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北大的纠葛

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具神奇色彩的大学，莫过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老北大，以及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不仅仅“传道授业解惑”，大学校园里，同样涌动着文化的激流以及政治的漩涡。信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北大师生，曾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基于这一特殊身份，关于北大的想象与叙述，便不可避免地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起伏。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当属“余永泽”的沉浮。

作家杨沫（1914—1995）撰写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1958年初版，一年半时间就售出130万册，同时被搬上了银幕，成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之一。1960年，日译本出版，五年中印行20万部。据史家称，此书至今总共发行了500万册，且有15种外文译本。[1]如此“红色畅销书”，当初问世时，也曾遭到极“左”人士的非难[2]，幸亏有老一辈文学批评家的保驾护航[3]，方才得以在激烈的争辩中过关。争论的焦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的道路”是否可取，为什么不用更多笔墨来描写那些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受《文艺报》《中国青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讨论文章的刺激，作家匆忙修改，尽量拔高林的阶级觉悟，“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更有作为些”[4]。于是，主人公林道静从早年的热爱文学，与北大学生谈恋爱，一转而为职业革命者，秘密潜入北大校园，发动大规模学生游行。

《青春之歌》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北平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热情天真的少女林道静，如何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成为职业革命者。在林的成长道路上，左边是卢嘉川、江华等共产党人，右边则是北大国文系高才生余永泽。当初让林道静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诗人加骑士”余永泽，逐渐显露其追随胡适，热衷于“故纸堆”，求名逐利的“庸俗相”。于是，林与之决裂。作家杨沫天分不高，才华有限[5]，对余永泽的描写失之简单化，但林、余二人的感情纠葛，仍然是全书最吸引人的地方。

有趣的是，当年饱受指责的“余永泽”，其原型30年后竟然“翻身得解放”，而且以“负暄三话”征服广大读者。这一戏剧性场面的形成，主要不系于个人努力，其中隐含着“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之间的对立与逆转。

就像杨沫的儿子、作家老鬼所说的：

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6]

80年代后期，已经退休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老编辑张中行（1909—2006），开始凭自己的兴趣，写一些关于陈年往事的回忆文章，没想到竟一炮打响，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史家称：

张中行借古语“负暄”（一边晒太阳一边闲聊）做自己的书名，大体能概括他追求的写作风格：以“诗”与“史”的笔法，传达一种闲散而又温暖的情趣。……他的这些随笔，在一个时期声名大噪，甚至有将其比喻为“现代的《世说新语》”的。[7]

1936年毕业于北大国文系的张中行，曾教过中学、大学，解放后主要从事编辑工作，读书博杂，兴趣广泛，虽偶有著述，却不曾引起文坛或学界的关注。直到《负暄琐话》（1986）、《负暄续话》（1990）、《负暄三话》（1994）的陆续问世，方才“暴得大名”。再加上《青春之歌》的“负面宣传”，反而激起读者极大的好奇心。于是，90年代中国，张文竟一纸风行，得到很多文人学者的大力揄扬：“本书文体是散文，但其体裁之深处却隐着浓郁的诗。”[8]说张“文”而近“诗”，那是因为作者抱定主意，其追忆往事，只写好的，不写坏的，以便“创造艺术的‘境’，以人力补天然”[9]。

被追忆的人物本就十分精彩，加上作者笔墨大致相当，确能呈现其“诗意人生”。“负暄三话”中先后谈及的人物，有章太炎、黄晦闻、马幼渔、马一浮、邓之诚、林宰平、熊十力、马叙伦、胡适、周作人、刘半农、刘叔雅、朱自清、温源宁、杨丙辰、顾羡季、周叔迦、魏建功、废名、孙以悌、叶恭绰、张伯驹、辜鸿铭、张庆桐、梁漱溟、张东荪、叶圣陶、俞平伯、孙楷第、赵荫棠、朱光潜、宗白华、启功、季羡林、温德、马珏等。这些学人，绝大部分与老北大密切相关。再加上综述性质的《红楼点滴》一二三四五，还有《沙滩的住》《沙滩的吃》《北大图书馆》等，30年代北京大学的旧人旧事，在张中行笔下得以复活。

应该说，张中行的这些文章，颇得乃师周作人的真传。看看《知堂回想录》中关于老北大部分，不难领会其师承关系。其实，张文并不像表彰者所说的那么好，只不过作者杂学多才，饱经沧桑，回忆往事，读来倍感亲切。可惜的是，由“琐话”而“续话”而“三话”，一蟹不如一蟹，当初的凝练简洁不见了，其饾饤浅薄日益碍眼。离开了“老北大”这一“风水宝地”，张中行文章的好处，便很难得到彰显。

张中行当然不是“余永泽”，可杨沫的讥讽也不是毫无根据。时过境迁，读张的长篇回忆录《流年碎影》，尤其是其中涉及北大生活和婚变部分，你很容易理解症结所在。作为晚辈，老鬼的描述，虽是揣测之词，却也八九不离十：

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母亲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母亲给他做饭，操持家务，陪他睡觉，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

但母亲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动荡，渴望着干出一番事业，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10]

这与《青春之歌》对林道静、余永泽的描写，不无相通处。其实，类似的意思，杨沫本人曾借撰文纪念北大校庆90周年，做了表述。[11]虽然张中行多次表白，不在意《青春之歌》对他造成的伤害；可在《流年碎影》中，还是做了辩解，称二人之所以分手，根本原因在于思想差异：“所谓思想距离远，主要是指她走信的路，我走疑的路，道不同，就只能不相为谋了。”[12]除了“信”与“疑”的差异，其实还有政治与学术的分歧。

同一个北大，在《青春之歌》以及“负暄三话”中，竟有如此大的反差——前者突出政治革命，后者注重文化建设。这两个北大，在我看来，都是真实的，也都有其合理性。就看你如何叙述，怎样阐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曾为校庆25周年撰文，只字未提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反而强调：“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13]已经投身实际政治，但论及大学功能，李大钊依旧看重“学术上的建树”。这与50年代以后，刻意凸显北大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政治激情”，形成鲜明的对照。

“政治的北大”与“学术的北大”，同样可爱，同样值得深入探究。只可惜，无论是杨沫撰《青春之歌》，还是张中行写“负暄三话”，都未能真正“恪尽职守”。

[1] 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张炯编著《新中国文学》上册第177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

[2] 关于此书充满戏剧性的出版经过，请参阅钱振文《“难产”的〈青春之歌〉》（《南方文坛》2005年5期）。

[3] 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国青年》1959年5期）中称：“粗粗一看，好像它的题材是写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事实上，“里面最能吸引广大读者的是那些关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描写”。

[4] 杨沫：《〈青春之歌〉再版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

[5]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杨沫继续写作，完成“青春三部曲”的另外两部《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书出版后如石沉大海，毫无影响。

[6] 老鬼：《母亲杨沫》第117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7]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378—3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8] 周汝昌：《〈负暄琐话〉骥尾篇》，《负暄琐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9] “就是基于这种想法，我选了见闻中的一部分，可以算作境或近于境的，当作话题，其他大量的我认为不值一提的就略去了。”参见张中行《负暄琐话·尾声》，《负暄琐话》。

[10] 老鬼：《母亲杨沫》第2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11] 杨沫《梦魂牵绕忆红楼》（《精神的魅力》第57—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有曰：“我的那位老夫子，是个北大国文系的用功生。……老夫子帮助我提高了文学素养，我感谢他；也感谢北大自由听课的有利之举，更感谢北大的图书馆，几年之间，不知借给我多少读物。……一年之后，我渐渐变了，变得不再安心于为妻的主妇生活。……我出去找我那些进步的朋友；跑出去参加一些抗日活动。一个温顺的妻子淡化了，一个野马似的东奔西跑的女人，和他同床异梦了。”

[12] 参见张中行《流年碎影》第752—75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3] 守常：《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