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办“研究院”，为什么都是“国学”？

2005年4月2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清华历史系几位教授写的文章。其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人说清华学校研究院，有人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在第二天的讨论会上，很多老先生则大谈清华国学院。三种说法，略有不同。葛兆光的说法最准确，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但是，说国学研究院、国学院，也都可以。只是不能画蛇添足，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或清华大学国学院，那可就错了。因为，国学院不可能跟清华大学并立。换句话说，有清华大学就没有国学研究院，有国学研究院就没有清华大学，二者在时间上是一个交替的关系。

1911年，利用美国退回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了清华学堂，第二年改为清华学校。1925年，这所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年，清华学校分成三块，第一部分是旧制的留美预备学校，第二部分是刚刚设立的大学部，第三部分是研究院。这三部分并存，互相不隶属。开办清华研究院，是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的。但是，这个研究院只有国学一门。这一点，跟北京大学一样，也跟此前此后陆续开办研究院的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一样。到了1929年6月7日，清华举行欢送首届大学部毕业生典礼，同时也是欢送最后一届研究院研究生的典礼。换句话说，这个典礼意味着国学院，或者说研究院，到此结束了。从下学期开始，清华学校三个部分合并在一起，留美预备学校取消，国学院取消，大学部扶正，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由外交部移交教育部管辖。

因此，我将讲述的，是从1925年2月12日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把聘书交给吴宓，告诉他，请你来筹备研究院国学门，到1929年6月清华研究院国学门正式关闭，这4年多的时间里，清华学校的文化、学术生态发生的巨大变化。

清华研究院是怎样创立的？先说开张。1925年的9月9日，开学典礼上，校长曹云祥演讲，大意是：现代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的思路，并没有对本国文化的悉心研究，本校之所以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的经史哲学，而且采用科学方法，并掺加中国考据之法，是希望从中寻出中国的国魂。接下来是梁启超的演讲，题目是《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3]，强调清华研究院的成立，代表了清华脱离模仿稗贩的阶段，走入一个独立创业的时期。也就是说，在此之后，清华和中国学术开始走向独立。

接下来讲话的，是筹备主任吴宓，他是具体办事的人，讲《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4]。本来设想的研究院规模很大，还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可惜没钱；没钱，那就“只能先办国学一科”。相对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来说，办国学院所需经费最少。

为什么上世纪20年代所有的中国大学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开始？两个原因，一是“民族自信心”，二是“钱”。既有内在需求，也有外在制约，使得办研究院时，都从国学入手。吴宓再三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研究的是“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不是中文、历史、哲学等专门学问。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着大学部说的。因为，1925年研究院建立，很快地，清华的国文、历史、哲学、英文等系也都相继建立起来了。这样一来，学校里并存两个系统，一个是国文、历史、哲学这种现代学科体制，一个是相对传统的国学。这两者在办学理念上是有区别的，将来的矛盾，就蕴藏在这个地方。

稍做清理，不难发现，研究院的主旨是：第一，谋求学术独立；第二，铸造中国的国魂；第三，使用科学的方法；第四，研究的对象是作为中国文化整体的“国学”，而不是西方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第五，经费所限，只能先办国学。所有这些策略选择，不仅是清华校长的个人趣味，也是当时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家都开始转而关注国学，希望建立研究院？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传播西学为主要职责的，什么时候转而关注国学的呢？谈这个问题，不能不涉及北大。1919年12月，北大教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将新思潮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最关键的两步是“输入学理”和“整理国故”。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动力是“输入学理”，那么，1919年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新文化人，开始转向“整理国故”。可以这么说，20年代中期，如何“整理国故”，是各大学文科教授普遍关注的焦点，也是重要的学术转向。这个思潮对现代中国的教育及学术转型，起了很大的作用。

清华校长曹云祥决定开办研究院的时候，胡适建议他请三个人：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5]章太炎不愿意到大学教书，他排斥现代教育体制，坚持传统的大儒讲学姿态。但梁启超和王国维都请到了。在中国文学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上，吴宓和胡适争得你死我活；但谈论国故，两个人不无共同语言。吴宓甚至带着清华研究院的教授到北大访问、对话。清华《研究院章程·缘起》中有“东西各国大学，于本科之上更设大学院，以为毕业生研究之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云云，可见清华之创立研究院，包含追摹北大的意味。今天北大清华并称，但当年地位很不一样。有趣的是，清华“章程”中特别强调书院的作用，而此前一年，胡适在吴宓原先任教的东南大学做题为《书院制史考》的专题演讲[6]，表彰传统中国的书院教学，我想，这大概不是巧合。

清华的创建研究院，一开始是向北大学习的，二者“貌离”，但“神合”。研究所（院）的创设，使得当时流行的协调东西教育理念的思路，得到了真正的落实。但是，请注意，北京大学研究所的章程，和清华学校研究院的章程不一样。前者只字未提传统的书院教育，强调的是如何学习德国、美国的seminar制度。后者则明确规定，要把中国的书院和英国的大学制度结合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清华和北大的思路不一样。不对，思路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原先的学术背景。北大本来就带有很浓厚的书院色彩，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研究院制度；加上校长蔡元培是从德国回来的，更强调北大要向德国学习。而在20年代，清华学校屡受批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色彩太强了。所以，清华必须加强与传统中国文化的联系，包括带进书院的因素。北大的书院色彩本来就太强，没必要再往这方面靠。换句话说，北大唯恐不洋，而清华唯恐不土。所以，别看二者的章程不一样，实际上，内在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怎样在接受西方教育体制的同时，把中国的传统教育精神、把中国的“大学之道”灌输进去。

在制度上、方法上、理念上、精神上，力图把中西方的优长结合在一起，这是当年众多大学办研究院的主要目标。这里面，北京大学研究所对于现代中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立，起了很大的作用。[7]1920年代，中国大学办研究所的，不仅仅是北大。1922年，北大正式成立研究所，两年后，东南大学也成立了国学院。东南大学就是后来的中央大学，解放后改称南京大学。吴宓是从东南大学过来的。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起草计划书的是顾实，国文系主任名叫陈中凡，是北大的毕业生。刚才说了，清华学校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接下来，便是1927年初厦门大学成立国学院。这个国学院的主干，全是北大的教授和研究生。为什么？当时北洋军阀横行，通缉好多著名教授，北京气氛很紧张，教授们于是纷纷南逃。北大研究所主任沈兼士、教授林语堂，还有顾颉刚、鲁迅等，都跑到厦门大学来了，在国学院任教。鲁迅和顾颉刚两个人的恩怨情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公案。《铸剑》里面那个从水里挣扎着要爬出来的鼻子通红的老鼠，就是在讽刺顾颉刚。鲁迅和顾颉刚，两个人从北京逃到厦门，又从厦门逃到广州，一路逃一路打笔仗。这里有人事上的纠葛，也有文化理念和政治立场的差异。1927年，原北大毕业生傅斯年从欧洲回来，受聘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和历史两个系的系主任，一时间，雄心壮志冲云天。傅斯年建立起了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聘了好多人，包括顾颉刚、董作宾、钟敬文等。中大的民俗学研究做得有声有色，很不错。这一点，做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都明白。1928年，就在清华的旁边，燕京大学也成立了国学研究所，所长是陈垣，导师与研究员包括顾颉刚、容庚、许地山、郭绍虞等。可以这么说，20年代中期的整理国故以及学术独立的思潮，使得很多大学都在努力创办研究所，并借此寻找“国魂”。

不只是精神，还有方法。刚才说了，办文科研究所、国学院，一是需要的钱比较少，二是便于发扬传统、寻出中国的国魂。具体的途径呢？比如说，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谈论如何整理国故，胡适特别标举“科学方法”。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文中，胡适偷梁换柱，把他从美国学来的那一套，如杜威的思维术，和清儒的考据学接轨。因此，你会发现，北大清华这两个学校的研究院，都特别讲究研究方法，而且，不能只谈土或洋，要中西结合。换句话说，无论制度上、方法上、理念上、精神上，那时办研究院的，都力图把中西双方的优长结合在一起。这里面，北大研究所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而清华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则更具传奇色彩，也更容易被后世传诵。

不算“首开纪录”的清华国学院，有何能耐，能让后世的研究者不断追忆、纷纷评说？没有听说别的大学，比如北大、厦大、中大等搞过类似的活动，唯独清华大张旗鼓，在1995年和2005年隆重纪念清华国学院创立70周年和80周年。为什么？

清华纪念国学院，自有它的道理。比起北大文科研究所，清华国学院吸引了更多公众的目光。原因呢？包括它当年异军突起，成绩显著；也包括它像樱花一样，迅速凋谢。清华研究院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特别适合于讲述。总共才四年，那么多优秀的学生，还有传说纷纭的四大导师。这是一个头尾完整、充满悬念、略带幽怨、可以寄托各种情怀的学术传奇。换句话说，清华研究院之所以成为中国学界不断提及的话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本身的素质很好。有了这根基，清华同人方才可能借国学院的叙述，不断建构、辨析、阐扬自家的学术传统。

按理说，当年中国学界，要说创立研究所，没有比北大条件更好的了。除了是最高学府，已经有了完整的文史哲三系，集合了不少著名学者，还有校长蔡元培的全力支持。而吴宓在清华筹办研究院，受到很多限制，没办法施展才华，一年后就辞职不干了。清华一边办研究院，一边办大学部，二者之间，不说势不两立，至少也是矛盾重重。而这注定了研究院不能长久发展。出于对研究院的怀念，大家感叹其陨落之快。追究起原委，纷纷埋怨教务长张彭春的牵制，或是赵元任、李济的临阵倒戈，使得研究院办不下去。其实，这不对，当初国学院的设计就只是过渡性质的。1926年1月，清华召开校务会议，吴宓希望扩大研究院的规模，教务长张彭春站出来反对，要求研究院改变性质，明定宗旨，不仅不要扩大，还得尽量缩小，最终完成向大学的过渡。在他看来，国学院是不伦不类的机构，只能是一个过渡环节，让清华从没有学问的留美预备学校，向真正的大学转变。不只张彭春这么看，当年清华的不少教授也都这么认为。吴宓争吵不过，回到研究院跟大家商量。研究院内部意见分歧，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倾向于吴宓的建议，坚持扩张计划；另外两人，赵元任和李济则赞成学校的建议，同意逐渐停办国学院。此事导致了吴宓和张彭春的双双辞职。以后研究院的院务会议，就由新任的教务长梅贻琦主持。

梅贻琦，1931年起正式执掌清华，是清华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评价最高的校长，对清华大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就职演说中有一句话，现在广为传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猜测，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很可能是早年主持清华国学院院务会议时，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交往。正是这一因缘，使他深有感受：办大学，关键是要有学术专精且声名显赫的教授。

[1] 本文根据笔者2005年5月25日在清华大学图书馆、6月14日在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演讲稿整理而成，“答问”部分采用清华的录音整理稿。

[2]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1卷第496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

[3] 参见《清华周刊》第350期，1925年9月11日。

[4] 参见《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5] 参见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台北《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1970年4月。

[6] 讲稿发表在1924年2月《东方杂志》上。

[7]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台湾年轻学者陈以爱写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