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的“情”文学
——白居易作品研究
唐代元和元年(806)的一个冬天，三位文人官员[1]——白居易(772—846)、陈鸿 （贞元二十一年[805]进士）、王质夫(9世纪初）在地处盩厔（今陕西周至）的仙游寺小聚。[2]情爱以及玄宗杨贵妃之生死恋是当天饮醇感怀间的中心话题。王质夫恳求白居易将这段故事记录下来，以飨读者，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长诗《长恨歌》由是问世。[3]这首诗作是以唐玄宗（汉皇）对天生丽质的杨贵妃的动情开篇的：
汉皇重色思倾国，
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
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
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
始是新承恩泽时。[4]
《长恨歌》叙述了玄宗与杨贵妃间的持久情爱、他们的生离死别、玄宗失去贵妃后的悲楚以及杨贵妃在仙界对玄宗的思念，它在成文不久就受到文人的欣赏、朝廷的赞誉，并在民间广泛流传。[5]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提到《长恨歌》的声望：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6]
《长恨歌》风行一时的原因何在？白居易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诗人之一，也是唐代最多产的文人，他又是中唐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人集团——元白文学集团的领袖，毋庸置疑，他的文学天才使得《长恨歌》成为千年绝唱。[7]然而，《长恨歌》的流行的最重要原因是，这首叙事诗完美地体现了唐代中期的情感模式——“情”。本文的目的在于试图通过对白居易的作品的分析来考察中唐时期的“情”模式，笔者认为，这一极具特色的情感模式凸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 ——科举文人在权力系统中的逐渐占据优势、情爱在社会性别关系理念中的重要性，以及通俗文学对唐代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1]西方唐史研究者对以科举进仕的官员集团有“new elite”（新精英、新贵族）、“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shi”（士）、“literati-officials”（文人官员）等不同称呼。近年来比较常用的称呼是麦大维(David L. McMullen) 在《唐代的国家与学者》（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年）中提出的 “scholar-officials” （学者官员）。本文采用 “literati-officials” 一词，意在强调这一新兴集团的科举出身背景。本文的选择是出于以下两个考虑：一、唐代科举以文采为重，尤其是以诗赋为中心的进士科；二、一旦进士及第，这些新贵往往以文人自居。正如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提及的，“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人由此出者，终身为文人”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5页）。
[2] 白居易当时正任职盩厔县尉。
[3]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59—661页。
[4]《白居易集笺校》第二册，第659—661页。参见柯睿 (Paul W. Kroll)《白居易<；长恨歌>；新译》(Po Chü-i's ‘Song of Lasting Regret’: A New Translation), T'ang Studies 8—9(1990年），第97页。
[5] 白居易在元和十年(815)所写的《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曾列出了他自己认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两部诗作——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见 《白居易集笺校》第二册，第1053页。）王定保《唐摭言》也提及此诗在当时的流行以及宣宗的著名诗作《吊白居易》:“白乐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诗吊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唐摭言》卷一五)
[6] 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集笺校》第五册，第2793页。
[7] 元白集团指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中心的文人集团。有关元白集团的研究可见马铭浩《唐代社会与元白文学集团关系之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华莉莉 (Lily Hwa)《元稹：诗人兼政治家，其政治与文学生涯》(Yüan Chen [A.D. 779—831]: The PoetStatesman,His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areer),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博士论文，1984年； 花房英树《白氏文集の批判的研究》，京都：汇文堂书店，1960年；平冈武夫《白居易》，东京：筑摩书屋，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