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三种路向说

到此为止，梁漱溟的文化观不仅不是反对西方文化的，在某种意义上，仍可以说他是很“西方化”的。他希望中国人不仅要学科学与民主，而且要中国人学习科学与民主所从来的“路向”，认为不如此，科学与民主就学不来。这不是比只讲科学与民主的人更西方化吗？照这样一种讲法，他几乎可以说是从外到里的要彻底的“西方化”了。

不止如此，他不仅认为东方文化是未进步的，西方文化是比东方文化进了一大步的，而且他提出，如果没有西方的打入东方，东方是不会自然进步到西方的样子的。他说：

我敢说：如果欧亚的交通不打开，中国人的精神还照千年来的样子不变，那中国社会的经济现象断不会有什么变迁，欧洲所谓“工业革新”（Industrial Revolution）的，断不会发生。又如果回族同欧人不去侵入印度，听着印度人去专作他那种精神生活，我们能想象他那经济现象怎样进步么？^[1]

这一段话，也会被理解为梁漱溟认为中国和印度的进步太慢。到以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梁漱溟，和欧化派没有什么分别。然而，正是在这一段话上，梁漱溟开始提出他的惊世之见：

我们先来拿西方化的面目同中国化的面目比较着看：第一项，西方化物质生活方面的征服自然，中国是没有的，不及的；第二项，西方化学术思想方面的科学方法，中国又是没有的；第三项，西方化社会生活方面的“德谟克拉西”，中国又是没有的。几乎就着三方面看去中国都不济，只露出消极的面目很难寻着积极的面目。

于是我们就要问：中国文化之根本路向，还是与西方化同路，而因走得慢没得西方的成绩呢？还是与西方各走一路，别有成就，非只这消极的面目而自有其积极的面目呢？有人——大多数的人——就以为中国是单纯的不及西方，西方人进化的快，路走出去的远，而中国人迟钝不进化，比人家少走了一大半。我起初看时也是这样想。……但其实不然。^[2]

所有陈独秀等西化派所指列的中国文化的病症，梁漱溟都承认；所有欧化派所主张对西方文化的学习，梁漱溟都赞成。只有一条梁漱溟不能同于欧化派的，那就是他不能承认中国文化彻头彻尾的、全部是无价值的，这是他在理智和感情上都不能同意的。他所心存的，就是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给东方文化留下一块肯定的空间。

怎么做到这一点呢？他的方法是先承认欧化派的所有文化主张，然后再下一转语。他的第一步，是区分中、西、印三种文化各有其“路向”：

差不多人类文化可以看作一条路线，西方人走了八九十里，中国人只到二三十里，这不是很明 [显]的吗？但其实不然。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的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中国实在是如后一说，质而言之，中国人另有他的路向态度与西方人不同的。^[3]

即使从这样的观点，也仍然可以得出西化论的结论，那就是，中国人一开始就走错了路，现在赶快走西方的路罢！换句话说，梁漱溟讲到这里，西方化论者，还是可以不加反对。那么，分歧由何而起呢？

分歧的开始就在于，如果说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梁漱溟基本上赞成欧化派的文化分析和政治主张，而唯独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全部无价值的话，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后期，梁漱溟就开始注意对西方文化弊病的批评，并由此对未来世界文化的走势提出大胆的预言，即西方文化在未来将发生改变，东方文化将在未来复兴。所以，简单地说，梁漱溟与欧化派的不同，主要的不是对“过去”的认识，也不是“当下”的选择不同，而是对“未来的发展”预测不同。

现在可以讲到梁漱溟早期文化观的核心——“三种路向说”。他认为，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生活的样法，归结起来有三种：

第一，遇到问题，向前面下手，改造局面，也就是奋斗的态度。

第二，遇到问题，随遇而安，不求奋斗，而是求自我的满足。

第三，遇到问题，就想取消问题和要求。^[4]

梁漱溟认为，西方、中国、印度的文化分别体现了这三种生活的态度，具体说来：

西方文化走第一路向，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

中国文化走第二路向，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印度文化走第三路向，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5]

这种提法，从人格化的方面可以很清楚地区别开来，有的人一心进取、向前追求；有人调和持中，随遇而安；有的人则对生活持否定态度。

上面说过，这三种路向说，一个西化论者也可以赞成，因为从这三种路向说，可以引出以进步观念为基础的彻底西化论的结论，即世界各国要生存，要现代化，都要走第一路向，才能发展经济，实现政治民主和个性发展。事实上梁漱溟也赞成走第一路向为今日中国之所急。

如果仅仅是这样，梁漱溟岂不仍与欧化派完全相同了么？梁漱溟与欧化派当然有不同，因为从三种路向说中，他发展出与西化派不同的变化的文化观，一种对三种路向都可有肯定的文化观。质言之，他把对西方文化的肯定置于时间坐标的“现在”时段，而把对中国、印度文化的肯定移置到时间坐标的“未来”时段。简单地说，在他看来，世界文化正在发生大的变化，变化的趋势是，在“现在”，世界都应学习西方，走第一路向；而在“最近的未来”，世界将转向第二路向，即以前中国文化所体现的路向；到了“未来”，世界将转到第三路向，也就是以前印度文化所体现的路向。在这样一种时间的维度里，他使得中国与印度文化的价值仍能获得肯定，而不像西化派想做的那样，把中国与印度的文化在西方化的潮流中永远送回历史的博物馆。此外，除了这种“时间”的处理方式，梁漱溟还采用一种“空间”的方式，来安顿中国文化的位置，他与西化派一样批评、否定中国古代在“文明”方面的落后，如器物、制度、学术等，但不认为中国文化的“人生态度”是落后的，认为人生态度是无所谓进步落后的。事实上，他所谓未来中国文化的复兴，根本不是指器物、制度、学术，而是仅指人生态度的“路向”而言。

[1]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75页。

[2]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91—392页。

[3]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92页。

[4]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第381—382页。

[5] 同上书，第383页。