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专业人士：困境与希望

虽然社团活动占去了一些学生积极分子的时间，但人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学业上。毕竟中国人留学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现代知识。逐渐地，学习同一科目的学生们聚到一起，依所学专业成立了社团。绝大部分人学成后回了国，其中不少人成为国内有关学科的创建人。他们和那些从欧洲和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一道，成为近现代中国的第一代专业人士。他们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在专业学术上而不是在政治上。

当然，更早一代的留学生中已经出现了某些专业领域的开拓者。其中突出的人物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工程师詹天佑，他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1]但作为一个整体，詹天佑那代人中专业人员的数量太少；一般来说，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也有所不足，因此很难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2]而20世纪头几十年去美国留学的这代人却很扎实地完成了现代高等教育。仅庚款留学一项，1909—1929年间就有约1300人获学士或更高的学位。1905—1929年间至少有110名中国学生获得不同学科的博士学位。^[3]留日和留学西欧的学生也加入了中国现代专业人才库，只是人数较少。^[4]到19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已经有足够多的受过系统现代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够被视为中国社会中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留美学生构成了这支力量的骨干。

这些人被视作现代专业人员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的专业身份认同。科举考试废除后，清廷曾特为归国留学生开科考试，并授予功名。只有在这一“另类”科举考试也被废止之后，新的身份认同的建立才有可能。^[5]体制的改变从根本上改写了知识阶层与政权的关系。“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中国读书人获得权力和声名的途径不复存在了。

中国学生在美国受到正在兴起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文化的影响。回国后他们努力在社会上推动专业认证和专业技能的权威。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出现了各种专业学术团体，它们培育了专业意识和专业人员的身份认同，促进了掌握现代技能的工作者向现代专业人员（professionals）的转化。专业意识和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自主精神构成了本章所考察的留学生们“现代身份认同”（modern identity）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现代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学者一般都同意，现代专业（professions）^[6]是工业社会的衍生品。^[7]但在中国，现代专业人员的出现并不反映工业化的实现，而是对工业化的预期。尽管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为内忧外患所困扰，但追求工业化的理想始终没有被放弃，受过专业教育的人士对此更为执着。与信仰意识形态的政治人物不同，专业知识分子归根结底信奉的是实用主义哲学，希望“就事论事”地解决中国的种种问题，寻求的是渐变而不是革命。

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形势对他们并非有利。有志的专业人士发现他们的角色受到束缚、难以施展，一些人又走上了“仕途”的老路。不过总体上说，这一代专业人员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了下来。他们不但成功地把一系列现代专业和学科移植到中国，并且至少在一些领域里，他们力图使自己的专业“中国化”，一些社会学家就是这样做的。

是哪些（中国的和美国的）社会、思想和政治力量培育和塑造了这些人？这新一代的知识阶层是如何调整他们与政治权力的关系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是怎样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出现和发展的？美国训练的专业人员是如何把他们的学科改造得适合中国的需要的？这些都是本章要讨论的题目。中国专业人员的故事里不仅有他们回国后如何应对动荡的局势和重重的困难，更与他们的志向、才能和令人瞩目的成就有关。

[1] 詹天佑是留美幼童中的一员，是耶鲁大学培养的工程师。有关他的情况见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872-1881，pp.60，108，110，111-113；茅以升：《中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见龚书铎编：《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第638—644页。

[2] 与詹天佑同去美国留学的幼童中多数人或没有来得及上大学，或没有能够完成大学学业。留美幼童中只有8个人完成了大学教育。有关他们的情况见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1872-1881，pp.173-176。另外一个重要的留学群体、清政府19世纪80和90年代派往欧洲的留学生也没有受到足够的专业训练。1876—1897年派往英法德留学的84人中，大多数人学的是与军事有关的科目，他们回国以后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关于这些学生的情况，见Y. C. Wang（汪一驹），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1872-1949，pp.45-49，80，85。

[3] Tung-li Yuan（袁同礼），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1905-1960，pp.1-239.

[4] 汪一驹论述了留日和留欧学生在学术上的贡献（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pp.164-166）。

[5] 舒衡哲（Vera Schwarcz）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是他们从科举考试制度下解放出来之后（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p. 292）。科举考试制度是1905年正式废除的，此后清政府专门为从各国归来的留学生开设了考试，并授予功名。关于这一考试，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以及W. W. Yen，“The Recent Imperial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s for Returned Students”，World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September-October 1907）。

[6] 本译文中的“专业”（profession）指需专门知识或特殊训练的职业，如律师、医生、工程师等，与大学中所学的专业（specialty）有别，这样译主要是为了与普通职业（occupation）相区别。——译者注

[7] 有关专业化（profession）和专业身份（professionalism）的论述，见Larson,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Vollmer and Mills, eds.,Professionalization; Terence J. Johnson, Professions and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