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生能力与中国经济发展
——在北大之江发展论坛的演讲和答问

林毅夫

［演讲者小传］

林毅夫，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10月15日生于台湾宜兰。1971年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8年于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获硕士，1982年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获硕士，1986年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Thoedore W.Schultz。1987年于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博士后。1987～1990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共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任主任。

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任期届满。近期代表作有《解读中国经济》等。

休克疗法VS双轨制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到今年已经走过了25年的历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所有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问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怎样改革好呢？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在某些国家采用的休克疗法，另一种是我们国内所采用的逐步渐进的双轨制、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办法。对这两种方式，在理论界及实践上存在着许多争论。90年代初，国外的普遍看法是应该采取休克疗法。对于双轨制、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国外学术界的评价非常低，他们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不如市场经济体制，而双轨制改革后的体制比计划经济体制还差。曾经有这样的比喻：想跳过一条河，必须一次跳过，不能分两次跳，否则会沉下去。渐进式改革就像分几次跳一样。又如，要把一条狗的尾巴砍断，你要一次性把它砍断，不能一截一截地砍。他们用这种方式来说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休克疗法要比渐进式的方法好。他们认为渐进式的改革会引起许许多多的社会经济问题。

然而这十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现在的情形并不像当时推行休克疗法的理论家所承诺的那样，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过渡到市场经济，然后经济开始恢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可以显著提高。世界银行在去年出版了一本《苏联东欧改革的十年经验的回顾》，里面有大量的实证资料证明休克疗法是失败的。例如俄罗斯基本按照休克疗法全面实行私有化、市场化，政府也从社会主义政治变成明显的议会政治，但是其2000年人均收入只有改革前1990年的60%。在东欧国家当中，表现最好的波兰2000年的人均收入，也只不过比1990高40%。而恰恰相反，在过去十几年，在渐进的双轨制改革推动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假设1990年的人均收入是100，那么2000年达到258，增长了一倍半。

为什么当时普遍认为休克疗法较好，双轨制的改革较差，但结果是休克疗法所取得的绩效远远不及双轨制所取得的绩效？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即假设市场上的任何企业只要管理好就能赢利。如果没有赢利，其原因一定是管理失当。管理失当的原因可能包括产权不明、政府干预等等。现在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或学术期刊上能够看到的任何一个理论模型、任何一篇文章都暗含了这个前提。此前提对于我们研究现在西方的企业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事实上，在国外的发达市场中，绝大部分企业必须自负盈亏，很少能从政府获得保护、补贴。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把经济当中主要企业的状况作为一个暗含假设来构建理论模型是正确的。那些致力于东欧、苏联改革的经济学家也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因此，他们看重的是产权问题。例如，第一，产权是国有的；第二，产权的界定非常不清晰。所谓国有、全民所有的概念其实是很模糊的。他们认为产权界定很不清晰，造成政府对企业过分干预，而企业的厂长经理权力受到约束，企业不能自主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这些问题直接或间接跟管理有关。那些经济学家作为改革顾问看到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一类问题，然后认为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国家经济没有效率的原因，因此，提出了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有三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应该彻底实行市场竞争，实现价格自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价格由政府决定，很多生产属于垄断或寡头垄断，不存在竞争。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源配置必然是低效率的，企业就没有改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所以他们认为市场需要完全放开。第二，全面实行私有化。在计划经济之下，产权都是国有的，厂长、经理只有经营的权利，自身利益与企业经营状况无关，因此经营者缺乏积极性。而且，那些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全面私有化后，经营者对市场的价格信号才会做出正确的反应。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合理的。第三，政府应该减少干预。政府不应该给企业补贴，应该消除预算软约束，企业应该在市场竞争中自负盈亏。因此，政府必须进行财政改革，平衡预算，而不应该把精力投入到对企业的指挥。可以看到，这三方面都集中于产权明晰和市场竞争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产权明晰、市场竞争，其他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在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存在上述问题。因此，整个改革就集中在这些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有问题的症结，然后就这些方面进行改革，而且认为应该一次性改革。这些改革方案，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确实环环相扣，难以驳倒，否则不会形成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共识。

自生能力是根源

但是实际情况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共识相反，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现有的体系在分析经济转型上是有缺陷的。为了说明我的观点，让我先来解释一下“自生能力”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从一个企业的微观角度来定义的。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如果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不需要任何其他外力的帮助（主要指政府）而能够获得大家可接受的利润率，那么它有自生能力。如果一个正常管理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里没有办法获得正常的利润率，那么它就没有自生能力。现有新古典经济经济学体系实际上有一个暗含的假设，即存在于市场中的每个企业都是有自生能力的。这个暗含前提对研究发达国家的企业是合适的，但是作为分析转型中国家的前提则有问题。

我们来分析苏联的情况。苏联计划经济中的政策扭曲并不是斯大林在1929年突发奇想造成的，而是因为当时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竞争的市场当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所以要实施政府保护。倘若改革中把这些保护全部取消，这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将马上从隐性变成显性。这时如果政府不继续给予保护和补贴，它们就会全部破产，但是这是不能接受的。第一，这些产业、企业是现代化所需要的，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获得尊重所需要的。例如俄国，改革之前，经济规模比中国大；现在，俄国的经济规模只有中国的1/4。但是，俄国是八国集团的成员，而中国不是。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政治地位，而俄国现在的经济实力只有中国的1/4，为什么却依然属于八国集团？因为它拥有传统的重工业和军工业，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其国际影响。所以休克疗法不应该改掉这些传统重工业，它对于现在的国家安全利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休克疗法以后，政府还会继续保护和补贴这些企业。而事实上在苏联、东欧实施休克疗法后，许多大型企业已经实现私有化，但从政府得到的保护补贴比改革转型前还要多。这并不奇怪。这些企业还是国有的时候，经营者向国家索要保护补贴，但是要来后不能直接据为己有，否则是贪污犯罪。而私有化以后，这些企业的自生能力并没有得到改观，其经营者凭借企业的重要性向国家索要保护和补贴是天经地义的，而且不受国有制时期的约束，以致经营者有机会从中获得大量个人利益。因此，这些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没有解决，即便实现了产权的私有化，但如果不想让其倒闭，就必须给其更多的保护和补贴。第二个理由，这些企业规模非常大，有的拥有50万甚至100万人，一个城市经常就只有一家企业。国家是不能让一个城市里的工人同时失业的。企业一旦倒闭，马上就变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给它保护。

问题在于，在转型国家，企业并不是有正常的管理在市场竞争中就一定能赢利。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种产业是资金丰富国家的比较优势，其产品价格比滞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重工业生产的产品价格低很多。以我国为例，我国当时的经济基础是极其低效的农业经济，资金非常稀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是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起来的企业就没有自生能力，必须由政府提供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保护、扶持。这些保护与扶持有多种方式。一种是让这些企业在市场当中占有垄断地位，不必面对市场竞争，这样可以抬高市场价格。另一种是用人为的方式来压低这些企业所需各种投入的价格（包括外汇差，把外汇的币值高估，可以获得较为低廉的进口设备）。原材料的价格尽量压低，甚至工人的工资也尽量压低，企业的总投入降低很多，而产品的价格很高，企业当然能建立并且发展起来，甚至还有足够的利润。这实际上是政府的保护和扭曲作用的结果。但如果把它放到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投入和产出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它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就由隐性变为显性。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照搬苏联的经验；但苏联的体制是1929年斯大林开始优先发展重工业所形成的体制。这样形成的体制有很多扭曲，特别是对各种价格的扭曲，保证这些低价的资金、原材料等要用来发展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价格被人为压低以后，会造成各种商品供不应求，政府就要用计划的方式来配置这些资源，计划经济也就形成了。因此在这样一个扭曲的、没有竞争的市场环境当中，企业是否赢利不是由企业决定的。为了防止企业发生可能产生风险的行为，国家形成了对企业产、供、销、人、财、物等所有自主权的剥夺。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建立起一整套的重工业体系。但是，也会出现一系列资源配置的问题、积极性方面的问题，使无效率和计划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到最后无法推行下去，就要进行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和出路

从自生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是比较合理的。在原来的传统体制之下，有许多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所以，政府给其以保护和补贴将造成整个经济宏观的扭曲。对没效率的一部分，是一定要改革的。这就需要想方设法来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提高它的经营积极性，等等。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传统体制问题的根源，就会发现在传统体制下，许多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潜力被抑制了。这种潜力如果发挥出来，能量是非常大的。因为以前把所有的资源都动员起来，去支持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但是在一个国家里面资金、资源总是有限的，把资源动员起来发展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则没法得到资源，它的发展就会受到抑制。但是，在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业，我们是有比较优势的。1979年之前，一般生活必需品处于短缺状态，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例如棉纺，属于符合我们比较优势的轻工业。因此，我国的改革一方面要改造传统体制下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提高当中的企业的自生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另一方面是放活，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市场中发展起来，而且将以较快速度发展。开始的时候，它在我们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但是只要被放活，它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迅速扩大。例如，农村承包责任制这种对传统部门积极性的改革，使农民的积极性被释放出来，中国长久以来解决不了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又如乡镇企业。1978年，乡镇企业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只有7%，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在整个工业中就三分天下有其一。1986年，我国出口产品中乡镇企业所占的比重就已经有11%，到1994年，该数字上升为43%。短短几年时间，我国的产品能够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这就是我国的比较优势。

分析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市场竞争中没有竞争能力的国有企业，政府一直没有放弃，而是边扶持边改革，保证了经济的稳定。所以，在中国并没有形成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导致经济严重下滑的局面。所以，渐进式的改革一方面维持了稳定，另一方面又放活了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使经济发展比较平稳而且迅速。我国经济在过去2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3%，这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不曾出现的。但这样的改革方式不是万能药。90年代初，国外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对双轨制渐进式的改革的批评并不是毫无道理。国内的改革开放确实也有许多问题。例如，金融系统中四大国有银行呆坏账的比例非常高。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戴相龙曾在2000年亚洲金融风暴后说过：“国外有人常说，中国银行的呆坏账的比例高达40%，其实只有25%，并且我们正在努力减少它。”但是，东亚经济发生金融危机时，泰国的呆坏账比例只有13%，韩国只有17%，而我们高达25%。第二，经济上取得很大成就，但政治上出现了混乱。其中，有大家非常关心的腐败现象。第三，在一开始，就想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央所发的改革文件每年至少有一半和国企有关，而事实上，从1978年到现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第四，地区差距越来越大。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应该协调发展。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从主流经济学推论预断出来的。中国经济在1997年开始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影响，并不是因为其银行体系非常健全，而是有很高很厚的防火墙，资本账户没有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所以安全度过了金融危机。但是，金融改革已经排到议事日程上，外国银行可以到中国设立分支机构，2003年他们可以经营企业的人民币业务，2006年可以经营一般老百姓的人民币业务——银行的防火墙正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的呆坏账和股票市场中的种种泡沫很可能变得像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难以控制和解决。这种危机发生后，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一般人对政治、经济生活会感到不满，经济危机很可能演化成社会危机。因此，海外有些人预言中国经济有可能崩溃。

上述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还是应该回到传统体制的形成逻辑上来。传统体制的产生是因为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银行问题其实就是国有企业的问题。国有企业还必须靠银行的低息贷款来维持生存，但借了钱却又还不起债而形成呆坏账。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跟这个也有关系，因为国有企业需要保护和补贴的环境。中国中部的优势是农业，西部的优势是矿产资源。但传统体制为了保护国有企业，把大宗农产品的价格压低，把主要矿产资源价格压低。因此，东部发展越快，从中部拿到的农产品越多，从西部拿到的矿产资源越多。这等于东部的富人从西部的穷人那里拿到补贴，所以东部越发展，东中西部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这些问题看起来非常复杂，但归根结底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提高国企的自生能力，但是并不能把它私有化来一了百了。另外还有企业的冗员和养老的社会负担问题，只要自生能力和社会负担的问题不解决，私有化了以后问题可能更严重。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会发现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和产权完全无关，但在其自生能力和社会负担形成的限制条件不解决的情况下，即使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也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要改革好国有企业必须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并剥离社会负担。关于剥离社会负担，让冗员下岗，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养老的问题，全社会已经有了共识，政府也正在逐步施行。

关于解决国企自生能力的问题，我认为以下四个政策性的建议可以考虑：第一，如果这个企业的产品在我国经济和国防上绝对重要，且不能从国外进口，这种企业就可以靠国家财政拨款生存。第二，资本密集的企业，但它的产品在国防上已不是很敏感，然而具有很大的国内市场，那么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到国外上市，直接用国外的资金；二是跟国外企业合作，将国外资金引进国内。第三，假如没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就只能转产，生产那些劳动力密集的有国内市场的产品。原国有企业有一个普遍的优势——人才，比如国内的长虹由生产雷达改为生产彩电，嘉陵由生产坦克战车改为生产摩托车。第四，转产必须有人力优势，如果没有人力优势，就只有破产一途。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国家就不需要保护这些企业，金融改革，对农产品价格控制，可以不需要；传统经济体制对正规价格的扭曲和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干预就不需要，这样就可以真正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现场答问］

问：林老师，据我所知，现在浙江的经济增长率是12.7%，但是它们的能耗，尤其是工业能耗的增长，有30%～40%，所以我想问，这是不是表明政府的官方统计是不准确的，或者说是有问题的？

答：我在浙江调查的时候，有很多人讲到这个问题。他们的县委书记坦白地说，农村三年不增长的话，我们报有增长，也不是假报数字，因为我们现在对这些数字是低报。这有相当大的可能性。浙江省跟其他省不太一样，基本上是藏富于民，很多的物品生产出来，变成老百姓自己的财富，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有增加。但其他省份经济的增长更多的是国有经济的增长，浙江更多的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增长。这种增长在统计数字上是比较难统计的。一方面是必然的，因为你统计不到，所以被低估了。另外，一些地方官员，也是想留点余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确实是有可能低报。从我自己的调查中所得到的印象和当时跟当地的一些企业家或是和地方官员的交谈中，确实好像跟你所讲的这种情况是一致的。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在国有企业管理者当中，经常是高报的，而在民营企业中，反而是低报的。那么在民营企业统计中，数字是不是低了很多？

答：我个人也认为有相当大的可能性。不过，要看具体地方。比如说在浙江，民营经济可能被低报，但这几年大家都在讲民营经济很重要，所以你到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他可能要去高估民营经济的分量。所以总的来讲，要看地区。从全国的状况来讲，我觉得民营经济的重要性被低估的可能性是有的。

问：东部企业和西部企业的自生能力差距比较大，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答：我想有这样的几个原因：第一，东部这几年民营经济发展非常快，民营经济从一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是面对市场的。它就没有政府保护和补贴，所以它在进入市场当中是自己做选择，通常是符合国内比较优势的。这部分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第二，我们西部的国有企业在原来的发展中，基本上是重型企业，从以往的经验看，大多数大三线的企业被建在中部、西部，造成东部的国有企业更多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这部分经济实际上是符合比较优势的。比如纺织业，很多国有纺织业会经营不好，实际上是社会负担太重，老工人太多。那么如果把社会负担和老工人剥离掉后，很多的国有纺织业等还是会发展得很不错。比如北京新上任的副市长陆昊，管理纺织业管理得非常好。当然那些社会负担的问题都剥离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管理得比较好。第二点，东部地区有更多的国有企业是比较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的。第三，现在东部地区，当然不仅有劳动力密集型的国有企业，还有很多比较重型的、大型的国有企业，但是东部地区的大型、重型国有企业更多地利用外资，跟国外合资的比较多。我前面谈到，只要用了国外的资本，即使你是重型的，没有国内这种资金短缺的限制，也可以有比较优势，也是有自生能力的。在西部，东部有的条件它就没有，所以，这些国有企业，尤其是重型的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在老工业基地，不管是在东北还是在西北就特别突出。

问：就目前的实际效果来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优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的，但我认识几位俄罗斯的朋友，他们觉得他们改革挺成功，他们对自己国家非常有信心，觉得他们的产权关系是非常清楚的，而中国的产权关系还是不清楚的，重要的是产权如何私有化。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时候，提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优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这种说法是不是为时过早？

答：第一点，十年的时间是不短的。这十年时间里，现有的人的生活、福利是不能忽视的。如果他们在那十几年的时间里面，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降低，那么在未来它的经济发展快了以后不一定能够补偿这十年。经济学里面常讲，人跟人之间的福利是没有办法比较的，用下一代人的福利补回去是不可能的。

第二点，关于产权界定清楚问题，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理论要求产权清晰，但也有所谓好的市场经济跟坏的市场经济之分，并不是产权界定清楚的，就一定是好的市场经济。我觉得，俄罗斯、东欧在休克疗法以后，很可能变成坏的市场经济。休克疗法以后，它们大量的资产到哪里去了？大量的资产集中在于当时在休克疗法之中掌握了那些企业的官员、那些先前有权的共产党员手里。他们利用这个很乱的休克疗法过程，大量集中了资产。这是一部分人。第二部分人，就是在市场的快速变化过程中，有很多混乱、垄断现象等等，出现了一批黑社会、黑手党，他们利用各种产品在市场上面的短缺等等聚集了大量的财富。现在这两部分人控制了财产，从而控制政治。现在俄罗斯国会选举，他们要花多少钱？谁有钱来花这些呢？那当然就是那些在转型过程当中聚集大量财富的人。这些聚集大量财富的过程，实际上都是非法的。但它形成了以后会保护自己的利益。产权界定清楚，他要保护他的利益，因而它和政治力量结合在一起谋取同样的利益。所以它很可能会像拉丁美洲一样。拉丁美洲的市场，产权界定很清楚，但是拉丁美洲的分配极端不公，政治基本上控制在这些寡头手里，所以它经济发展也不好。

当然，我并不是说俄罗斯将来就一定发展不好，但是依我自己的判断，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不认为变成私有制了就会好。中国的改革，我同样认为是必须进行的。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及其他问题不解决的话，将来一定会拖住我们继续前进的步伐。但在解决问题上有主有次。到底现在核心的问题是产权问题呢，还是我讲的自生能力的问题？如果现在的核心的问题是产权问题的话，那么把它私有化就解决了。可是如果现在的核心的问题是自生能力问题，那么私有化以后，问题还存在，而且会变本加厉。在俄罗斯，寡头控制着资产，同时控制着政治，那么他一定会用政治的力量来保护它。比如，某个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它在竞争的市场里是活不了的，要么这些市场都变成我的垄断市场，要么政府能够继续给我廉价的资金。如果政府可以给低税、免税或垄断，它即使没有自生能力，它还是能活，而且能够有赢利。当他获得政治力量以后，就会利用政治力量继续维持它的垄断和低的价格，来获取低税、免税。他可以说，我这个行业很重要，要是没有我，你普京怎么可以参加八国集团的会议，有了我，你才能参加。那么，在这种状况下，就会给他各种特权和保护，所以它成本不会太高。

在俄罗斯、东欧的改革经历了一片混乱以后，最后会尘埃落定，经济是会比较稳定的。基本上现在经济稳定以后，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是两个力量，一个很主要的力量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发展越快，这个经济就发展越好。第二个，是利用外资的速度，利用外资越多，经济发展就越好。前面讲到波兰，增长44%基本上就靠这两个。但是要仔细想想看，它的中小企业发展的速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国有企业保护有多少。如果像我前面讲的，无自生能力的，政策性负担、社会性负担都不消除的话，它会跟这个政府要更多的钱、更多的资源。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小企业能够发展的资金就很少，它就很难发展起来。第二点，这些新发展起来的资本家，如果能够靠政府的保护和补贴来获利，那么即使没有自生能力，在保护补贴之下也能够赚钱，也能够赢利。在这种状况之下，它没有动力去引进外资，因为引进了外资以后，跟政府要保护的借口就没有了，必须靠管理才能够经营。可是现在有保护，有补贴，生活得很好，就没有积极性去用外资，然后要改善经营管理。而且改善经营管理在面对市场的过程中，即使有自生能力，如果管理不好，也可能要破产。就是利用外资，面对竞争，也还有可能破产。现在有保护补贴，根本不会破产。所以，他认为政府的保护补贴比较好。于是俄罗斯、东欧的改革就形成了这种现象。比如俄罗斯利用外资，真正能够到企业中去的非常少。在东欧的几个国家，像波兰，这些国家就比较多。

通过目前情况来分析，首先，十年的时间不是短的时间。它的婴儿死亡率都比十年前还高。中国在这十年当中，进步了那么多。俄罗斯在这十年当中比我们好还是不好？我相信它是不如我们好，而且非常不好。那再看未来十年会怎么样，未来二十年会怎么样？我对它的态度也不是很乐观。因为，它在这样的一个寡头垄断，而且是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寡头垄断之下，经济政策是不会往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发展的。他的经济政策很可能会形成对这些寡头垄断的政治保护。所以其经济发展可能还不会很大。但我们这些问题也是问题，所以我们要继续完善。前面讲到的这些问题不解决的话，就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崩溃。但是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存在、问题的根源。

我再强调一下的是，到底国有企业的问题，是因为它是国有，还是因为它有政策性负担。我想更重要的是它有政策性负担。比如，北欧也有很多国有企业。但北欧的国有企业都非常好，它竞争能力很强。比如西欧，也有很多国有企业，像法国，前几年一个报道说法国国有的雷诺汽车公司，收购日本的一家私营企业——日产。如果国有企业一定经营不好的话，为什么雷诺收购日产而不是日产收购雷诺？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北欧都是高收入国家，是资金丰富的国家，所以它们在资金密集型产业中的国有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是没有政策性负担存在的。政府没有叫它多雇用工人，它既然没有政策性负担，那么这样一个企业如果经营不好是谁的责任呢？是厂长经理的责任！那么，总理要管他就很容易了，只要经营不好就是没能力，该下台就下台，该破产就破产，因为这是企业自己的责任。但我们大家看到更多的国有企业经营不好，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有政策性负担。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如果有政策性负担，即便私营企业也经营不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韩国的企业大财团。韩国在1997、1998年前有30家最大的财团，很多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像三星、LG、大宇等等。同样，韩国有相当明显的赶超趋势在高科技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去和美国竞争。所以，在朴正熙时代，很多产业政策形成了对资金的扭曲，对国内市场的垄断等等，和我们国内的情形非常相似。它被建立起来了，产品可以到国际市场上去卖。东南亚危机以后，IMF的政策把那些政策保护、政策补贴全部取消了，结果30家企业大财团已经垮掉20家。它破产的比例不比我们的国有企业低，虽然它的产权是界定清楚的。所以说，从新古典经济学来讲，产权界定不清一定会效率不高；但是就算产权界定清楚，如果有政策性负担，还是要先解决政策性负担的问题，先解决自生能力的问题，让它没有理由问政府要保护。那时候，在竞争的市场当中，没有赢利就是管理有问题。那么该破产的就破产，该合并的就合并，经营好的该升官的就升官，该给奖金的给奖金。那么，在这种状况下，也有可能国有企业购买私营企业，当然经营不好的话，私营企业也可以购买国有企业。这就是我讲的“扣其两端而得焉”。我们国内的同学特别容易扣一端，看到国有企业普遍没有效率，就认为是所有制的问题。但是，韩国金融危机以后，30家大财团倒闭了20家，倒闭的比例不比我们国有企业的比例低。它是私营企业，你这两端一扣的话，你就知道，产权问题并不是国有企业问题的核心。然后看韩国的30家大财团跟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共同点是什么？都是没有自生能力的赶超企业，都是靠政府的保护补贴建立起来的，靠政府的保护补贴继续经营下去的。

自生能力只是一个理论，是不是真的这样，大家可以再去仔细考虑一下。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我们之江发展论坛的同学去研究问题的时候，可能看到一些问题。现有的理论怎么讲就对号入座。你这样跳下去的话，老子有一句话，“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什么叫前识呢？就是前人提出的理论。它背后可能反映的是真理的一部分，但不是真理本身。因为道是不断在变的，经济条件是不断在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了一个理论，反映了道在那个条件下的作用之后，你就认为它是道本身的话，那么，其实你只看到道的表面现象，是愚之始也，愚笨的开始。

我今天讲了一点方法论的东西，希望各位同学去体会它，然后用“无”的态度，不要把现有的流行的理论，包括我提出的理论，当做真理本身，去对号入座。这并不是北大的同学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能做出最大贡献的方式。因为如果说学这些现有的理论，其他学校的同学也能学会，北大的同学必须比这个再往前一步。在研究一个现象时，对现有的理论必须有“常无”的心态。即使这个理论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你在应用的时候，你还不能相信它，还必须到实际中去看看，是不是适用，也许不适用。

问：林老师您好！我是来自湖南的学生。前几天您提出发展西部难以立竿见影，发展中部的一些省份可以比较快地有效果。我看网上的文章，您在具体发展方面谈得比较少，我想借此机会向您请教一下。

答：我想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中部省份，但是我对中部省份的定义跟一般人不一样。并不是中部五省，我把中部定义为十省，主要按照这几个条件：第一，传统农业地区；第二，人均自然资源非常少。像吉林、黑龙江和海南是传统农业地区，但是它土地非常多，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我把它划分为十个省，这些省以农业为主，而且人均耕地非常少。我们现在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收入非常少，这是传统农业区里的普遍现象。传统农业区里面农民不仅收入比较低，而且负担比较重。在这种状况下，传统农业区有不少社会经济问题。因为现在70%的农民还在传统的农业区里面，如果我们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的话，就要解决传统农业区怎样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我作为经济学家，只能提出原则，怎么来解决，具体怎样操作，是企业家的事，是地方官员的事。

对于原则性怎么解决，我提出几点：第一，真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减少农民，所以要大量创造条件让农民转移出来，农民转移出来之后，留在农村的农民可耕作的土地就增多了，收入就可以增加，而且转移出来的农民从一个生产者变成消费者，商品粮的需求者，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农产品的价格会提高，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也会提高，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要把他转移出来，就必须让他有工作。怎么样才能增加就业机会，吸纳转移出来的农民呢？我觉得要按照比较优势的发展来发展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那将成为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最大的动力。我们现在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过去有市场准入，现在有金融。因为大银行不给中小企业贷款，股票市场它又上不去，然后它没有那么多金融支持。所以我们应该多发展一点中小型的金融机构、金融产业，包括中小银行，地区性的中小银行，甚至我们应该让农村里存在民间借贷，包括浙江民间的标会。实际上标会制度有其合理性的一面。这些金融机构应该让它合法存在，当然该监管的监管，该有组织限制的就限制。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留下的这些农民还是以务农为主，那么他们的问题是虽然转移之后耕种的土地大了一点，商品粮的部分多了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加入WTO了，外国的农产品也能进来，他们也就面临着跟外国的农产品竞争的问题。那么政府对农业区里面的农业就要提供科技方面、推广方面、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这个支持还必须是农民能够接受的。另外，把传统农区的农民转移出去后，对转移出去的农民而言存在着特别大的挑战，他们要适应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新的工作。那么他们怎么适应这些新事物呢？只有教育，教育水平越高，处理这种问题就越容易。我们知道，现在的义务教育，城市里基本上是政府支持的，而在农村里面是农民自己负责。西部的农民还好一点，因为西部的农村义务教育基本上是中央在付钱，只有中部的部分地区，主要是农民自己在付钱，而中部农民又比较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策方面政府对中部的农村义务教育应给予更大的支持，农村和城市的义务教育应该是平等的。义务教育应该是两方面的：第一是父母有义务把他们的子女送去上学；第二是政府有义务提供给学龄儿童以基本教育，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再一点就是中部和西部的经济要结合在一起，应该有一些好的交通设施，这是很关键的，这些都要政府的支持。这些都很抽象，在用一个理论的时候，一个地方要根据它的实际状况，这个地方现在的限制主要在什么。湖南省内每个县都不一样，我也没有办法提出一个每个县怎么做的方案，而只能提出一个比较抽象的原则。

问：我有两个问题。浙江经济的发展和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浙江的发展得益于全国小商品轻工业的发展。但是现在经济的发展趋势，比如反映在全国百富的排名榜上，今年的浙江人和温州人比去年减少了，这可能和轻工业的发展趋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关。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随着经济的产业转移，浙江经济现在的这种轻工业产业需要不需要转移来保持优势的存在，还是仿效意大利，定位在保持它的轻工业这种区域优势。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要一个火车头，一个枢纽城市，比如珠三角的枢纽城市可能是深圳，1997后它可能转移到了香港，它带动了整个珠三角的发展；长三角的枢纽城市是上海。我觉得浙江经济应叫做浙江人的经济，其实浙江人在逐渐形成一个“大浙江”的概念，像温州，全国每年仅从外地汇回温州的钱就相当于温州本地产值的十几倍。那么这样一个大浙江能否制造出一个像深圳一样的地方，上海一样的地方，从而拉动浙江经济再增长一步？

答：昆山的市委书记派到南通去以后，没有办法把南通变成像昆山一样。那么你讲的这些，不管是意大利的模式还是其他哪个国家的模式或者哪一个人的理论，都反映一个成功的经验中一定的道理。但这个道理在浙江是否适用，必须看具体的条件。我没法给一个肯定的答案。我想浙江的产品还没有像意大利的一些产品一样变成世界性的产品，还有品牌、质量问题。比如法国的奶酪，其他国家没法替代。浙江也有这样的产品，比如金华火腿，在其他地方生产的好像不是很好。类似的产品不是一定没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产品的形象也可以通过品牌得到提高。那么是否一定要像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创造一个中心城市，只能在经验当中实际来看看，如果有这个必要，在竞争的市场中它很可能会自然形成。我个人是不太相信拔苗助长的。当然我个人也反对去抑制某种可能的发展。儒家思想讲的就是“过犹不及”，不能过也不能不及。政府去拔苗助长是过，去抑制某种有益的可能是不及。我相信要利用市场竞争，让企业家自己来做选择。我想浙江人是最有能力的，那么浙江人一定能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从其他国家和历史的经验来看，浙江的经济很可能要不断升级，如果不能不断升级就会没有竞争力。但是将来会怎样升级，升级又会用什么样的模式，我想浙江企业家比我更有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

（2003年10月16日）
（原载《北大讲座》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