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答清华学生问

学生一：请你谈谈，陈寅恪的名字，是念què还是念kè？还有，您对清华文科如何评价？好像离北大还有很大的距离。

陈教授：还是读què吧。这些年，学界考证来考证去，还是念陈寅恪（què）更站得住脚。第二个问题，我不太好回答。一定要说，也只能从宏观角度着眼。近年来，清华文科发展很快，特别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域，像中文系和历史系。由于历史的原因，你们的“重点学科”远不及北大多，可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发现，清华近年进人进得很凶，而且进的人都很优秀。我只有一个建议，好教授和好教授在一起，不一定就能成为好的学术团队。必须考虑知识互补以及学术合作的问题。当年清华研究院的导师，治学风格及趣味不太一致，但你可以看得出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人在一起，是能够互相配合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所大学、一个研究机构，要想做大事，教师之间必须能够互相配合，而不是整天闹内讧，这很重要的。并非把好教师搁在一起，就能办一所好大学。我说的是“互补”与“互助”，不是“步调一致”。如果所有老师都是同质的，只有一种声音，那么，这个学校、这个系一定办不好。大学不同于书院。传统中国的书院基本上是一个声音，一级一级往下传；大学是众声喧哗，有很多种声音，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学生需要借鉴不同的学术思路，这样才能有比较开阔的视野。教授们立场不尽一致，但能互相呼应，包括专业特长、文化理想，也包括处世作风，这是最好的。

学生二：您认为国学院在清华校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现在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在争世界一流，从您的角度看，如何才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呢？

陈教授：我只负责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留给你们校长去回答。刚才说了，我不是教育史专家，我之所以关注清华国学院，是有明显的问题意识的。我不写通史，更愿意做专题研究。比如说，我喜欢谈老北大，而很少涉及新北大，为什么？材料很受限制，好多重要的档案不公开，你做不好。在我看来，将“新北大”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来苦心经营，时机未到。当然，还有个人兴趣等原因。清华也一样，我没有撰写清华校史的计划。

学生三：清华校园里，广泛流传这样的说法：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师，三流的管理。你是否同意这种判断？还有，现在的中国大学，为什么不可能出现梁启超、王国维那样的大师？是不是整个学问在倒退？

陈教授：我不同意你的说法。国内外大学，多流传类似的笑话。如果是老师们在自嘲，那可以；如果学生们当了真，那就不应该。因为，这样说，对老师很不尊重。我是北大的博士，念书时一流，刚毕业，当上了教师，就成了二流，有这等事吗？太不公平了。学校确实有问题，老师也必须努力，但这种说法太伤人，不好。在教改的过程中，教授和学生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不要互相蔑视或互相嘲笑。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也有稍微不同的看法。你怎么就能判定，今天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就一定不能成为学术大师？历史还在流动，教授们还在努力，别太早下结论。时间和空间会产生美感，再过几十年，你们的子孙，或许也会用同样虔诚的语调，来谈论今天活跃在北大、清华的某些教授。

学生四：我们的确觉得，现代中国的大学有很多毛病，比如说人文学科很不受重视，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教授：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但希望做点补充。学人文的，必须警惕，避免完全用人文的眼光和趣味来看待这个世界。当今中国，社会科学迅速崛起，其“有用性”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这个时候，人文学者容易心理失衡，甚至感到愤恨，说人家：“那叫什么学问！”其实，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不同，旨趣也有很大差异。不能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作为人文学者，你可以不喜欢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你必须承认其价值。80年代，我们常谈文科和理科的矛盾；现在不是，是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矛盾。比如在北大，文史哲的教授的学术趣味，更接近教数理化的，而不是同属文科的经济、法律、政治等。换句话说，大学里，教授们在分化，因为学科分类，因为工作方法，因为学术境界，也因为生活趣味。

学生五：清华文科的课程设计和北大很不一样，你怎么看？

陈教授：老学校有老学校的问题。我们文科教授多，你们的文科人很少，这样一来，课程设计必然出现差异。再说，后发有后发的优势。我明显感觉到，清华文科正试图走出一条新路，能否成功，现在还很难说。但选择这条路，当事人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而且，我也很看好。

学生六：请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学者？你有什么经验，可不可以传授一点？

陈教授：几年前，有一个韩国学生，在北大听了几年课，临走前跑来跟我说：他不想评判我的学问，只是觉得我做学问的心态很好；做学问能乐在其中，这点很让他羡慕。我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只提一个建议：假如你以学术为志业，那么，得尽量找一个和自己“趣味相投”的学科、专业或课题。能做多大的学问，很难说；自得其乐，这最重要。常有人提醒我，怎样怎样就可以赚到很多的钱，怎样怎样就可以博得更大的名声，怎样怎样就能获得政府的表彰或提拔，所有这些，我都不羡慕。我最大的愿望是，像老一辈学者那样，将学术研究、日常生活以及审美活动融合在一起。那样的话，做学问可就真的有趣极了。当然，这只是“愿望”而已。

（原刊《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