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90年夏，我离开上海到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大学求学。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对读研、执教和出版的艰辛也渐渐有了新的体会，于是便产生了以出版唐史论文集的形式来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想法。这本小集子以论文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在此，我希望通过对各篇论文的简单介绍来再现这一历程中的一些片断以及近二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和唐史研究的变化。
《中唐时期的“情”文学》[1]是我在美国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我的博士论文《白居易作品中的女性、爱与女性气质》[2]第七章的修改稿，它凸现了我在美国读研时期导师们对我的影响。我在1990年至1992年期间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的人类学系，师从女性主义人类学教授Alma Gottlieb。1992年至1997年间，我在历史系读博士学位。当时历史系有两位中国古代史教授，除了我的导师伊沛霞(PatriciaEbrey)教授外，还有一位是研究明清科举制度和知识分子的周启荣教授。九十年代初期，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的社会阶层流动(socialmobility)非常感兴趣，有关科举制度的论著也颇受关注。与此同时，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在人类学和历史学领域中都极为盛行。因此，在决定博士论文方向时，我选择了通过考察唐代科举制度和进士集团的权力上升来反映社会性别话语权变化这一课题。此外，在历史领域中，以感情模式来定义历史时代的研究也非常受欢迎。这篇以“情”作为中唐时期的感情模式、以元白集团作为话语权代表的文章可以说是这些学术潮流的折射。它提出，在科考进仕者逐渐在权力结构中取代大姓望族的过程中，“情”在新贵族的自我表征中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情”文学中所代表的社会性别观是中唐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动力，它对中唐社会各阶层有着巨大的影响。
《唐代的文人与女妓》[3]来自于我毕业论文中的另一章，其观点与《中唐时期的“情”文学》相近：新兴贵族集团借助公开炫耀女妓欢娱来取得唐代社会对他们在权力结构和文学文化的主导地位的认可。不过，在博士毕业之后，我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唐代墓志，因此，此文的论证中添加了一些女妓墓志资料。我在1998年底起向西文汉学期刊投稿，但是，由于自己才疏学浅，加之当时中国史领域中社会性别研究和墓志研究均尚未成气候，因此，这篇论文一直到2002年才得以在汉学研究外的性别研究期刊 《妇女史学刊》(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上发表。
《唐代的文人与女妓》发文之艰难使我决定在写成《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4]一文后直接向汉学期刊之外的学术刊物投稿。作出这一决定的另一个原因是，2002年是我提交终身教授申请报告的年度，如果没有几篇通过同行评审的文章发表，我的学术前途岌岌可危。我是我们系唯一一位亚洲史教授，因此，学校各级终身教授评审委员会更为认可史学中的专题期刊。所幸的是，《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一文投到《家庭史学刊》(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后很快就被接受发表，这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开放和包容。2003年，我在英文原文的基础上，扩充了有关冥婚的墓志内容，在《学术月刊》发表，不期受到国内学者的异常关注。此文的主要观点是，唐代冥婚实践是与唐代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人重丧葬、重合葬；佛教兴盛也导致了唐代死亡观念的变化。这篇论文也是我对唐代佛教产生兴趣的开端。
《会昌灭法时期的女性》[5]从支氏女炼师墓志中有关支氏由住家尼转为道教炼师的记载来探讨宗教和政治的交错变迁以及社会的动荡不安对唐代女性的影响。这篇论文是我早年参加两个美国学术团体年会的成果。1998年六月，我参加了在华盛顿州的WhitmanCollege举办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西海岸分会 (Asian Studies on the Pacific Coast)的年会。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参加学术年会，虽然在会上发表的是关于唐代女妓的论文，但在开会期间，我结识了唐凯琳(KathleenM.Tomlonovic)等一批非常关心、护持年轻学者的分会领袖。此后，我几乎每年参加这个分会的年会，并在2000年被选为分会理事。2001年，学会电子期刊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on the Pacific Coast （简称E-ASPC)创刊，由分会的另一个领袖人物JeffreyBarlow担任主编。我便将2002年4月在洛杉矶召开的女性历史学家西部学会年会(Annual Meeting of Western Association of Women Historians)上发表的论文“Women's Lives under the Era of Persecution of Buddhism”送审E-ASPC,经外审、修改后，终于在2003年问世。这篇论文是我1998年夏天起转向墓志研究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它与学术团体领袖的支持以及我执教的学校对参加学术会议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唐代的生育》[6]一文发表在由留美历史学家学会(Chinese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CHUS)创办的学术期刊《中国历史评论》(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上，其主旨在于揭示唐代女性生活的更深层面。虽然唐代公共话语赞誉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积极角色，但是，从墓志统计数据来看，唐代贵族妇女因产而亡的现象很普遍。此文提出，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是女性生育率和寿命的最直接的逆向势力。此文可以说是我与留美历史学家学会结缘多年的成果。我到美国留学后不久，即经由当时担任学会期刊《中国历史学家》(Chinese Historians)主编的陈兼教授介绍加入学会。CHUS每年在全美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年会上推出分组报告、召开CHUS会员大会，并定期出版会员通讯。2004年《中国历史学家》改名为《中国历史评论》，由学会中坚王希教授出马担任主编，致力于将学刊办成一流学术刊物。[7]因此，我投稿《中国历史评论》也是希望自己多年的研究被认可为有信誉的学术成果。所幸的是，此文被提名为CHUS学术优秀奖候选论著，并于2006年年初获奖。2007年我被选为CHUS主席，2008年起担任《中国历史评论》编委，可以说CHUS是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与许多同行的经历相同，我的大部分学术论文都是先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讨论会上的评论和建议往往给修改论文提供了最佳方案，《大德之争——金仙、玉真公主受法及唐代公主的政治历程》[8]一文就是这一过程的一个例证。在2005年8月召开于上海的国际亚洲学者研究大会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n Scholars)上，我发表了有关唐代道教公主的宗教虔诚的论文；在2006年4月旧金山召开的全美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年会上，我发表了关于金仙和玉真造观争议的论文。参与这两个小组报告的学者卢苇菁、季家珍(Joan Judge)、姜进、曼苏恩(Susan Mann)和伊沛霞教授以及参加会议的学者给我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建议。在这个AAS年会期间，我参加了唐研究学会(T'ang Studies Society) 会员大会，遇到新任《唐研究》编辑的丁香教授，便冒昧地向她提起此文，丁教授回答说：这真是我们学刊所需要的课题！这让我感受到唐研究领域对性别史和墓志的关注，从此，唐研究学会便成为我身份认同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我在2009—2015年间担任《唐研究》编委，2016年成为学会的终身成员，2017年当选学会理事。
2006年3月，我参加了由胡缨和季家珍组办的 “中国历史中妇女传记与性别政治”(Gender Politics and Women's Biographical Tradition in China)国际研讨会，《唐代女性墓志综览》[9]即是在此会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2007年6月，我参加了由香港浸会大学的何刘咏聪教授筹办的“中国女性史史料学国际研讨会”， 与会者探讨了儒家经典、正史、墓志、医书、小说、文集、诗集、绘画、书法、报刊等的史料价值、使用及限制等范畴，《中古时期女性墓志综述》[10]一文是此次会议的成果。对我来说，应邀参与有关妇女史研究史料的研讨会象征着学术界对墓志作为史料的认可。可喜的是，时至今日，墓志几乎已被美国学界视为主流史料了。
《善缘——唐代的佛教徒母亲和子女》[11]的主要观点是，从唐代墓志来看，唐代社会视佛教妇道和儒教妇道互补互融，而佛教徒母亲的信仰对子女的影响似乎超过佛教徒父亲对子女的影响。由此可见，唐代佛教汉化过程是在公共和私人两个空间中同时进行的；唐代社会对佛教妇道观的接受以及佛教徒母亲对子女之言传身教反映了佛教汉化在私人空间的巨大成功。此文发表在2008年由管佩达(BeataGrant)教授任客座主编的《男女》学刊特刊上，而这辑以女性与宗教为主题的特刊的出版象征着中国宗教史领域中宗教与女性研究分支领域的初步成形。
《唐代表亲婚研究》[12]反映了我对联姻理论的重新认识和对我早年出版的《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中有关表亲婚的探讨的纠正。此文提出，联姻理论不仅不能完整解释表亲婚的目的和作用，而且还会屏蔽表亲婚实践中的具体经验。从墓志来看，唐代的表亲婚有其非常具有时代性的特点——个人主观能动性、感情纽带以及本家的角色。此外，唐代表亲婚实践还证实了唐代望族自为婚姻的特殊现象。此文引用了大量人类学资料和比较研究的成果，因此，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相距甚远，这使我在投稿过程中碰到不少坎坷。虽然成文于2008年，直到2011年它才在《中国历史评论》上刊出。所幸的是，此文持续两年成为该学刊点击数最高的论文，还被不少美国高校的性别史课程选为读物。
2008年，卢苇菁教授受美国性史研究权威杂志《性史学刊》(Jour nal of the History ofSexuality)之邀，担任以“中国历史中的性”为主题的特刊客座主编，这体现了美国性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史的极大兴趣。《历史视野下的大乐——唐代的性文学》[13]是这期特刊中的五篇论文之一，其他作者包括卢苇菁、张聪、苏成捷(Matthew H. Sommer)和黄卫总。此文通过分析《游仙窟》和《大乐赋》等文本来探讨唐代性文学的特殊性，它指出，唐代性文学十分强调礼节、雅致、博学、修养以及对性愉悦的感知；它凸现了唐代性别关系和性行为观念中的新层面——科举文人在政治体制和话语权上的优势以及他们与道教和佛教的互动。
《唐代妇女与佛教孝道观》[14]最初发表在2011年澳门大学举办的“中国宗教中的女性与社会性别国际讨论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men and Gender in Chinese Religions)上，此会是由在澳门大学任教的贾晋华教授发起。承蒙她的邀请，我和康笑菲一起参与了筹备工作。可以说，这个讨论会以及会议论文集[15]的出版象征了中国宗教史领域中宗教与女性研究分支领域的成熟。此文主旨在于考察中国佛教孝道的发展以及女性在这个进程中的角色。它提出，在唐代，中国佛教已形成一套繁复的孝道表达体系；而唐代的比丘尼和女信徒是这些新型孝道方式的推动者。
《东国、西国与南国——唐代韩人的身份认同》发表在2014年6月于哈佛大学召开的中世纪中国学术讨论会(The Middle Period Conference)上，这是我至今为止唯一一篇偏离女性和性别主题的论文。此文以九篇百济墓志和崔致远的《四山碑铭》为中心，探讨唐人对三韩人加予的身份认同与三韩人的自身意识的明显区别。这些文献还反映出，在唐代和新罗时代，墓志和碑铭的作用远远超越了纪念亡者、表现孝道、传播社会规范，它们还是表达、制造、“赐予”和竞争身份认同及其相应品德的载体。我对唐代三韩人的兴趣始于近年来发现的百济人墓志，但荣新江和陈三平等学者在唐代民族融合方面的研究也深深启发我对唐人民族身份认同的兴趣，这个课题将是我今后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
本书第十四章——《中国性史研究的选题与资料》是应邀为性别史教材所写的一个章节，它也是我对西方有关中国性史研究的一个回顾和思考。这篇文章提出，现存史料的类型和体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性史研究的课题、方向和方法。比如，有关上古社会的性史研究多集中于对马王堆医书以及对早期道教文献的探讨，而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多注重探讨道教仪式和实践所反映的性观念。有关唐代的性研究在选题和史料选择方面则更为广泛；相对来说，宋代性史的研究多注重于考察儒家对性关系的界定以及对“不端” 性行为的警示。至今为止，明清性史是中国性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富的，这反映了明清史料的丰富和体裁之多元。
《从如愿墓志与惠果墓志看佛教文献的性別化》(GenderingTextsin Chinese Buddhism:Tang Epitaphs for State Masters Ruyuan and Huiguo)一文反映了我对“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的重新认识，也是我借助敦煌题记资料和传统的佛教文献来探讨唐代性别与宗教的起点。此文提出，佛教徒墓志和佛教文献中的社会性别语言以及这些文献所体现的感知上、认可的性别差异折射了唐代佛教系统和唐代社会中社会性别制度以及权力等级制度。此文发表在201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黄慧贞教授筹办的“性別与中国宗教——文本与处境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个研讨会是中国宗教与女性研究这一分支领域的第二次聚会，所提交的论文在选题和深度上超越了第一次聚会，学者们还决定在2020年之前在洛杉矶举办第三次国际研讨会。我相信，这个未来的聚会将在史料、选题和方法论上更为成熟、更加创新。
自1997年我提交博士论文，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中，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领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福柯的理论和结构主义已趋边缘化，社会性别史研究已不再是妇女史研究的代称，唐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多元化的、成熟的中国史研究分支。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与中国学界的互动以及留美学者的参与使得美国的唐史研究领域在史料采纳和课题切入上都更为广博和细致。2016年11月，美国唐研究学会在位于佛罗里达州Sarasota市的艾伦图书馆 (Elling O. Eide Library)举行了第二届唐研究国际讨论会，[16]有二十六位学者在会上做报告，其中包括西方唐史研究泰斗麦大维 (DavidMcMullen)、唐研究学会首任女会长田安(AnnaM.Shields)，以及几位尚在读博士的年轻学者。报告内容之精深和研究课题之多样已远远超越了2009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唐研究国际讨论会。[17]我的总体感受是，如果说，美国唐史研究在20世纪后半期致力于重构唐代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思想、宗教、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意义的话，那么，21世纪以来的研究则开始转向唐代社会组合中的方方面面及其内在互动和外在影响。我相信，这一研究趋势一定会挑战我们对唐代社会的认知，而对唐代社会性别制度及其体现的研究将会对这一挑战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1]“The Fascination withQing in Mid-Tang China(763-835):A Study of the Writings of Bo Juyi(772-846).”Chinese Historians 10(2000):93-121.
[2] Women,Love,and Femininity in the Writings ofBo Juyi(772-846),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1997.
[3]“The Status of Pleasure:Courtesans and Literati Connection in Tang China(618906).”Journal ofWomen's History 14.2(2002):26-53.
[4]“Until Death Do Us Unite:Afterlife Marriages in Tang China,618-906.”Jour nal of Family History 27.3(2002):207-226.
[5]“Compromised Aspirations:Tang Women's Life during the Era of the Persecution of Buddhism.”E-Journal ofAsian Studies on the Pacific Coast,Issue 2003.
[6]“Childbirth and Maternal Mortality in Tang China.”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2.2(2005):263-286.
[7] 有关《中国历史评论》的历史，参见王希《 在美国创办学术期刊——关于CHR成长经历的回顾》，收于陶飞亚、姚平编《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2—152页。
[8]“Contested Virtue:The Daoist Investiture of Princesses Jinxian and Yuzhen and the Journey of Tang Imperial Daughters.”T'ang Studies 22(2007):1-41.
[9]“Women's Epitaphs in Tang China(618-907).”In Joan Judge and Hu Ying,eds.,Beyond Exemplar Tales Women's Biography in Chinese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139-157.
[10]“Women in Portraits:An Overview of Surviving Epitaphs from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In Clara Wing-chung Ho,ed.,Overt and Covert Treasures 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Women's History.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12,157184.
[11]“Good Karmic Connections:Buddhist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in Tang China(618-907).”Nan Nü:Men,Women and Gender in China 10.1(2008):57-85.
[12]“Cousin Marriages in Tang China(618-907).”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8.1(2011):25-55.
[13]“Historicizing Great Bliss:Erotica in Tang China(618-907).”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22.2(2013):207-229.
[14]“Tang Wome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t Filiality.”In Jinhua Jia,Xiaofei Kang and Ping Yao,eds.,Gendering Chinese Religion Subject,Identity,and Body.SUNY Press,2014,25-46.
[15]Jinhua Jia,Xiaofei Kang and Ping Yao,eds.,Gendering Chinese Religion Sub ject,Identity,and Body.SUNY Press,2014.
[16] “Making Connections: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the Tang Dynasty.”(In Honor of the Opening of the Elling O.Eide Library),November 10-12,2016,Sarasota,Florida.
[17]T'ang Studies:The Next Twenty-five Years,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o Celebrate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T'ang Studies Society,University at Albany,Albany,New York,May 8-9,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