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形式的社团活动
学生会的衰落并不意味着留学生社团活动的全面萎缩。随着美国大学里中国学生人数的增加，很多活动都是在各校校园内开展的。只要一所学校有足够的中国学生，那里就会有中国学生会。像留美中国学生会的三个分会一样，许多学生会也有自己的章程，选举自己的负责人，一些学生会还租了房子，作为定期聚会的场所。[1]对许多留学生来说，学生会体现了他们的自治思想，同时也是社交生活的中心。学生会有助于中国学生与所在学校建立认同，也成为联系所在地区的纽带。《月报》经常报道地方学生会的活动，但它们从来没有变成全美学生会的下属机构。从长远看，正是各校学生会“简便而实用”的合作方式使它们保持了活力，也成为中国学生在美国生活中的重要资源。
除了各校的学生会，留学生中还存在其他四种形式的社团组织：专业社团、宗教社团、同学会和兄弟会（fraternity）。我们将在第二章讨论专业社团，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三种社团组织。它们的出现表明留美学生状况的变化，特别是在1920年代留美中国学生会的重要性下降以后。
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CSCA）是唯一一个能在规模上与留美中国学生会相比的全国性留学生组织。该会于1908年由6个人发起，到1917年时已经有六百多个成员。作为一个基督教团体，它声称自己保持道德的高标准。协会的机关刊物《留美青年》[2]的一篇社论称：“在这片自由与解放、进步与生命的土地上，我们身为学生，每天必须用一定时间来学习伦理原则、道德和高尚理想等这些在取得、保持和维护美国的进步成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东西”[3]。除了定期的《圣经》学习和其他宗教集会外，协会也十分重视社会服务，包括为中国人社区服务和为刚来或回国的留学生提供帮助。一些活动与留美学生会共同举办，另一些在“北美基督教青年会”（YMCA）国际委员会资助下进行，如协助在法国的中国劳工。该会与留美学生会保持松散但友好的关系，不少中国学生同时参加了两个组织。我们不清楚留学生中基督教徒的比例，因为协会并不要求会员一定是基督徒。
人们在1920年代开始注意到一些小型、组织严密、思想意识明确、有排他性甚至秘密的中国留学生团体。它们的出现说明“有志向”的学生们在寻求不同的结合方式，其中兄弟会性质的“成志会”和同学会性质的“大江会”（其成员大多是清华学校毕业生）是突出的例子。虽然在很多方面有明显区别，但这两个团体都吸引关心政治的学生，而且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以希腊字母拼写的兄弟会于19世纪初开始在美国大学校园中出现，20世纪20年代变得兴盛起来，成为那十年颇具活力的美国青年文化的一部分。[4]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志会在1920年成立了。它由分别建于1907年和1917年的有基督教倾向的“大卫和乔纳森”（D＆J）和“十字与剑”（Cands）合并而成。[5]这两个兄弟会的信条都是“我们为中国的复兴而结盟”，两会的目标都是吸引“高素质”的青年人。1920年它们合并后，新的组织起名为“成志会”。此后，成志会成为中国留美学生兄弟会中最重要的一个，在北美和中国主要城市都建立了分会。像美国的兄弟会一样，成志会要求会员在学业和事业上互相提携。与美国的许多以社交为主的兄弟会不同，成志会有着明确的思想导向——中国的民族主义。[6]
到1936年，成志会已有会员270人，大多数人都回了国。会员之间保持联系，在事业上互相提携，民国政府时期一些重要的政治任命甚至与此有关。[7]在包括政治、教育、金融、外交、商业、工程及基督教等各个领域，不少成志会会员担任了要职。[8]成志会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耐人寻味的地位尚未被充分认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秘密性质，很少有成员开诚布公地讲述自己的经历。[9]对成志会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国时期社会与政治生活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方面。
由于兄弟会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一些中国学生认为应予支持[10]，另一些人则批评它们分裂留学生的团结。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潘光旦就认为，有人被兄弟会吸引说明中国学生缺乏普遍的合作精神和平等相处的能力。在等级森严、长幼有序的兄弟会里，人们按年龄分为“大哥”和“小弟”，这样就免去了以才能为基础的公平竞争。潘光旦强调说，更糟糕的是，兄弟会导致人的异化。在兄弟会的庇护下，普通成员无须承担真正的责任。他号召同学们抵制兄弟会，不要做“自闭和假装的兄弟”，而要作为“体格健全智力发达的社会一分子”来与他人共同合作。[11]
1925年潘光旦写文章贬斥兄弟会时，他脑子里可能有其他模式的学生社团。潘本人是大江会成员，该会成立于1924年秋天。[12]“大江”指长江，象征中华民族的伟大。大江会是松散的，虽非秘密组织，但也不是谁都能参加，其成员基本上是清华学校的毕业生，多数是1921和1922两届的（他们受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最深）。大江会在它存在的两年时间里出版了《大江季刊》。当主要成员于1926年回国后，该会就解散了。
大江会批评一些中国留美学生的“懒散和堕落”。它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弘扬清华学校的“合作精神”，给中国留学生群体注入“新的志趣和精神”。[13]更重要的是，它有话要说。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色彩浓郁的团体，大江会鼓吹它称之为“国家主义”的主张。[14]这一主张与早期留学生提倡的“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一样，都包含反对帝国主义的核心因素。但有一点关键的不同：“国家主义”并不寄希望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是寻求提高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后者被看作是需要由知识分子精英唤醒和教育的。从以强化国家政权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向更加依赖民众的转变，反映了知识精英与国家权力的日渐疏远。
大江会是192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群体中最活跃的团体之一。1925年“五卅”事件爆发后，会员们在各项学生爱国活动中都表现突出。在那一年的留美学生会的夏季年会上，在大江会会员的努力下，“民族主义”成了主导各个分会夏季聚会的主题。一些大江会会员当选为地区学生会的负责人。在清华上学时就很活跃的罗隆基显露了领导才干，被选为（全美）留美学生会主席（有关他的情况我在“余论”中还要谈到）。
1920年代成志会和大江会的兴起与中国留美学生会的衰落形成了对比。将为数众多的学生吸引到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庞大组织的做法已成“明日黄花”。随着学生来美人数越来越多，加之当时国内政治和思想分歧日见加剧，这样的情况似乎不可避免。如果从能否提供“简单而实用的协作”的角度来看，各校学生会的效果更好。成志会和大江会之类团体的存在，则满足了那些“胸怀大志”的学生的需要。但是不能不看到，早先留美学生会所提倡的广泛参与的理想、大规模协作和重视法治的做法，已经基本上不见了。同时，当年在留美学生会活动中活跃的女学生，在兄弟会和大江会中也不见踪影，她们被排除在外了。尤其是兄弟会，它们只吸收男性，是秘密的和讲究等级的。
本章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20世纪初，身居国内和国外的中国人都在为强国而寻求新的组织结合方式。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各种社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中国留美学生会衰落之后，尽管早先的政治理想大多消退了，学生们的社团生活仍然在较小规模上存在着，依然受到各种美国模式的影响，并一以贯之地举着民族主义旗帜。从清末民初到北洋时期的20世纪头几十年，社会政治在剧烈变化动荡，知识精英的政治角色在重新定位之中，十分不确定，他们和政权的关系也充满矛盾。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讨论另外一种类型的学生团体，即有专业学科色彩的社团。在与政权的关系上它们更倾向保持自治，强调以专业技术为手段解决中国的问题。
[1] 纽黑文俱乐部（New Haven Club）就在沃利大街（Whalley Street）长年租了一所房子作为召开会议的场所。
[2] 这是该会出版的一份英文季刊，几度更名。1914—1917年5月叫《留美青年》（Liu Mei Tsing Nien），1917年11月—1919年5月叫《中国学生基督教杂志》（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Journal），1919年10月以后叫《基督中国》（Christian China）。
[3] 社评，载《留美青年》1915年10月，p.5。
[4] 有关兄弟会，见Fass, The Damned and the Beautiful, pp.139-167。有关兄弟会中的种族歧视问题，见Alfred McClung Lee, Fraternities without Brotherhood。
[5] 有关成志会的历史，见吴相湘：《成志学会促进中国现代化》，《民国纵横谈》，第143—159页。有关“十字与剑”会的情况，见洪业（洪煨莲）的有关记载。洪是该会的创建人之一，后为燕京大学教授。在学生时代，作为兄弟会成员，他曾被要求去偷一个去世会员的日记，人们相信里边有关于该会的材料（见Egan, A Latterday Confucian, p.60）。
[6] H. D. Fong（方显廷），Reminiscences of a Chinese Economist at 70，p.25.方是通过何廉（Franklin Ho，英文名“富兰克林”）的介绍第一次参加成志会的会议，那是为时一星期的大会，会上充满了民族主义言辞。“富兰克林兄弟”帮助方转学到了耶鲁大学，后来还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帮他找到一份工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方认为成志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7] 吴相湘认为孔祥熙之所以把蒋廷黻介绍给蒋介石，是因为他们同是成志会的会员（《成志学会促进中国现代化》，《民国纵横谈》，第152—153页）。
[8] 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有：王宠惠，外交部长；孔祥熙，商业部长；王正廷，北洋政府代总理，驻苏联大使；蒋廷黻，驻苏联大使；董显光，驻日大使、驻美大使。教育领域的有：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周诒春，清华大学校长；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孟治，（纽约）华美协进社会长；陆志伟，燕京大学校长；晏阳初，定县农村振兴运动创始人。金融领域的有：陈光甫，上海商业银行创办人；李道南，商业银行总经理；贝祖诒，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总裁。商业领域的有：刘鸿生，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实业家之一；以及Kears S. Chu和C. C. Lin。见吴相湘：《成志学会促进中国现代化》，《民国纵横谈》，第154—158页。
[9] 讲述过自己在成志会经历的会员有方显廷和洪业。见H. D. Fong, Reminiscences of a Chinese Economist at 70，以及Egan, A LatterDay Confucian（on Hong Ye）。
[10] Sinley Chang，“Is Fraternity Desirable among Chinese Students”，载《留美学生月报》1925年1月，p.26。
[11] Pan Guang Dan（潘光旦），“Evaluation of Chinese Student Fratrnities in America”，载《留美学生月报》1925年6月，pp.25-37。
[12] 有关大江会的资料，见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散文》，第359—435页；闻黎明：《大江会研究》（未发表）；杂志《大江季刊》。
[13] 闻黎明：《大江会研究》（未发表）。
[14] 大江会的“国家主义”是被如此定义的：其目标是为实现中华民族自由的政治发展，自由的经济选择，自由的文化进步（《大江季刊》19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