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院在21世纪

欧美大学制度在20世纪中国畅通无阻，并非毫无道理。百年中国，主潮是学习西方，奋起直追。教育作为立人立国的根基，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教育“西化”之得失，乃中国现代化事业成败之关键。

谈论传统书院在20世纪中国之被压抑，起码可以举出如下理由：

第一，西学的魅力，确实无法抗拒。尤其是声光电化、民主法制，乃本世纪中国人所梦寐以求。而所有这些的建立与传播，均有赖于不同于传统书院的新的教育体制。

第二，在本世纪的中国教育界，讲求“实学”，乃大势所趋。连对工程矿务一窍不通的梁任公先生，也都加入了劝学西艺的大合唱[1]，不难理解百年中国之重“科学”而轻“人文”。而传统书院的教育宗旨及教学方式，并不以“实学”为重，难怪不为20世纪的中国人所推崇。

第三，倘就普及教育的有效性而言，西式学堂确实优于传统书院。课堂教学整齐划一，便于人才的批量生产。因材施教固然困难重重，师生的情感交流更非易事。如此高成本低回报，毫没效率可言，既不符合资本主义精神，也有违“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原则。

谈论本世纪书院精神之不绝如缕，并非完全否定现代大学制度。面向21世纪，毫无疑问，现代大学仍是主流。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

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

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至于某些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借鉴书院教学，效果十分明显，自不待言；我想强调的是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21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1998年12月13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刊《岭南学报》新第一期，1999年10月）

[1] 在《新大陆游记》第四十一节中，梁启超论及游学之事，称“宜学实业，若工程矿务农商机器之类。勿专鹜哲学文学政治”（《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