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文人与女妓
玉管清弦声旖旎，
翠钗红袖坐参差。
两家合奏洞房夜，
八月连阴秋雨时。
歌脸有情凝睇久，
舞腰无力转裙迟。
人间欢乐无过此，
上界西方即不知。
乐曲、歌舞、美人、文士、夜宴， 白居易《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所描写的华丽场景可以说是唐代女妓文化的典型体现。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女妓制度得以完善的时期，同时，文人与女妓的密切关系、有关女妓的文学、女妓的写作尤其是文人对与女妓欢宴的公开张扬都是中国历史少见的。随着女妓制度的变迁，这种公开炫耀在唐代以后被视为不可思议。宋代学士龚明之 (1091—1182) 就曾经这样评论白居易与女妓的过往：
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必以罪闻矣！[1]
然而，唐代女妓文化的种种鲜明特征也正是唐代权力结构和文化动因的变迁的反映。学者们早已指出，唐代（尤其是中唐）是中国古代史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的起点是给唐王朝带来极大的政治和经济冲击的安史之乱 (755—763)。[2]随着大姓望族的势力衰退[3]以及唐皇朝渐趋依赖科举铨选举官，进士集团在权力结构中的影响力随之而增强。虽然许多科举及第者出身望族，但是，望族之外的成功者也比比皆是。唐代的女妓兴盛，尤其是蓄家妓的现象可以直接追溯到科举及第的文人在官僚体制中的逐渐扩张，与女妓来往是这些经由科举而进仕的文人官员显示他们在权力系统中的特殊地位的方式之一。而唐代社会又为这一女妓文化提供了优裕的土壤——唐代与外界的交流达到了空前的程度；[4]其经济的商业化、[5]南北人口迁徙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6]通俗文化和思想的多元化[7]等都是唐朝时期非常特殊的动因。
唐史和唐代文学研究者对唐朝女妓文化的突兴早有注意，有关唐朝女妓及其与文人的密切关系的研究论著也是不计其数。[8]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一组与这个课题有极大关系然而至今为止尚未引起重视的史料——为女妓所撰的墓志铭。事实上，为女妓撰志本身就明显地反映出唐人对女妓制度的态度。此外，本文还将探讨其他论著较少提及的家妓制度，并考察唐代女妓与唐文人生活的种种关联。正如诗歌是唐文人官员的自我标识和身份认同的中心，[9]在唐代，与女妓的交往是这些新贵用以巩固和标榜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特殊身份的重要途径。
[1] 龚明之《中吴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第 6页。
[2]参见蒲立本 (Edwin G. Pulleyblank) 《安禄山叛乱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An Lu-sh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年。
[3]参见姜士彬(David Johnson)《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Westview Press,1977年； 伊沛霞 (Patricia Ebrey)《早期中华帝国的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年； 崔德瑞 (Denis C.Twitchett)《唐代统治阶层的构成——来自敦煌的新证据》(The composition of T'ang Ruling Class:New Evidence from Tunhuang)，收于芮沃寿(Arthur F. Wright)、崔德绎编《唐史探讨》（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年， 第47—85页。
[4]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T'ang Exo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年。
[5]参见崔德瑞《唐代的财政管理》（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ang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年； 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Commerce and Socie ty in Sung China)，伊懋可 (Mark Elvin)译，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0年。
[6]参见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区与社会的转化》(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750-1550),Harvard Jour nal ofAsiatic Studies 42(1982年）, 第365—442页。
[7]参见麦大维 (David L. McMullen)《唐代的国家与学者》（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年； 包弼德(Peter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年；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中国中世纪的尾声：中唐文学文化论文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s Middle Ages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 tur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年。
[8]20世纪60年代即有两部《北里志》的译本出版。一是哈沃德·列维(Howard Levy)《北里志》(The Gay Quarters of Chang'an)，分别载于Orient/West 8.5(1963年），第121—128页；Orient/West 8.6(1963年），第115—122页；Orient/West 9.1(1964年），第103—110页。另一个译本是法国汉学家戴侯杜(Robert des Rotours)的《中国唐末的妓女》（Courtisanes Chinoises à la fin des T'ang)，高等中国研究学院图书馆出版物第22种(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22),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8年。其他有关文人与女妓的西文研究包括：熊存瑞 (Victor Xiong) 《唐代长安的歌舞妓》(Ji-entertainers in Tang Chang’an)，收于Sherry Mou编《存在与再现：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妇女》（Presence and presentation women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St.Martin's Press,1999年，第149—169页；童若雯(Jowen R. Tung)《写给父家长们的寓言：唐代话语中的社会性别政治》（Fables for the Patriarchs Gender Politics in Tang dis course),Rowman&Littlefield Inc.,2000年，第6—10章等。熊文指出，平康里与考生聚居的崇仁坊接邻，唐妓的主要接待对象是举子，因而，她们的主要职责是歌舞与诗书来往。童若雯认为唐代妓女文化的兴盛是唐社会性别政治的产品。唐代的文人官员不仅需要女妓来抬高自己在文坛的地位，而且还依靠她们来满足自己对女性美的渴望，因为在儒教传统中，男性是不应该对自己的妻子表现出强烈的情爱的。宇文所安在他的《中国中世纪的尾声》一书中对文人与女妓的过往也有评论，他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文人新贵对私人空间和性情的追求。日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学者对唐代女妓的研究多注重于对女妓身份和组织，女妓的生活，以及她们的艺技和文学。重要研究成果有王桐龄《唐宋时代妓女考》，《史学年报》1929年第1辑第1期，第21—31页；岸边成雄《长安北里の性格と活动》，《历史と文化》4,《历史学研究报告》7(1959年）；岸边成雄《唐代妓馆の组织》，《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人文科学科纪要》5,《古代研究》2(1955年）；石田乾之助《增订长安の春》，东京：平凡社，1967年； 傅乐成《唐代妇女的生活》，收于氏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7年，第117—142页；宋德熹《唐代的妓女》，收于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集续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1年，第67—122页；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56—79页；廖美云《唐妓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95年；郑志敏《细说唐妓》，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
[9]参见王国斌 (R. Bin Wong)、胡志德 (Theodore Huters)、于宝琳 (Pauline Yu)《序言：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范式转型》 (Introduction: Shifting Paradigms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Order)，收于Huters,Wong,and Yu编《中国史中的文化与国家》（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Accommodations,and Critiqu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年，第1—28页。又见于宝琳《明清时期的经籍的形成》(Canon Form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同前，第83—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