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想象的参与者到失望的旁观者
复辟帝制的失败并没有像某些学生希望的那样带来一个“宪政民治”的时代[1]，相反，中国进入了分裂和军阀混战。学生们一再表达国人共同的心声：为了国家利益，停止内斗。在中国所处的危急的国际环境下，一个软弱和分裂的政府势必带来极大的危险。但形势继续恶化，学生们发现他们对此无能为力。此时的学生会也在失去政治动力和组织活力，原先的民主试验变得空洞了。与1909年学生会选举时的高昂热情相比，没有什么人对1920年的学生会选举感兴趣，选举成了走过场。1917年时任学生会主席的宋子文承认大家对学生会事务冷漠。他叹息道：“学生会的前景实在不能说好。”[2]在近600名登记的会员中（当时留美中国学生总数为1200多人），只有200来人缴纳会费。会员责任心的缺乏造成《月报》和《季报》经费困难。
到了1920年代，学生会日见衰落。比较1909年和1924年的夏季年会，可明显看出士气的下降。1909年的年会上举行了评选“最佳学生”的活动，评选标准为：（1）学习成绩；（2）学生会活动的参与程度；（3）学校活动的参与程度；（4）道德品质；（5）人际关系。结果是王景春和S.T.Lok两人获得了该奖项。[3]而十五年后1924年夏季年会的评选标准却很不相同，选的是“最受欢迎的男生，最受欢迎的女生，最帅的男生，最漂亮的女生，最带‘娘娘腔’的男生，最像‘假小子’的女生，话最多的男生，最矜持的女生，最会穿戴的男生，最会穿戴的女生”等等，不一而足。[4]同一年在中西部举行的学生会夏季年会上，以“中国的复兴”为题的讲演只有12人去听，其他人都去参加“社交聚会和舞会”了。[5]
不过，当国内形势严峻时，学生会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大家动员起来。五四运动爆发后的1919年5月，学生会总部向在法国凡尔赛举行的巴黎和会发去了电报，抗议它对于中国的领土山东的不公正决议。根据该决议，日本将得到战败的德国在山东占领的土地。[6]后来有些学生专程到首都华盛顿去抗议。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学生会组织了六个有关山东问题的工作小组，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留学生派代表参加会议。有五个学生最终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对会议做出了很大贡献”。[7]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事件，英国巡捕下令开枪打死打伤多人。留美学生群情激愤，出现了另一次政治活动高潮。在那年的夏季年会上，全美三个分会上都充满了反帝言论，连娱乐活动也带上了政治色彩。在东部年会上，学生们上演了一出名为《国家的伤口》（“The Nation's Wound”）的关于“五卅”事件的话剧。[8]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年的年会上，中文开始被作为会议正式用语。[9]
但这种政治热情没有维持多久。在1926年东部学生会夏季年会上，除了少数“必须参加或者不知道干什么好”的学生在会议讲演和讨论上露面，其他人只参加社交活动。有个学生半嘲讽地建议，从今以后取消所有的大会讲演和讨论，免得让讲演来宾感到难堪。他说：“我承认，这种现象令人悲哀。但有什么办法呢？‘中国的重建’，‘组织合作计划’，这些和来开会的人有什么关系？他们来这儿是为寻找娱乐，而且出了钱。”[10]
但1926年的年会并非令人人开心。至少有些人被一个名为《1926年的废话》的话剧弄得很尴尬。剧中两个男人去参加一个社交活动，其中一个穿着举止像个女人。两人在台上搂抱抚摸，而观众们“痛苦地等待着最糟糕的一刻”[11]。事后有人形容该剧“智力上愚蠢，道德上堕落”[12]。
一位学生在反思1926年年会的“低级趣味”时写道：“除了少数人，在美国的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过于轻浮和无所用心。他们实在理解不了这样的东西。”作者接着说：“要使中国复兴，首先要使他们的头脑、品德和灵魂复兴。”[13]这种状况促使一些学生会成员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中国驻华盛顿的教育督导对留学生实行更严格的监管，特别是对享受官费的学生。早些年学生们曾热心地提倡“自治”，现在却要求有关部门加强管理，这真有讽刺意味。
如此负面的自我评估与早先高度的自我期许形成鲜明对照。在一些人学成归国并担任政府要职后[14]，人们对留美学生的负面看法更为明显。到1910年代后半期，无论是国内民众还是学生自己都把留美海归生视为头痛的问题。在1917年东部学生会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公使的顾维钧论述了“留学生的问题和困难”[15]。留学生表现的不尽如人意也是《月报》经常议论的话题。
留美学生名声的下降一部分缘于北洋政府的不重视，后者对留学教育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官费学生经常不能按时收到奖学金。经济资助的缺乏保障不但给官费学生造成了困难，也影响了整个留学生群体的士气。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留美学生对政治的冷淡也反映了一战后美国大学校园的普遍风气。那一时期的美国男女大学生醉心于寻欢作乐，追求“现代派”的生活方式，政治上不求上进甚至趋于保守。[16]这与此前“进步时期”（progressive era）学生的积极进取形成鲜明对照。一位多次参加年会的中国留学生认为美国“现代派”生活方式对中国留学生有影响。他说在一些中国学生看来，美国社会的“开车兜风取乐、爵士舞会、男女爱抚派对”是“新自由的象征……中国要改头换面就得跟着走”。[17]
造成学生士气低落更关键的原因是国内不再存在富有生机的改革运动。在这一背景下，在国外进行政治试验失去了意义和动力。在短短的十年间，学生们由（清末）想象中的中国改革参与者变成了军阀时代失望的旁观者。与此同时，学生们对“民主”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1910年前后对民主的热情此时已经消失，对民主试验已不再感兴趣，取而代之的是在民国成立后转而支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张灏认为，在梁启超的思想里，“民主”基本上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工具，它可以用来在一个弱肉强食、西方国家主宰下的世界里为中国的民族国家服务。[18]对梁启超思想的分析也适用于留美的中国学生。他们早先提倡民主实践并不意味着对民主理念的信奉，而主要是出于对清政府的不信任。
这也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困境所在，它是在帝国主义时代由富于国家主义历史传统的国人建构的。民国初期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在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的条件下建立一个现代中华民族国家。在很多人、包括众多留美学生看来，强大的中央政府是维系脆弱的新生国家的唯一可行之道，清末立宪运动时期的民主试验此时被搁置起来。留学生们在海外的经历强化了他们对梁启超沿着反帝思路建构的民族主义的认同。但是建立一个现代中国，所需要的不仅是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还要建立一个现代“社会”。[19]主张强有力中央政权的立场导致留学生对袁世凯反民主手段的容忍，包括容忍其对民众政治参与的限制和对政治反对派的迫害。结果大家独立的政治活动空间都大大缩小了，严重阻碍了一个现代社会的生长发育。逐渐地，学生们发现他们自身也流落到政治的边缘，这是具有自我讽刺意味的。他们从清末立宪运动时想象的政治改革参与者到民国政治失望的旁观者的变化，表明中国合法的政治活动空间的萎缩，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权关系的改变。
余英时论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过程[20]。他认为知识分子被推到社会的边缘，同时，由于旧有秩序的解体，社会中“下层分子”（lower elements）的人数大为膨胀。他们借助政党意识形态和严密的组织占据了社会的中心舞台。[21]余关于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通盘看法超出了本章的论述范围，姑且不做评论，但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边缘化过程的论述却与本章相关。如果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的确发生了（看来是如此，特别是处于上层的知识精英），那么是否如余所说，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是被动的牺牲品呢？留美学生会的故事表明，学生们本身在他们的政治边缘化上也起了作用。
[1] “Republic or Monarchy？”，Ibid.,p.5.
[2] “President's Message”，载《留美学生月报》1917年1月，p.26。
[3] 社评“Success of Our Women Students”，载《留美学生月报》1909年11月，p.4。
[4] “Student World”，载《留美学生月报》1924年11月，p.71。
[5] 社评，载《留美学生月报》1924年11月，p.2。
[6] 《留美学生月报》密切关注山东问题的进展，在那一时期接连发表了数篇社评。
[7] Chih Meng（孟治），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 p.109.
[8] “Student World”，载《留美学生月报》1925年11月，p.73。
[9] 1925年在纽约锡拉丘兹举行的东部夏季年会上，“北京话”的使用引起了争论，因为对某些学生来说中国北方话就像“外国话”。这也被认为是与会者少的原因。见Sinley Chang，“The Syracuse Conference, Part Ⅲ：Miscellaneous”，载《留美学生月报》1925年11月，p.74。
[10] Thomas Ming-heng Chao，“At the Eastern Conference”，载《留美学生月报》1926年11月，p.66。
[11] Ibid.,p.67.因为未实际看到演出，无法确定该剧是否在尝试表达同性恋。
[12] “He Knows His Unions”，载《留美学生月报》1927年2月，p.26。
[13] “Personal or Otherwise”，载《留美学生月报》1927年2月，p.76。
[14] 学生会的创建人王宠惠1912年担任了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曾担任学生会主席的王正廷任工商次长。最为成功的是顾维钧，他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后，1912年担任了袁世凯的秘书，此后事业顺畅。
[15] Dr. V. K. Wellington Koo（顾维钧博士），“Address Made at the Platform Meeting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Conference at Brown University, Province, R. I.,on Sept. 6，1917”，载《留美学生月报》1917年11月，pp.20-28。
[16] 有关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青年文化，见Fass, The Damned and Beautiful；有关此时美国大学生的政治态度，见该书pp.326-355。
[17] E. K. Moy，“Thirteen Years of Chinese Students”，载《留美学生月报》1923年12月，p.9。
[18] Hao Chang（张灏），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pp.154-167.
[19] 汪晖令人信服地论证说，在清末的政治论说中，“群”或“社会”的概念是与中国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密切相连的，它同时也意味着建立一个现代“社会”。清末有关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观念与现代欧洲有很大不同。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挑战首先是在一个西方列强主宰的世界上的存亡问题。一个自由西方国家的国家—社会二分法逻辑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况。见汪晖：《严复的三个世界》。
[20] 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载《二十一世纪》第6期（1991年8月），第15—25页。
[21] 同上文，第18—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