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卷信息导致的法官偏见：关于与英美模式比较下德国刑事诉讼程序优缺点的实证研究[1]
一、研究出发点与目标
一百多年来法学领域内一直争论的话题是，哪一种诉讼构造（Prozeßstruktur）能够为实现“实体真实”这一公认的刑事诉讼主要目标提供相对较好的保障。保障德国刑事诉讼构造适于发现实体真实的两个关键要素处于争论的中心，即法官拥有高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裁判主体（Subjekt der Urteilsfindung）地位，以及《刑事诉讼法》第261条确认审判程序的内容是判决的唯一基础。[4]由此形成的两个问题域（Problemkreise）又重叠成一个疑问，审判程序内进行的证据调查（Beweisaufnahme）中应该赋予法官怎样的角色？这一方面，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和英美刑事诉讼程序构成了两种极端形式。简短来说，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1）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允许职业法官审前获知案卷信息，这是否会妨碍审判长在审判程序中不带偏见地加工信息，比如他主持审判程序时以不利被告的特征为导向；（2）法官的消极地位已经在美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实现，再加上法官事先不知道案卷信息这一点，是否能使法官无偏见地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到检察官和辩护人的论点上，最终产生客观的证据评价。
鉴于必须坚持对实体真实的要求，德语区进行的讨论一致拒绝了对英美诉讼结构原则的全盘接受。鉴于德国刑事诉讼程序确实存在明显缺陷，有学者主张移植美国程序中的个别结构要素作为替代方案，希望借助这样的类型混合来设计出达成实体真实这一占统治地位的程序目标的最佳方案。[5]
作为有必要改变法官地位的例证，Roxin列举了传统审判程序中影响法官客观中立的四大因素，它们是：“开启审判程序的裁定（Eröffnungsbeschluß）；基于侦查案卷设计的证人询问；由角色决定的审问者（Inquirent）与被审问者（Inquisit）之间的对立；由于持续亲自行动（Eigenaktivität）的义务导致的法官接受能力（Aufnahmekapazität）降低”[6]。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03条[7]，仅当存在充分犯罪嫌疑（hinreichender Tatverdacht）或者说判决有罪的可能性占上风（überwiegende Verurteilungswahrscheinlichkeit）时才能作出开启审判程序的裁定，这一裁定对于后续审判程序中信息加工的影响在我们之前的初步实验中已经被证实。[8]Haisch所做的一个实验也得出了类似结论。[9]Weißmann主持的“消极法官项目”的核心是对如下论点的检验：传统审判程序中法官身处审问（inquisitorisch）地位、担负多重任务，这可能对法官提出了心理方面的过高要求，并会导致法官的感知能力在审判程序中受损，以及单方面以侦查案卷为导向。[10]一个重要的研究结果是，一个只倾听而不自己询问证人的“消极法官”也能作出高水平的决定（qualifizierte Entscheidung）。Schöch以此为契机主张引入交叉询问模式（Wechselverhörmodell），因为Weißmann的研究“虽然没有证明消极法官的优越性，但足以反驳某些人声称的消极法官的局限性”。[11]
然而出于各种原因，上述我们及他人的研究结论对于法庭实践的解释力有限。迄今进行的针对案卷信息和开启审判程序的裁定所造成影响的研究都有一个决定性缺陷：没有一项实验营造出了近似德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场景，即做决定的法官能以积极方式对程序进行干预。我们做的初步实验中，参与者也多次强调实验场景让他们有不真实感，不符合他们作为法官的实践，因为他们被要求仅根据案卷材料作出最终决定，而不能通过亲自提问来补足在他们看来存在漏洞的证人询问。针对这些研究所得结果的外部效度（externe Validität）[12]的批评主要涉及实验方法，由于技术原因过去的实验无法以更为符合司法实践的方式进行。
为了避免这些根本缺陷，我们在此项研究中以这样一种实验构造为导向，它还原了绝大部分法官审判的真实场景，由此应该能够为法律政策讨论作出尽量大的贡献。Weißmann关于消极法官的研究是在真实的法庭审理中进行的，与此相反，我们根据一个真实的案件在实验室条件下重塑了法官的典型审判过程，并且给受试者（在技术允许的限度内）主动干预程序的机会。这种模拟的优点是，它能实现所有方法上有必要的实验条件。比如，如果人们想要检验案卷信息的影响，那么为了对比就有必要在事实上存在的条件“知道案卷信息”之外再营造一个“不知道案卷信息”的场景，然而后者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在真实的法庭审理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此外，设计此项研究时我们还注意到要对受试者在我们给定的各种条件下的行为作出有理论依据的预测。对法学改革设想缺乏理论支持（theorie-defizitär）的论证应该被避免，其中通常很少运用心理学解释模型，导致论证基本停留在很浅显的层面（Plausibilitätsebene）。我们援引的是已经被证明的、在当今社会心理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判断理论（Urteilstheorie），它是关于一般人如何形成判断（Urteilsbildung）的理论，对于法官的判断形成也适用。在此我们同意法律心理学家Haisch的观点，他认为，“为法官的判断形成创立一种特殊理论是没有必要的，倒不如尝试用一般理论来解释法官的判断”（Haisch 1983, S. 181）。[13]
[1] 本文是许乃曼教授在曼海姆大学任教期间主持的一系列关于德国法官的实证研究其中一项的研究报告。在1979—1981年进行的初步实验中，依据认知失调理论检验了案卷信息以及开启审判程序的决定对判决的影响，证实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即使参与实验的检察官和法官在审判程序中保持消极也不足以避免，但是可以通过审前补充有利被告的信息来中和。不过实验设计上的一些问题也暴露出来，特别是受试者只能被动接受信息而不能主动提问，与德国司法实践中的情况不符，限制了研究的有效性。Schünemann, B. , Experimentelle Untersuchungen zur Reform der Hauptverhandlung in Strafsachen. In:H. -J. Kerner, H. Kury＆K. Sessar（Hrsg.）, Deutsche Forschungen zur Kriminalitätsentstehung und Kriminalitätskontrolle, Bd. 6/2, S. 1109—1152, München:Heymann,1983a．对初步实验的反思催生了本次实验，在电脑技术的支持下受试者获得了主动搜寻信息的机会，实验结果因此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本次实验发现的一个现象是，检察官和法官的判决行为之间存在巨大差别，这成为1985—1986年进行的另一个关联实验的研究主题。关联实验的理论根据是社会比较理论，参与实验的检察官和法官判断是否起诉和开启审判程序时的不同表现证实，法官将检察官当做决定时可以比较、可以信赖的对象，导致在认定被告的嫌疑时比后者表现得更为激进。Schünemann, B. , Bandilla, W. , Groß, V. , Hippler, G. , Experimentelle Untersuchung zur Bewertung gleicher Ermittlungsergebnisse durch Strafrichter und Staatsanwälte, Forschungsprojekt Strafverfahren an der Universität Mannheim,1986．本次实验中唯一未被证实的假设是关于量刑的，所以1984年许乃曼教授又主持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案卷分析。数据显示，法官的量刑要么与检察官的求刑完全一致，要么或多或少向下偏离，社会比较过程再次出现。Schünemann, Daten und Hypothesen zum Rollenspiel zwischen Richter und Staatsanwalt bei der Strafzumessung. In:G. Kaiser, H. Kury ＆ H-J. Albrecht（Hrsg.）, Kriminologische Forschung in den 80er Jahren:Projektberichte au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reiburg 1988．这一系列研究体现出检察官的判断对法官的影响从决定是否开启审判程序开始，到决定判处何种刑罚为止，贯穿了整个审判程序，认为法官是处于检察官和被告之间的中立第三方的传统观点在司法实践中是站不住脚的。Schünemann, B. , Der Richter im Strafverfahren als manipuli-erter Dritter? Zur empirischen Bestätigung von Perseveranz-und Schulterschlußeffekt. In:G. Bierbrauer, W. Gottwald＆ B. Birnbreier-Stahlberger（Hrsg.）, Verfahrensgerechtigkeit:Rechtspsychologische Forschungsbeiträge für die Justizpraxis, Köln 1995.
[2] 作者包括：贝恩德·许乃曼（Bernd Schünemann），慕尼黑大学法学院教授，进行本项研究时执教于曼海姆大学；沃尔夫冈·班迪拉（Wolfgang Bandilla），进行本项研究时为曼海姆大学社会学硕士，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福尔克尔·格豪斯（Volker Groß），进行本项研究时为曼海姆大学心理学硕士；加布里尔·希普勒（Gabriele Hippler），进行本项研究时为曼海姆大学社会学硕士。
[3] 慕尼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4]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61条：法庭根据它从审判程序整体中获得的自主确信决定证据调查的结果。——译者注。
[5] Herrmann, J. , Die Reform der deutschen Hauptverhandlung nach dem Vorbild des angloamerikanischen Strafverfahrens. Rechts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en zur gesamten Strafrechtswissenschaft, Heft 44, Bonn 1971. Roxin, C. , Die Reform der Hauptverhandlung im deutschen Strafprozeß. In:Sammlung Göschen. Probleme der Strafprozeßreform. hrsg. von H. Lüttger. Berlin, New York 1975, S. 52ff. Roxin, C. , Strafverfahrensrecht,15. Aufl. , München 1979. Schöch, H. , Experimente in Strafverfahren und ihre Auswirkungen auf strafrechtliche Sanktionen. In:H. -J. Kerner, H. Kury ＆ K. Sessar（Hrsg.）, Deutsche Forschungen zur Kriminalitätsentstehung und Kriminalitätskontrolle, Bd. 6/2, S. 1083—1109, München:Heymann,1983.
[6] Roxin, C. , Die Reform der Hauptverhandlung im deutschen Strafprozeß. In:Sammlung Göschen. Probleme der Strafprozeßreform. hrsg. von H. Lüttger. Berlin, New York 1975, S. 52ff. Roxin认为，其一，法庭裁定开启审判程序意味着法官们认为很可能作出有罪判决，带着这样的想法进入审判程序会损害其中立性。其二，法官以侦查案卷为基础确定庭审安排，特别是如何进行证据调查，可侦查案卷并不是中立的。其三，从心理上看，法官在审判中或多或少是作为被告的对手出现的，这一情况下要保持客观会比较困难。其四，法官要长时间询问证人，主持整个审判程序，一心多用的结果就是损害其无偏见地接受和加工信息的能力。——译者注。
[7]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03条：当侦查程序的结果显示被告有充分的犯罪嫌疑时，法院裁定开启审判程序。——译者注。
[8] Schünemann, B. , Experimentelle Untersuchungen zur Reform der Hauptverhandlung in Strafsachen. In:H. -J. Kerner, H. Kury ＆ K. Sessar（Hrsg.）, Deutsche Forschungen zur Kriminalitätsentstehung und Kriminalitätskontrolle, Bd. 6/2, S. 1109—1152, München:Heymann, 1983. Schünemann, B. , Bandilla, W. , Geisler, W. , Groß, V. , Hassemer, R. , Informationsverzerrung in der Hauptverhandlung des deutschen Strafverfahrens in Abhängigkeit von Vorinformationen. Bericht aus dem SFB 24 der Universität Mannheim,1983．这一实验即为之前提到过的初步实验，与本次实验一样以认知失调理论作为依据，实验材料也是一样的，为同一个案件的侦查案卷和审判记录。实验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将46位检察官和法官分为三个组，在根据侦查案卷决定是否开启审判程序的环节，A1组获得了一份对被告非常不利的案卷，B1组手中的案卷是矛盾的，即有利被告和不利被告的部分相当，C组不参与这一环节。准备审判程序期间（即决定开启审判后、庭审开始前）, A1组还会得到一份材料，包含了所有B1组通过侦查案卷获知的有利被告的信息。因此A1组和B1组获得的审前信息的总量相同，但是顺序不同。审判程序环节，三组得到同样的矛盾的审判记录，三组在此基础上作出判决。实验的第二部分将45位法官和检察官分为两个组，开启审判程序环节中，A组据以作出判断的侦查案卷对被告非常不利，B组的案卷是矛盾的，审判程序环节，两组根据矛盾的审判记录作出判决。两个部分中，每个环节完毕受试者都要完成一份调查问卷，评价对自己作出的决定有多大把握、侦查案卷或审判记录对被告不利的程度等。实验的第一部分基本上失败了，因为和预调查的结果不同，A1和B1组关于是否开启审判程序的决定并不存在有显著性的差别。对这一点进行反思的结果是，必须邀请有实务经验的法律从业人员而不是学生来做预调查，这样才能发现实验设计上的问题。不过这部分还是产生了几个重要结论：C组的判决情况证实了审判记录的矛盾性，有利和不利被告的部分势均力敌，因此判决直接与受试者的偏向挂钩；从B1组的表现可以看出，受试者的判决基本与其对是否开启审判程序的判断一致；但是A1组决定开启审判程序的受试者中却有1/3最后作无罪判决，表明准备审判期间提供给A1组的有利被告的信息发挥了作用。实验的第二部分成功了，在决定是否开启审判程序及评价侦查案卷对被告的不利程度时，A组和B组显示出有显著性的差别。实验假设得到了证实，即不利被告的侦查案卷会催生被告很可能有罪的前假设，这一前假设经由开启审判程序的决定而被确定下来，进而影响到受试者的最终判决。与B组相比，A组中决定开启审判程序的受试者更多，这些受试者对于自己的判断更有把握，而且更常作出有罪判决。从整体上看，A组的有罪判决率也更高。不过仅以判决结果作为测量受试者有罪预设的指标显得过于粗疏，研究者考虑下一步要在测量工具中增加对证人证言的评价以提高其精度。总的来说，从方法上看，初步实验证实了认知失调理论的解释力，但这仅针对消极法官而言，若想探究同样的效应是否也会在类似德国司法实践的实验条件下出现，就需要借助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使受试者能像真正的法官一样主动搜寻信息。从结果上看，获知案卷信息和决定是否开启审判程序确实会对法官的判决行为产生影响，仅仅要求法官在审判中保持消极并不足以抵消由此造成的偏见。但这种影响源于审前信息的偏向性而非信息呈现的顺序，故可以在法官接触侦查案卷之后、开始庭审之前向他提供有利被告的信息以实现中和。--译者注
[9] Haisch, J. , Die Verarbeitung strafrechtlich relevanter Informationen durch Juristen und Laien in simulierten Gerichtsverhandlungen. Archiv für Psychologie,1977,129, S.110.
[10] Weißmann, U. , Die Stellung des Vorsitzenden in der Hauptverhandlung. Die Entwicklung einer Verfahrensordnung zum Wechselverhör mit einer empirischen Studie über den“Passivrichter”. Göttingen 1982, Kriminologische Studien, Band 40.
[11] Schöch, H. , Experimente in Strafverfahren und ihre Auswirkungen auf strafrechtliche Sanktionen. In: H. -J. Kerner, H. Kury ＆ K. Sessar（Hrsg.）, Deutsche Forschungen zur Kriminalitätsentstehung und Kriminalitätskontrolle, Bd. 6/2, S. 1083—1109, München:Heymann,1983.
[12] 即实验结论能否概化到“现实”世界，是否具有普遍有效性。参见〔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译者注
[13] Haisch, J. , Richterliche Urteilsbildung. In:W. Seitz（Hrsg.）, Kriminal-und Rechtspsychologie-Ein Handbuch in Schlüsselbegriffen. München:Urban ＆ Schwarzenberg,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