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历史与大学叙事

作为知识生产、人才培育、思想交流的重要园地，学校本该成为文学家瞩目的中心。可实际上，古往今来，成功的“学堂（大学）叙事”，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很难进入文学史视野。传统中国戏曲小说中，饱受颠簸之苦的读书人，最终不是高中状元，就是进士及第，此乃主人公命运转折的关键，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动力。至于此前的“十年寒窗”，则往往只在表现穷困的生活境遇上用力。或许是鲁迅的影响太大了，一说传统教育，很多人马上联想到的，是“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可实际上，两千年间，不说大儒讲学，即便塾师启蒙，也都异彩纷呈的。很难想象，单靠迂腐的陈最良们（汤显祖《牡丹亭》），能支撑起传统中国的“师道尊严”。

关于私塾、书院以及科考，今人所有的，大都是负面的记忆，比如春香闹学（《牡丹亭》），宝玉背书（《红楼梦》），马二先生操选政（《儒林外史》）等。好不容易有了祝英台女扮男装入学读书的优美故事，可无论是最初的民间传说，还是日后改编成戏曲、电影，都把着重点放在“十八相送”或“化蝶”上。换句话说，即便谈及学堂，也都不把“学业”放在眼里。要不“功名”，要不“爱情”，正所谓“功夫在诗外”也。这就难怪，日后史家之描述千年书院，可供引述的，只有坚硬的学规、章程及若干“书院记”，而无鲜活的文学想象。

谈及“以诗证史”，历来颇多争议。可随着“叙事史学”（narrative history）的重新崛起，对史料的选择，以及对修辞功能的理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2]所谓“历史”与“文学”，并非过去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撰写古代中国教育史，若有绚丽多姿的书院生活场面可供调遣，枯燥的历史叙述自然顿时生色。可惜的是，传统文学中的“学堂叙事”，没有给史家留下多少用武之地。晚清以降，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文学”成为一门值得专门经营的学问[3]，“吟诗”不再仅仅局限于涵养性情[4]；再加上学生集体住宿，校园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空间，“大学文化”于是变得丰富多彩。一方面是大学教育调动了各种文学想象，直接促成了新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是，校园生活逐渐成为小说家的描写对象。如此一来，构建现代中国的“大学史”，引入五彩缤纷的“大学叙事”，不只可能，而且必须。

借校庆纪念活动，讲述大学历史，描述校园生活，既展示自家风貌，也吸引社会目光。最早且最能体现这一良苦用心的，当属《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1917）。日后，此举为各大学所普遍采纳。不见得都像北大那样，从1930年代起便设立编纂校史的专门机构，但大学校长们普遍关心“大学史”的撰写，因其中蕴涵着的价值尺度，不仅指向“过去”，更指向“未来”。

与校方组织的“校史编纂”不同，文学家的“大学叙事”，带有更多个人色彩，尽可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可惜的是，很长时间里，作家们并没把“大学”放在眼里——以及笔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许多热爱新文学的大学生，若冰心、庐隐、王统照、许地山等，其撰写的短篇小说，即便涉及大学校园，也只是十分模糊的背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让作家们辗转反侧的，是爱恨、情仇、生死、美丑、宇宙、人生等哲学命题，再不就是青春的骚动、怀乡的忧郁，以及济世的热情。对于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学生们来说，区区校园风景，根本不入高人法眼。满天繁星般的校园文学（报刊以及作品），大都只是上阵前的练笔；一旦正式登上文坛，很少再回过头来仔细检点、品味那曾经沉湎的校园生活。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小说，涉及大学生活的，数量很少，且艺术水平不高。老舍的《赵子曰》（1927）以及沈从文的《八骏图》（1935），总算正面描写大学生以及大学教授的日常生活，可惜都是漫画化的。北京钟鼓楼后头天台公寓的大学生，莫名其妙地闹起了学潮，将校长捆起来殴打，如此“革命”，实在不敢恭维。八位到青岛讲学的大学教授，住在海边的小洋楼里，人人都“有病”，就连自命清高，可以给另外七位当心理医生的达士先生，最后也跟着“发疯”了。老舍和沈从文，都是大小说家，之所以写不好大学生活[5]，不是技巧，而是心态。老舍日后忏悔，说自己写《赵子曰》时，已远离学生生活，因而不能理解新一代年轻人的追求，只是隔岸观火，热讽冷嘲。[6]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这两位著名小说家，都是自学成才，然后走上大学讲台的，对于大学的校园文化，以及大学师生的心理及趣味，把握不太准确，笔下自然缺乏神采。

虽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辉煌，1920—193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作为一个群体，仍然十分弱小；大学校园里的日常生活，更非公众流连忘返的“风景”。整理一下相关数据，很容易理解，当初的大学生，是如何的“曲高和寡”。1917年，全国共有大学生（含师范、农业、工业、商业、医学、法政等专门学校学生，下同）19017人；1923年，增加到34880人；抗战前夕的1936年，是41922人；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终于突破十万大关，达到了129326人。[7]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竟然只有区区数万大学生！这你就明白，为何标榜“平民文学”的新文学家，不太愿意将笔触对准优雅的大学校园。

可大学生活毕竟是重要的人生经验，并非只是读书考试拿文凭，更是一种成长的记忆以及精神的历练。校园里的同学情谊、爱情纠葛、政治风波、经济窘迫等，同样凸显了人性的优点与弱点。再往远处看，日渐增加的大学生，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终将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关键是找到恰当的视角以及表现方式，“大学叙事”——而不是“青春想象”——方才有可能进入文学史视野。

[1] 参见高恒文《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张洁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 参见黄进兴《叙事式历史哲学的兴起》，《自由主义与人文传统——林毓生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第459—491页，台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2005年。

[3] 参见拙文《新教育与新文学》第一节，《中国大学十讲》第103—11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4]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跋语中称：“某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书院师生当然也吟诗作赋，但那是陶养性情，而非术业专攻。

[5] 相对于同时期描写小学教师的《倪焕之》（叶圣陶）和《二月》（柔石）来，老舍、沈从文的这两部作品都不算成功。

[6] 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看戏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所以《赵子曰》之所以为《赵子曰》，一半是因为我立意要幽默，一半是因为我是个看戏的。我在“招待学员”的公寓里住过，我也极同情于学生们的热烈与活动，可是我不能完全把自己当作个学生，于是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在今天想起来，我之立在五四运动外面使我的思想吃了极大的亏，《赵子曰》便是个明证，它不鼓舞，而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

[7] 参见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第270—272页，上海，太平洋书店1931年再版），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第225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开明书局，1934年）和《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