丈听了就订购了好几百把。

第四个推销员也回来了，他销售了好几千把，他说他直接找方丈。——有人向你庙里捐钱是吧？——是；——有人向你庙里赠送礼品是吧？——是；——你庙里到外面办事要处理各种公共关系是吧？——是；——那你庙里要有礼品回赠吧？什么礼品最便宜？梳子。方丈就笑了。——人家要木头梳子有什么用？——因为是木头梳子，所以两边可以刻字的；一面可以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刻上，另一面可以刻上方丈的书法，比如“佛在心中”，“积善为本”，“日行一善”等等，这样人家就会当作纪念品留下，那你到外面办事不就更方便了吗？给你捐钱的人不就更多了吗？于是方丈就订购了好几千把。

把木头梳子拿到庙里都有销路，所以说市场是可以创造的。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只要通过资产重组，我们拥有了自己的营销网络，自己的品牌，北京的产品就可以在世界行销。

大家都知道，一百年以前，男同志都用刀刮胡子，一百年以后开始用刀片刮，可是最近几十年以来就可以用电动剃须刀刮。电动剃须刀刚发明的时候，没有人敢买，大家怕万一电动剃须刀一卷把肉卷进去——这不就变成绞肉机了吗？于是厂家就在商场门口作示范表演，要男同志都过去试一下。就这样，一个电动剃须刀的市场就被创造出来了。

过去谁知道有九寨沟和张家界呢？只是靠去旅游过的人回来宣传。后来靠电影、电视、画册来介绍，市场一下子就创造出来了。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一定要懂得，市场是可以创造出来的，摆在国有资产重组面前的任务很艰巨，但是通过重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现在的产品靠什么？靠人才。因为技术要靠人才，营销要靠人才，品牌要靠人才，所以归根到底是靠人才。北京最缺的是什么人？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最缺的仍然是企业家，不是技术人员。企业家不是学校能培养出来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只是企业家的预备队伍，要通过实践，实践包括在企业中实践，包括自行创业等。

企业家最大的优点在于用人，善于融资。我在北大就和MBA毕业的同学讲——送你们八个字：

第一个阶段是挣钱。即第一个阶段要用自己的双手通过拼搏、竞争创业。

第二个阶段是生钱。“生”字下面有一横，即企业的平台已经建立起来了；平台上站了一头牛，就是乘牛市而上，即改成股份制企业。

第三个阶段是赚钱。“赚”字由“贝”和“兼”构成，“贝”字的意思是货币——要善于融资；“兼”字指靠企业兼并做大——每个企业都是这样的，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改组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都是这种情况。应该看到，一个企业靠自身积累，慢慢做大是可行的，但时间很长，凡是大企业，都是通过良好的融资和企业兼并来做大。

第四个阶段是“來”钱，之所以用繁体字，是为表吸引人才之意。刚才讲过了，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有人才企业才能发展。要善于用人，要善于容人，人都有长处，都有缺点；用人是用人之所长，对于缺点要注意，要提醒，但不能老盯着不放。

五个指头伸出来，就都在争谁应该排第一位——大拇指说我最粗，我应该排第一位；二拇指说我最灵活，应该排第一位；中指说我最长，我应该排第一位；无名指说我最珍贵，结婚戒指都戴在我上面；轮到小指，大家说你最小，最小就排最后，抠耳朵抠鼻子可不算的，小拇指却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去朝圣拜佛的时候，每次都是我领队到最前面的。

所以说各有长处，我们将来作为一个现代企业家，即便只是作为一个人际关系相处者，也要看人家的长处，要学习人家的长处，要容人。如果老盯着人家的缺点，怎么能发展呢？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这个问题要了解得非常清楚。

第五个问题，道德力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力量。

现在都在谈效率，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是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个是效率的道德基础。前者体现在多少设备、多少熟练劳动力上面，它们构成了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但重要的问题在于，仅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来自效率得到的基础。

我们不妨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抗日战争年代，我们的国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凝聚力，这么高的工作积极性，这么旺盛的战斗意志？是效率的道德基础起了作用。

第二个例子，当一个特大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能团结起来抗击呢？就说1998年夏天，东北的嫩江、松花江，黄河、淮河、长江、珠江都发洪水，特别是长江的洪水非常严重。那时候，《新闻联播》开播，全国上下家家就都坐在电视机前看——长江水位到多高了？荆江会不会分洪，会不会决堤？那年抗洪救灾抢险，大家互相帮助，解放军战士在水下堵塞漏洞好几十个小时，这靠什么呢？靠的就是效率的道德基础，是道德力量起了作用。

第三个例子，一个移民社会效率为什么会很高？广东、福建一带住了很多客家人，他们的祖先在河南省，在中原地区。历朝动乱时期，一个一个家族南迁，他们靠家族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战胜了蛮荒的自然环境，在那里扎下了根，并走向全世界。去年全世界客家人在河南郑州开会，所以我到河南就跟他们讲——河南人了不起，全世界60亿人，河南省就有1亿人，占世界的六十分之一；全世界1亿客家人，又占世界的六十分之一——就是说，有两亿人的故乡在河南。我到福建龙岩市考察，很多土楼是客家人当初居住的。楼有方有圆，一座楼就有几百户人家，门一关，土墙，院子里有井，外面怎么打都打不进来的；放火烧，越烧越硬。参观完以后，他们在桌上放一张纸，要我给他们题词。这题词怎么写呢？想了一下，就写了七个字：“人情道德一楼中”——这个楼反映的是人情道德关系。没有道德力量，客家人走不到这样。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实际上存在着第三种调节——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靠供求规律起作用来调节经济；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政府调节是一只有形的手，通过法律、法规、政策、宏观调控来调节经济——难道只有这两种调节吗？不是的。

市场出现多久了？几千年前的事情了——原始公社的晚期出现了部落间的交换，于是有了市场；政府出现就更晚了。而人类社会存在多久了呢？少说有几万年了。在那漫长的岁月中，既没有市场调节，也没有政府调节，可人类社会还是延续下来了——靠的什么来调节呢？就是第三种力量，道德力量的调节。

市场、政府出现以后，在很多孤岛、山村，市场的力量达不到，政府的力量也鞭长莫及。当地还有人类居住，还在繁衍后代，那靠的是什么呢？也是道德力量调节。

市场、政府出现以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少次大动乱呢？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军阀混战，诸侯割据，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小乱据城，大乱据乡”——发生小动乱了，乡里人往城里跑，城里有城墙，有兵把守，比较安全；大动乱到来时，城里人就往乡下跑，跑得越偏僻越好，因为城市是兵家必争之地，断粮断水，火攻水淹，古代破城之后还大开杀戒，屠城三天。在大动乱的岁月，市场是失灵的，市场是瘫痪的，但人类社会还是延续下来了，靠的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再说，社会生活是个大领域，其中一部分是交易领域，按照市场规则行事，就有各种交易；另外那一大半，是非交易领域，包括一些关系——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同乡关系、街坊邻居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学术活动、社交活动、公益活动，这些都在非交易领域内。在非交易领域内是不按市场规则办事的。父子、夫妻等都是属于伦理方面的关系。那政府调节呢？政府调节只规定了大框架，所有活动不能越过法律的界限，否则政府就要管。比如丈夫打老婆，父母虐待子女，如果越过了法律界限，就是暴力行为，但是如果不越过法律界限，政府就不管了。在市场调节失灵和政府只设立大框架的条件下，肯定存在着第三种调节，就是介于有形和无形之间的道德调节。

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形又无形。举例来说，企业文化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都属于道德力量调节。校园文化建设不是市场调节，不是政府调节，是同学们自己搞的各种文化建设；自律也是道德力量调节，公务员要自律，经济工作要自律，老师学生都要自律。

在今天，我们要重视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信任问题，这个问题特别重要。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它会成为什么样子？社会信任问题，属于道德规范方面。我们现在经常讲双赢原则，双赢是不错，可是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龟兔赛跑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幼儿园老师只是告诉你们不要像兔子一样骄傲，难道龟兔赛跑就只有这一点内容吗？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深圳EMBA班讨论了龟兔赛跑，提出问题——龟兔赛跑难道只赛这一次吗？兔子输了不服气，要求第二次赛跑，并且吸取了经验，中途没有睡觉，一口气跑到终点。所以第二次龟兔赛跑是兔赢龟输。但是乌龟又不服气了，于是第三次赛跑又开始，但是这次由乌龟来指定路线。兔子跑在前面，快到终点时一条河把路挡住，兔子过不去了。乌龟却慢慢游过河，第三次赛跑乌龟又赢了。于是又有了第四次，但是这次它们商量要和解，要协作，于是优势互补——陆地上兔子背着乌龟跑，过河时乌龟驮着兔子游，于是两个同时到达终点，这是双赢的结果。

四次龟兔赛跑给我们四个重要的启示，这四个启示对大家可能是长远有用的。第一次的启示是，当你处于劣势的时候，不要气馁，不要松懈，要坚持到底，等待对手犯错误。如果兔子跑到前面以后，乌龟就觉得没希望了，然后弃权，那么即使兔子睡觉，它醒过来以后还是第一。第二次的启示是，要善于把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优势。兔子跑得快，这是它潜在的优势，第一次因为睡觉，它就没有发挥这个优势；第二次它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就跑了第一。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要嘴巴里老谈自己的潜在优势，要记住，关键是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第三次的启示是，如果原来的策略不再起作用，就要及时调整策略，改变策略。通过第二次赛跑，乌龟懂了一个道理——假如总是沿着原路跑，只要兔子不睡觉就总是会赢；它就及时调整策略，一条河把路挡住，兔子就过不去了。第四次赛跑的启示是，协作与优势互补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的。假如第四次兔子背乌龟跑的时候，它耍坏，一扭身把乌龟摔在地上成重伤，或者假如过河时，乌龟耍坏，往下一沉，把兔子淹死，都得不到双赢的结果，所以必须互相信任。这就是四次龟兔赛跑的启示。

我小孙女在深圳，前几年上小学时，家里有一些漫画书，其中一本叫《新龟兔赛跑》。我看了就想，这种书让小孩子看，简直要把他们教坏了。书上写的新龟兔赛跑是这么一回事，乌龟要他的弟弟埋伏在终点，等兔子快跑到时，他弟弟就出来了，因为乌龟样子都差不多，所以兔子根本就认不出哥哥弟弟，最后他就认输了——这样不行，要诚信为本，如果让孩子从小就学到这种不诚信的手段，怎么能行呢？所以说，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一定要发挥道德力量，相互信任。

最后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这个故事叫《地狱和天堂》。有一个小孩子走路时碰到一个神仙，他就抓住神仙的手，说：“我老听大人提到天堂和地狱，可是我始终没有弄懂，请你告诉我，究竟什么叫地狱，什么叫天堂？”神仙说：“好办好办，你跟我走你就知道了，带你看看你就知道什么是地狱，什么是天堂。”结果神仙就带他走到一个大房子，左右各一间。先看左边一间，里面有高台、长桌，桌子上放满了鸡鸭鱼肉，门口放了筷子，可是这筷子有三尺长。门打开，进来一批饿汉，他们走到台上就看到了那些东西，都非常高兴，于是就去门口拿筷子，可是筷子太长，夹了菜也没有办法送到嘴里，于是他们就都坐在地上伤心地哭。神仙说，这就叫地狱。他们就到了另外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也是一样的摆设，也进来一批饿汉，结果他们吃得很好——他们互相夹菜喂着吃。神仙说，这就叫天堂。

如果人只顾自己，那社会就是地狱般的社会；而一个互信、互助、互爱的社会，就是一个天堂般的社会。所以构建和谐社会，如果能把互信、互助、互爱这三点记住，我相信我们的认识会有新的提高。

好，今天上午的报告我就讲到这里，留点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吧。

［现场答问］

主持人：同学们提问特别踊跃，刚才在短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收到了八九张提问条。而且很多提问条上还提了好几个问题，但是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只能选择几个提问频率比较高的问题，请厉老师来回答。

问：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同学说您提到了农民工进城的问题，这确实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同时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与粮食安全构成一些矛盾，农民工权益无法得到保护，还有他们本身就给城市造成了很多问题，那您怎样来解释呢？

答：这个问题中包含着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农民工进城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的，这也是异地开发的一种表现。因为我们现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三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农村人大量停留在农村，很多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农民工进城是一件好事情，如果不让他们进城，停在农村没事情做，就成闲人了。不久前，联合国三个专家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跟我们座谈。三个专家就谈道：“我们三个走了全世界很多国家，在中国和印度发现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在西方国家，打台球是一种高雅的活动，而在中国和印度连农村都已经普及了。”这是农村劳动力高度闲置的表现。所以说，农民工进城是把农村多余劳动力支援城市经济建设，这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个问题，农民工的权益必须得到充分的保护。那些违法克扣农民工工资的，对农民进行体罚的企业主，都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而农民工在城里的生活等方面都应该通过法律法规来保障好。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这点各个城市都在逐步做到，以取消对农民工的限制和歧视。

第三个问题，农民工也要提高自己的素质。我最近刚从贵州回来，贵州公路两边的标语有的是——不读完初中，不外出打工。我说这个要求是不是太低了？初中读不完当然不能外出打工，就算读完也不行啊！现在城里对工人技术要求越来越高，要经过技术培训，农民工自己也应该抱有学习的态度，边学习边工作。我在深圳就看到有的农民工上夜校，我觉得这很好。

中国民工潮有三次，第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中，当时的农民工都是壮汉，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是可以帮人家修路、盖房子、挑砖等等，他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赚几个钱，回家讨老婆。90年代起，外商投资企业在珠江三角洲、沿海一带建立了，他们就大量吸收民工，要的是少女。这些少女出来以后，她们的眼光就变高了，她们就要在城里找对象，起码要找和她有同样知识文化和发展前途的打工仔。这样那些壮汉回去就找不到女人了，于是1995年开始，第三个浪潮开始，少男都出来了，这就是农村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使得农村的种植出现了问题，所以农村要搞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另外，在深圳有一个调查，凡是打工仔和打工妹自由恋爱以后，计划生育他们自己就执行了——他们不要小孩，因为创业阶段要学习，所以小孩就晚一点再生，而且顶多一个。他们说他们这一代人在农村耽误了，没读大学，但是孩子一定要读大学。

情况在变，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善待这些农民工，另一方面农民工自己要学习。

问：第二个问题是，您提到了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的问题，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国并不是缺乏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而是缺乏诺贝尔奖产生的环境和激励的制度条件，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答：同意这种看法。确实这样，有三个条件不佳。

第一个条件，我们缺熟练的技工，现在中国最缺的是这种人。一个设计再完整，但是如果在最后一关熟练技工缺乏，那设计也是不能实现的。这对我们机器制造业是尤其重要的，这方面条件还不够。

第二个条件，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不够。知识产权如果得不到保护，盗窃、剽窃情况就会非常严重，就没人会安心搞创造——搞了发明创造，利益得不到保护，马上就被别人剽窃，那我还不如等待，然后仿造别人的。而且这也是外商对我们提的意见，要重视保护知识产权。

第三个条件，我们的科技界应该形成一种协作的力量。单个的中国科技人员都是顶呱呱的，但是要形成一个研究团体的话，我们还要更多地培养一种团队精神。

所以我同意刚才的说法。

问：还有一个问题，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学经济学的同学，或者是对经济学很感兴趣的同学。那您能不能结合自身的经历，为我们大家学习经济学，或者为以后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呢？

答：我也是学经济学的，毕业以后一直搞经济学。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我有两个很重要的体会。

一个体会，经济学一定要结合本国的实际。因为你在学校里学的都是书本的东西，很多都是国外教科书上的知识。道理我们要懂，但是怎样把它们发挥出来呢？经济学如果不和本国实际相结合，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奉劝学经济学的同学，一定要经常到基层、到农村去实践。

第二个，经济学一定要在相互讨论，甚至在热烈的争辩，在不同意见的交锋之中才能够成长起来。因为从来经济学中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讨论，对于这些讨论中的问题，要关心注意到，自己也要思考。如果经济学不讨论，不交流、交锋，最后也是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对每一个学经济学的同学来说，如果你能深入实践，并且重视学术界各种问题的讨论，这样一定能在学科里面摸到门路，循序渐进。

问：再提最后一个问题，我国从前一阵子的西部大开发，到后来振兴东北的工业基地，在这个过程中，好像中部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忽视，请问您对中部在我国崛起中的作用有什么样的看法？

答：今年我去的地方全是在中部——贵州除外，有湖南、河北、河南等地，考察中部崛起问题。

中部崛起问题，主要应该有更多的城市群。它不如东部之一，在于城市辐射力不够。大城市大多都在东部，如上海，浙江的杭州和宁波，广东的广州和深圳，山东的青岛，这些城市的辐射力很强。而中部城市，包括武汉在内——武汉本来是一个很有辐射力的地方，现在辐射力都不够。中部缺少一个强大的城市群，这是我中部考察的第一个结果。

第二个结果，怎么使中部崛起？中部的资源相对来说是丰富的，比如煤、粮食。中部应该进一步发挥这一方面的作用，致力于让中部的农业更稳产、高产，使中部的煤矿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河南、陕西都是产煤大省。还要注意到一点，就是中部的科技力量是相当强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这几个省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都很强。但是中部的科技力量发挥还不够。

所以中部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呢？中部将来一方面要能够在资源的深加工方面更出力，另一方面要使其科技力量，在一些高新科技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再加上中部的地理位置，起到物流中心的作用，这样中部的面貌将要发生变化。

主持人：谢谢厉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座，也感谢提问的同学们，谢谢大家。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团市委书记关成华老师为厉以宁教授赠送北京公益讲堂的纪念品。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厉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讲座，今天的公益讲堂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光临，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公益讲堂，期待着与您再次相见。谢谢大家！

（2006年8月10日）
（原载《北大讲座》第十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